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4章 中国创业的世界潮流
中国广东省，东港市，一个被称为“华强北”的ICT元器件大市场。
“维里埃贸易公司”的老板维里埃，坐在一个摊位技术员的电脑旁，几个小时前，他看着技术员将他要求的元器件参数，从电脑上用邮件发给了厂家，他现在是来等着拿成品的。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中国的这种高效率，即使在中国，大约也只有不到10个城市，能够提供这种快速制造和组装ICT产品的能力。
维里埃是法国人，在中国留学结束后，他并没有回国，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商机，于是在东港市开办了一家贸易公司。
以往在西方销售的ICT产品，大部分是西方大企业进口中国的核心元器件，再组合一些西方自产的零部件，然后品牌化地大规模销售。也有一部分是直接从中国进口中国品牌产品或者是贴牌生产。
这样的模式适合大规模的产品制造和销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高收入的人群对ICT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正是维里埃发现的机会——个性化服务的ICT产品，他的贸易公司现在主要的产品，就是个性化的笔记本电脑。
维里埃敏锐地捕捉到了欧美大企业，对其高端客户提供高质量电子消费品的迫切需求，开始利用东港市及其附近地域，完善而发达的产业链、物流链，为客户提供采购、外包、包装、仓储、运输乃至工业设计等一站式服务，将他的贸易公司，发展成了一个基于东港市的国际供应链管理企业。现在他已经把原来的“维里埃国际贸易公司”改成了“维里埃国际供应链公司”。
说白了，就是在大洋彼端的欧美大企业，只要是把一个样品或是创意，交给维里埃公司，他们就能在最短时间内，在东港市或周边地区，找到工厂生产，并把成品运送到客户的门口！
这种模式，显然只有依托中国国内，类似东港市这样拥有完善供应链体系的产业链，才能完成。例如以东港市为圆心的珠三角制造业的一条龙配套，可以将一个新产品的交付期(从订单下达到交付的时间，包括备料、生产、运输等所有中间环节)缩到最短，这是除了中国其它的几个ICT大基地以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与之匹敌的。更不要说一些最核心的零部件，除了中国以外，别的国家的ICT科技，根本没有跟得上。
那些欧美大企业，如果靠自己来搭建这样的供应链，单单他们在中国找到所有的供应商，恐怕半年时间都过去了，但是找到维里埃公司的话，几周就完全解决了。这已经不只是“供应链外包”了，某种意义上，这是“半设计外包”。
这个模式，使得他的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已经成为欧美多家巨头的战略供应商，年销售额突破了2000万美元。
作为法国人，维里埃并不是学ICT出身的，由于巴统的长期影响，ICT的多个专业，中国是不允许西方学生学习的。不过毕业后这几年创业，边干边学，他也算得上半个ICT专家了，虽然他懂的主要是性能应用，而不是真正的技术奥秘。
维里埃深知，公司的成功，其实是依靠东港这里的基础设施、制造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世界一流的能力汇集，才使得维里埃公司的商业模式得以成立。如果在法国或者去美国，这种模式根本不可能立足，欧美大公司怎么还可能需要他的服务？
所以他最近一直在考虑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现在的成功，长期来看是未必有持续性的。中国本土的公司没有同样的能力吗？他们整合供应链的能力显然更强，他们不如维里埃公司的地方，是对欧美的文化把控、对欧美商界的熟悉度、对欧美产品流行等这些方面的认知不到位。同样，欧美的大公司未来也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只要他们在中国同样深耕。
这是ICT科技的大时代，现在又是互联网的大时代，中国推出的移动智能手机，恐怕将是一个不次于电脑的新的大市场。维里埃公司在电脑产品上的成功，未来还能在移动智能手机上复制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迫使维里埃不得不去考虑下一步的个人选择，这是会决定个人未来的命运的。
虽然把自己的公司改成了“国际供应链”，但维里埃明白，其实公司做的，也不过是高端一点的贸易，本质上还是贸易公司，多了些技术整合服务而已，这个商业模式的核心竞争能力，仍然是薄弱的，根本没有打入中国的科研体系，这是因为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也是因为维里埃公司，只是东港市自由贸易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企业。
中国的科研产业化，是一个四环的齿轮结构：内、中、外、海外四环：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产品转化、海外推广。从0到1的基础突破，往往来自中国国家和大学的科学家们，而从1到100的应用技术突破，常常在各企业的实验室中孵化，而从100到中国国内的产品转化，往往由本土企业完成。
