155.第155章 郑芝龙
第155章 郑芝龙
而崇祯初年，大明腹地的粮价普遍稳定在一两银子一石上下，百姓辛苦一整年只能得到六石粮食。
而这六石粮食，不仅要供应一家数口人的吃喝，所有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甚至还有婚丧嫁娶，都要从这六石粮食里面出。
可想而知，百姓的生活有多么艰苦。
就这，还没有算上百姓可能遇到的意外事件，譬如各类天灾人祸。
这一时期。
随着小冰河时代的降临。
整个大明皇朝的农民抗风险能力都极差，即便是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也随时处在饿死的边缘。
更不要说一旦遇上天灾人祸，那基本上就只能等死，或者生不如死。
也就无怪明末农民起义，无论规模还是频率在历朝历代中都属于上游。
话归正题，由此便可想见，朝廷看似只是减免了每亩九厘的辽饷，但对于百姓而言在关键时刻便足以活命。
而且正是这一次活命的机会，将会令不知多少念叨着“还活得下去”的百姓，放弃加入流寇。
这一点小变化，也许将会如多米诺骨牌般在不远的未来起到难以想象的变化。
侏儒闯王李自成、高迎翔之流，所过之处是否还能啸聚数十万流民？
还是否会再出现“饥民，恐闯王不至”的情况呢？
这一点需要交给时间验证，但此时天下百姓得知这一喜讯，比过年还高兴却是事实。
而普通农民暂时还搞不懂的摊丁入亩，对于闻讯的广大士绅地主阶级而言，却是如丧考妣。
这些人当中，拥有土地最多的甚至高达数万顷，如万历第三子，后来被李自成丢进铁锅里煮成肉汤的福王朱常洵，当是离开京城之时便得到了万历赏赐的两万顷土地，换算成亩的话，就是足足两百万亩！
再加上他就藩之后费尽心机兼并的部分土地，累计早已超过两万顷。
然而这一部分只是隐田，没有被朝廷记录在册，又或者挂靠在他人名下，不为人知。
而土地少的，就如一般乡间地主，也有数百上千顷。
原本这些人利用各种手段，享受各种徭役和田赋优免政策。
但是随着摊丁入亩的推行，摊丁入亩之中所包含的“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准则，即便是宗室和读书人也不再享受优免政策，也需要按照实际拥有的耕地面积缴纳赋税。
根据朱元璋时期定下的田税标准，官田每亩收取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则收取三升三合五勺。
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田税，赋税的确不重。
如果是普通百姓，每三十亩才收取一石粮食。
而根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在天气正常的年景，即便是最贫瘠的土地产量也有一石以上，而在富饶的南方地区，甚至可以达到三到四石。
比之“三十取一”的商税还要低，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日发严重。
地主豪绅阶级，往往采取各类避税手段，或者将田地挂靠在普通百姓名下，让普通百姓替自己交税。
而普通百姓虽然知道自己有多少地，但地方官府往往只是告诉百姓一个需要缴纳的数字而已，百姓自己往往也搞不清楚具体的田赋是如何计算的，稀里糊涂的就替地主交了税。
然而摊丁入亩中明确规定了大明两京十三省，根据不同区域土地肥沃情况所需要缴纳的赋税，并明文昭告天下，百姓只需按照实际耕种面积缴税，无地者不交税。
这样一来，那些宗室豪绅绝大部分的避税手段都将失效，必须老老实实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拥有土地，来缴纳赋税。
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天塌了一般。
要知道朱元璋所规定的田税，当中并未包含丁银、杂项，而随着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的严格推行，填税数额必将远远超出朱元璋所规定的范围。
即便是只按照朱元璋官田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少两升的标准征税，对于拥有田地众多的地主而言也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
譬如芙王拥有两万顷田地，因为都是腕力所赐，所以属于官田，征收标准是每亩五升三合五勺，可以理解为0.0535石。
那么福王每年应缴纳的田税就是两百万亩乘于0.0535等于十万零七千石！
按每石一两银子计算，则需要缴纳十万零七千两白银。
或许会有人觉得这不到十一万两银子并不多，但是要知道，毛文龙在皮岛上养着十几二十万人，朝廷每年也只是给他十八九万两银子而已。
而当时的农民年收入只有八两，这十一万两银子相当于一万三千多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年收入！
如果按照每个家庭四口人来计算，这十万零七千两银子，足以养活五万三千五百人一整年！
而这还只是仅仅福王一人，类似福王这样级别的藩王，崇祯时期足足有二十七人！
当然，能够像福王这么巨富的，显然只是少数，即便是放到那二十七名藩王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况且还有其他大量品级稍低的宗室，以及数之不尽的大小豪强地主。
所有这些全部加起来，哪怕只有一百个福王这种体量，每年也将给大明朝廷带来一千多万两的收入，何其恐怖！
而以上仅仅只是根据朱元璋颁定的田赋标准进行计算，若是再加上各类苛捐杂税、丁银杂项等等，不说在这个数字上翻翻那也差不多了。
一个年收入两千万两白银的大明朝廷，战力将会有多么彪悍简直不敢想象！
而随着赋税改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远在福建的熊文灿爷已经带着崇祯的中旨，来到了福建南安的郑芝龙老家。
熊文灿一得到崇祯的中旨，便立刻轻车简行火速赶往南安，并提前通知了郑芝龙。
虽然此时的郑芝龙在朝廷眼中仍然是啸聚沿海的海上巨寇，然而熊文灿却丝毫不惧。
因为早在他担任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的时候，就已经积极配合郑芝龙，将福建沿海居民迁徙到台湾耕种。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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