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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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玉堂闲话》——代序
朋友们好？吃饭了？相隔四年之后，《玉堂闲话》的小栏目又与朋友们见面了。四年前我曾在这里开过半年《玉堂之说》的小栏目，承蒙读者朋友的抬爱，竟还有许多朋友记得它，并希望我能继续开这个栏目。编辑小姐向我转达这些意思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同时也觉得难度不小。一是如今的随笔不像前几年那么热了，读者也逐渐成熟起来了，你想讨读者的好难了。二是我毕竟靠写小说吃饭的，写小说与写这个两股劲，我要老写这个那是对创作心境的一种破坏，我近年写长篇的时候老也进入不了状态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证。三是这玩意儿写多了，容易捉襟见肘，容易露馅儿。深刻的人，看上去有水平的人，都是不说话或少说话的人。他越不给你写稿，你越觉得他是名人。他越不说话，你越觉得他神秘、有含金量。我这么三啰啰儿两啰啰儿，就把自己的些毛病给暴露了。因此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不要对这个栏目期望太高，别指望它篇篇都好。如果是这样，那就再开它半年，好在我是个实在人，不怕露馅儿，我欢迎匿名信之外的任何批评。
《玉堂闲话》将继续保持《玉堂之说》的一些长处，比方实话实说了，不矫情兮兮了，不故作有学问了，比较朴实了，有点味道、有点幽默感了等等。在内容上我将侧重闲话一些人与事。人，可能是我所熟悉的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现在也不怎么太火的作家、艺术家或其他小人物，比方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了，我的某个很好玩儿的朋友了等等，免得有巴结讨好之嫌；事，可能是陈年旧事，但现在说起来还有点意思或别人不曾这么说过的事。比方前些日子足球上的亚洲十强赛之后的那个记者招待会，所谓败军之将不言勇，但有关人士在那里理直气壮地给我们上课，将他们的无能及失误推到我们的社会制度及体制上，我当时就有看法，因那时我正忙着别的事不想分心，故没及时写文章跟他唱唱对台戏，现在就想说道说道。但我不写花鸟鱼虫，风花雪月，我过去也没写过吧？嗯，现在就更不会写。
我给我的这些小东西定了个位，叫做靠近杂文的生活随笔，也希望一些行家里手不要拿文学散文或艺术散文之类的名词规定它、吓唬我。
因为是闲话，我当然就不会板着面孔说，而是尽力说得轻松，让你看着有味儿。凭我流畅而有味道的语言，这点不难办到吧？相信我，没错的。
以上的文字，是我在《齐鲁晚报》开《玉堂闲话》小栏目时的开场白，我将其挪在这里就作为我第二本随笔小品集的代序。因为意思还是这些意思，没有更新的话题。
时下消费无热点，读书也无热点。从我自己近年的阅读经验看，我也是喜欢读那些贴近读者、靠近生活的实话实说的东西，那些虚构的东西不怎么读了。相信读者朋友们的需求与此也是差不多的，故将近两年写的些小东西集起来，再出这么一本。愿朋友们继续喜欢。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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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模拟发言
我在部队当干事的时候，经常给领导写讲话稿。写得多了，上瘾了，它成了我写作中一种得心应手的文体。我若参加一个非参加不可的会的时候，我脑子里首先就要作一番模拟发言，有时还习惯成自然地替别人构思发言稿。比方说，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寻思我家乡那地方肯定要开个纪念大会什么的，牟葛彰那样的人物也肯定要发言，那时他会怎么发呢？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同志们好？吃饭了？又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是吧？今天这个大会很重要，接到让我参加这个大会并准备发言的通知，激动得我好几晚上没睡着觉，我觉得别的会可以不参加，今天这个会不参加不行。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叫我们唱着东方红，翻身做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这词儿怎么编的来，将咱农民的心里话全都唱出来了。咱农民是改革开放最早和最大的受益者，二十年间的变化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开个大会庆祝一番也是应该的，那还不来？牛什么牛？要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打井人嘛，对不对？