海外推广这最外的一环，其实是这个齿轮结构增加的“外挂”而已，重在营销，但隔离了科技的核心层面。就像维里埃公司现在做的，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中国供应商的产品和技术力，做出适合海外的产品或品牌，但说到与中国的科研体系融为一体，成为产业链上的一环，那就不行了。
外挂随时可以拆卸，靠内的三环，才是核心。维里埃公司的未来，应该是一种“反推”——深度理解海外的市场需求，依靠海外环齿轮的动能，推动中环甚至内环的硬核科研进展，说白了，就是公司代表的“海外”这一环，并不需要一个本土企业的外环，而是直接对接内环和中环。
这无疑需要维里埃公司是中国的“自己人”，简单理解，就是需要两个调整，第一是维里埃本人，需要移民变成中国人；第二是维里埃公司，必须从一个自由贸易港的西方贸易企业，变成一家合法合规的中国本土企业。
对于移民中国，维里埃本人倒是不在乎，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强国，如果不是自己的企业已经发展了起来，想移民还未必能行呢。真正让他顾虑的，是公司转变成本土企业，这就意味着，作为中国公民，他未来只能是拿到2%左右的收益，就算有其它奖励，也不会超过公司收益的3%，在无疑是利益上的巨大损失。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他很能理解，源自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这一套体系，也非常明白中国要求的“企业家精神”，可不是“唯金钱动能”的，金钱很重很要，但是如果只注重金钱，就不是中国需要的企业家，那是西方的资本家。
虽然能够理解，到轮到自己的身上，自然是非常肉痛的。理论上，维里埃公司的利润，要发展到目前规模的30倍以上，自己才能拿到与现在等同的利润（收入），这值得吗？
中国人常说的“要钱还是要事业？”的选择，居然让维里埃现在，不得不做出这个痛苦的选择。很多人嘴上不屑于利益，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利益可言，真有利益要放弃的这样见真章的时刻，选择能够不困难的人其实很少，能够放弃利润的人也很少。
他有一个朋友凯西，他的选择就毫无困难，来到东港市攻读博士后，发明了与硬件加速器有关的技术，直接拿到了中国国家基金的投资，还协助他组织创办了混合制企业，一切都帮他安排好，这样他要是做大了拿到2%的股权，凯西本人也觉得这是很好的结果，他就毫无维里埃这样的“选择困难症”。
维里埃叹了一口气，要是像凯西一样，他就不必现在这样的患得患失了，因为凯西根本没得选择。
其实维里埃的朋友凯西，考虑的可不是什么有没有选择的问题。
凯西是个爱尔兰人。他很清楚维里埃的困惑，不过这是一个没法劝的事情，如果朋友听取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又后悔了怎么办？巨大的利益取舍之下，只能让维里埃自己做出决定，怎么劝，可能都是一种错。
按照凯西内心的想法，维里埃公司当然应该“本土化”或者“中国化”，不去谈中国这套社会主义思想是否正确，至少未来的趋势，已经很明确。
一个工科博士，凯西一直把自己定位为科研人员，而不是企业老板。他自己认为，或许正因为这样，对于未来科技和工业的趋势，他应该比维里埃看得更清楚一些。
作为一个对不列颠王国讨厌的爱尔兰人来说，来到中国后，他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国家的体制和商业项目的玩法，来之前他就有心理准备，如果不能接受，当初他就不会来中国了，早就是考虑成熟了。
这两年在中国，取得中国国籍和组建混合制企业后，凯西觉得已经看到了工业在ICT科技加持下的人类未来。中国现在工业界正在干的，是前所未有的升维——工业互联网。
这张网现在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的大工业互联应用平台，从钢铁到煤炭和冶金，从公路到铁路和机场，从材料到机械加工，每一个行业因为很强的个性和行业特征，所以其互联应用平台，都是独立而有自身特色的。
这就是第一步，做到单行业统一，实现每个行业的“全行业信息化”，在所有的单行业，都建立起统一平台后，再用人工智能和通讯系统，打通各个行业，实现整个工业的统一互联应用平台，那个时候，工业互联网就形成了。
这种国家意志强力推动，然后全国全行业响应并参与研发，所谓的“举国体制”，让凯西对西方工业重新追上中国的可能性完全绝望，他无法想象在西方，哪怕在最强大的美国，如何能够对抗这种排山倒海的力量，靠几个私企巨头，就能追上中国了吗？就像中国人一直说的，这种“生产力者强协作的大规模合作体系”，与西方的私人企业垄断和分割生产力，本身就是不相合的。
一旦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形成，在先进制造业领域，中国对于西方的传统工业，那就是降维打击，效率和成本，对于西方工业都将是绝对领先，更不要说这样一种体系，把传统上的“交易费用”或者说中间费用，降到了最低。
中国大势已成，而西方连影子都还没有，也不太可能建成，那需要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能够让几十个大行业，几百个中行业，上万个小行业都能够协调起来，统一到一个互联应用平台上？无法协调，就无法建立真正完善的工业互联网。
而且工业互联网，不过是构成中国庞大的“初级数字化社会”超级工程的其中一个环节罢了。单单在商业上，就还有同样庞大的金融互联网工程与电商互联网工程。而在商业之外，各种数字化生活的系统工程，一个接一个，都在逐步的构建中。