二十年的变化天翻地覆慨而慷，三天三夜说不完，我就说说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
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莫过于人的自身的解放，即咱农民重新恢复了尊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发言权，当然也包括将咱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今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都还记得“大锅饭”时的情景。那时咱农民自己不能决定种什么，一切都要根据上边的指示或计划。一提“以粮为纲”，那就不管山地还是平地，一律种上粮食作物。更不能互通有无，你若将章丘的大葱运到咱沂蒙山来卖，那就是投机倒把，就要被罚款或拘留。
更重要的是那时咱农民没有多少自由与自尊。撇开阶级斗争的因素不说，即使你是老实巴交的贫下中农，你要赶集上店或走亲戚都是需要请假的，更不能到城里去打工。那时还有一个专用名词——盲流，这个叫法可真是不好听，特别带有侮辱性，听上去跟流氓差不多。一旦当了盲流，那就很可能被收容，尔后像犯人一样给押回来，令你脸面扫地，毫无自尊可这个言。
我整个少年时期，对三种人儿特别畏惧，一是拿听诊器的，二是放电影的，三是开拖拉机的。你要生了病，甭管多么急，他是一律让你先缴上押金再给看，看也不认真看，动不动地还给你来个误诊，待打起针来就跟纳鞋底似的，乱扎一气，好像咱农民身上的肉不是人长的。偶尔来个放电影的呢，他维持个熊秩序，一边喊着坐下坐下，一边拿着根竹竿乱拨拉，一不小心就让它敲一家伙。当然喽，咱农民看电影的秩序也是差点了，可差点就拿竹竿乱拨拉吗？拿咱农民不当人。那回我去东里店看电影，挤来挤去的，一不小心踩着了一个公家人儿的脚，他就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还让咱站好什么的，吓得我了不得，赶忙窜了圈。这说明咱农民活得不如人家自信是吧？嗯，不如人家自信定了。那些开拖拉机的也特别牛皮，你好酒好菜地侍候他，他往往还不给你耕到头儿，那时有一句顺口溜就是说这些家伙：叫有酒没有肉，不给耕到头；有饭没好菜，说坏它就坏……如今再来这一套不灵了吧？一搞市场经济，那些放电影的、开拖拉机的往往没活干，你一个电话过去，他屁颠儿屁颠儿地就来了，再给他个小酒喝喝，哪怕就是假酒劣质酒，他恬着个脸就当面吹捧你，表现得非常没有水这个准。这就叫物质决定精神，你日子好过了，腰杆子硬了，说话管用了，他再拿咱不当人不行了。
我特别为如今我们农民有了更多的发言权而感动与感慨。农村里头当然还有诸多的腐败及不如意，诸如集资过多，负担过重等问题。可咱敢说话了，咱可以向上边反映，可以跟他打官司，还可以编出许多生动的流行话语来讽刺他，这都是改革开放给咱农民带来的自尊与自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搁过去行吗？——这是其一。
二一点，我要说的是二十年间千变化万转变，最根本的变化是观念。过去一提愚昧落后、封闭保守这样的字眼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咱农民，如今更多的则是指某些亏损企业的领导班子。
有两篇东西，我认为比较能反映咱农民观念上的变化，一是八十年代初的《鲁班的子孙》，说的是农村里面两代木匠观念上的差异，老木匠过去给人打家具、做檩梁，看作是邻里间的互相帮忙、正常往来，从不要钱；一改革开放，小木匠给人干任何活都要收费。农村里面确实是这么个事儿不假，这就叫商品观念。二一个是九十年代初的《秋菊打官司》，说的是农村妇女秋菊的丈夫让村长踢了一脚，她是如何地为人格和尊严而战，不惜千辛万苦也要讨个说法。看，咱农民的观念更新了吧？
人们观念上的变化也涉及到方方面面。过去形容农村妇女心灵手巧会过日子，常常说她们鞋底纳得多么密，去河里洗衣服抡棒槌，现在纳鞋底、抡棒槌的情景没有了。改革开放让农村里面多了些什么，也少了些什么。
有许多上不了大席面的东西如今可以上了，如来了客人，可以在酒席桌上上野菜、地瓜、知了、蚂蚱什么的。可我对地瓜、野菜这些东西永远不会有好感，孩子们往往不理解，说当年你们天天吃地瓜，那可是怪恣呀！
过去上坟烧纸钱儿，烧用纸糊的金钱、元宝，现在烧彩电、冰箱、小轿车，当然也是用纸糊的，可层次高了。
“同志”很少提了，取而代之的是先生、小姐、老板、女士。我习惯成自然不分场合地称某某同志，常常被讥笑。
可以当面称赞农村的些妮子长得漂亮。改革开放之前会被认为是耍流氓，而现在你一说她漂亮，她就恣得呲着个牙在那里傻嘿嘿。
“盲流”不提了，现在叫打工族。
……
二十年间每年都有数百条新词儿诞生，如市场经济、彩电、冰箱、空调、手机、炒股、下海、打工、下岗、再就业、卡拉OK，买单、打的、休闲、信用卡、科盲、港商、议价、退耕还林、银根紧缩、一国两制、扫黄打非等等，都反映了人们观念的更新和心态的调整。哎，这些新词儿咱农民接受起来还怪容易。
改革开放二十年，千变万化说不完；最重要的是两条，一观念来二尊严。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把身翻；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咱的兜儿里有了钱……最后一句格调不高了，总之意思是那么个意思就是了，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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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的长处或优点
……
你下岗，我心伤，却又没有好主张。你让我在省城找活干，哪怕在酒馆干跑堂儿。此事按说我能办，仔细一想又不妥当。省城乃一浮华地，灯红酒绿穷阎漏屋堪炎凉。你的性格我知道，怕的是日后心理失衡的滋味更难尝。——原谅你大哥我，本想很庄重地劝劝你来着，说着说着就顺了口，下边说正经的。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咱们相识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还记得吧？刚当兵的第一年，咱们分到了一个连队，我在连部当文书，你在勤杂班当饲养员，那天晚上熄灯之后，你将我约到海边去谈心，你第一句话就是让你挖着了（沂蒙山方言，赚了便宜）哩，还是多上几年学好哇！我的意识里也是觉得文书要比饲养员好些，遂有点过意不去，好像欠你的似的。那次你嘱咐我，往家写信的时候，不要提你在这里当饲养员的事，我答应了。可很快，饲养员的优越性显示出来了，转年你就入了党。你又一次约我去海边谈心，你怕我心理失衡，遂用一件隐私来安慰我，你说临来的时候你跟你对象已经去公社登记了，也将结婚之后才能办的事办了，但你的入伍登记表上填的还是未婚。你又嘱咐我替你保密，无论如何不要说出去。我说这是你对我的信任，我怎么会说出去！你还告诉我，你是一定要实现让她当军官家属的愿望的。有一个细节，我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即你问我，咱们的入伍登记表上家庭出身一栏里，一般都是填贫农、下中农，哎，那些北京兵还有填革命干部的哩，那就比贫下中农好听，将来咱们的孩子大了，要填个表什么的，也该填革命干部了吧？
不久，我就调到机关搞报道去了，你还经常去看我，要我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把那党来入。此后你如愿以偿，尽管我比你大一岁，可你永远比我进步快，我入党，你提干；我提干，你结婚；等我结婚的时候，你们的孩子已经两岁了。那次咱们的家属一起去部队探亲，你和你爱人抱着孩子去我那里玩儿，我接过孩子说是，此乃革命干部的后代也！你说，你这个同志缺乏个严肃性呢！但你的表情告诉我，你心里是怪滋润呀！尔后你跟我大谈你们连的伙食问题，嘲笑四川兵不会包饺子，指导员的老婆做的那饭跟猪食一样。——你一直干司务长，你爱人也穿着女式的军装，估计是你利用职务之便，用你的男式军装为她换的。我那次就发现，你是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你也比较地心灵手巧，你爱人走的时候，就带了好几个你自己做的那种折叠式的小板凳，很精致，也很实用。你向我强调，做这玩意儿必须用水曲柳的木头，柞木也行，嗯。
八十年代初，咱们又一起从部队转了业。从部队往家托运东西的时候，你的东西比一般人都多，其中就有解好的木板子、子弹箱，甚至还有铁锹、水桶之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小县城里，我在广播站干编辑，你在×厂干食堂管理员。你热情，周到，喜欢操心，也喜欢跑腿，你很快就成为我们那一批战友中的核心人物，每次的聚会你都是召集人。你人缘儿不错，外地的战友来了，也都是先找你，尔后你再分头打电话召集我们。
你搞着后勤，却一直关心着政治，甚至关心着文学。有那么几年，你喜欢跟人说刘玉堂又让我训了一顿。我真的想不起你何时何地因何训过我，也不知你为何要这么说。有一年，我发了个短篇小说，让小县城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