凯西觉得，这才是全球第一强国的真面目，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它与美国和西方不同，不是靠着某个公司、某个科学家灵光一现的天才发明，而是对自己要向哪里去、需要什么科技，能够进行预见性的高效的顶层规划和设计，然后按照规划，需要什么样的科技，国家、社会和企业的力量，就推动相关的科技发展。
这种模式并不会忽略那种天才们突如其来的发明，而是会不断将新的发明整合到顶层设计中去。
西方科技和产业的发展，碰上了这种中国模式，犹如一帮乌合之众的游击队，碰上了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武器协调合成的王牌正规军，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到了中国，凯西觉得自己才搞懂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计划经济”？这可不是西方以为的那种——安排好每个工厂的原材料、生产多少数量的产品，一切都是国家计划，每个人要干什么，都是定量规定死的，所以僵硬而低效。那完全是扯淡，西方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垃圾。
中国真正的计划经济，是这种高效的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以及之后的对社会整体的动员力和严密的组织能力。他们在微观层面，同样是市场化的，怎么会去规定每个工厂生产多少产品？西方以为别人傻，其实自己才是真傻。
除了搞科研，凯西觉得自己能观察和参与这一场伟大的人类实验，从一个技术人员的角度，是无上的光荣。
西方迄今为止的生产力发展，是局限于个体的企业，企业由于是私有的，所以是分割了生产力，不可能将这些已经被分割的生产力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这是资本的本性——我的地盘我做主，领主之间，只能共和。
中国正在做的，则是打破以企业为边界的生产力分割局面。产业的利益和利润，虽然仍然以企业为单位分割，但生产力，则以互联网和数字化为工具，努力实现整体的统一。生产力如果统一了，那能够发挥的生产效率，自然是分割生产力的十倍甚至百倍。
回顾人类发展经济的历史，凯西发现，这完全是人类空前的经济实验，是有了互联网、现代通讯技术、数据库、数据挖掘等当代科技工具后，试图对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的高效重构。
所以对凯西这种科技人员而言，这才是重要的，企业能够参与这一场伟大实验，可能才有未来。相对而言，多赚几个钱算什么大事呢？每当想到这个空前宏伟的工程，正在中国、在人类社会，高度地发展，就有种浑身发抖的激动和刺激。
当然，维里埃不是凯西这样比较纯粹的科研人员，他主要是一个商人，重视利益是本能的，也只能看他自己的决定了。很多人的人生目的，就是赚钱嘛，这也很正常。
但对于真正的科技创业而言，中国是四大元素的集合体：中国科技、中国制造、中国贸易、中国市场，根本无法替代，要做事业，就必然成为中国的一份子。
历史发展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科研和产业，对全世界产生了强大的磁吸力量。这种磁吸，由于苏联的衰败和西方经济危机，得到了双倍的加强。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东奔似永嘉”。苏联和美国，现在由于各自的危机，确实有点“虏乱如麻”的味道，所以也难怪“四海”人才，开始奔向东方了。
中高级科研人员是最明显的，因为他们本身的流动能力，就是最强的。在中国明显地变成了全球科技中心的情况下，尤其青年科技人员，向中国流动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而在经济困难之下，这种趋势开始影响到了整体青年阶层，因为中国的工作不仅待遇最高，而且相对好找。在中国一定幅度地放松了工作签证申请之后，“到中国去”逐渐成为了在苏东和西方都很明显的潮流。
在新时空，有一个原时空完全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由于中国从七十年代开始，几乎就是全球公认的第一经济大国，而且领先美国的程度越来越大。尤其是最近十年左右，全球的青年学生，学习汉语是越来越普及的事情，无论是科技还是商业领域，汉语逐渐成为与英语相提并论，甚至开始超越英语的主要应用语言。
个人学习了一门语言，再到这门语言的国家去，学习或工作一段时间，当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汉语的普及，也成为了“到中国去”的世界之潮的推动力。就算是美国，青年人来到中国工作的规模，也不断上升，其中一些人未必想移民，而是躲避经济危机，或者获得中国的工作经验，这对他们未来返回美国就业，当然也很有帮助——美国本土企业现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中国经验和中文能力，也日益成为了重要的考虑内容，甚至是决定性的需求能力。
在这样的转变中，虽然政治、军事上全球仍然是“中美苏三国志”，但在经济上，中国逐渐变成了唯一的中心地域，是全球经济的“CBD（中央商务经济区）”，而无论是美国西欧，还是苏联东欧，都向着“边陲化”的趋势发展。他们在全球经济上的地位和分量，日益被“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