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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周公新时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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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族的样板品格。

    进入“正常时代”的西周

    西周王朝存续二百七十余年(公元前1046—前771 ),和殷都的 寿命基本相同。

    关于周人灭商和西周开国,还有一些文献资料,如《诗经》的史诗、 《尚书》的诰命和《逸周书》的记事;但开国后的史书记载却非常稀薄, 我们只知道,从武王到末代周幽王,西周一共有过十二位王,但就连 他们的在位时间也大多难以确定。

    在文王、武王和周公时期,周人还曾经模仿商王在占卜甲骨上刻 字,但后来却逐渐地不再刻写卜辞。当然,他们还用甲骨来占卜,只 是不再留下卜辞记录,这使我们缺失了很重要的信息来源。

    周人显贵大都热衷铸造青铜礼器,有些铜器上会铸造铭文(金 文),记载主人认为重要的事件,最常见的是受到周王的接见,或者 获得王赏赐的贝、车服或者土地、官职,少数会记载主人的某次战功, 或者与其他贵族的诉讼和土地交换。受铜器体量的限制,铭文的篇 幅都不太大,叙事非常简略,因此后人对西周贵族社会的认识只能 是蜻蜓点水。

    西周的主要成就是它的诸侯封国在东方发芽成长,北到燕山,南 到淮河,东到山东,西到陇山,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

    在周公时代,向远方分封如此众多的诸侯国是一项冒险之举, 这就像是把种子撒向一片未经开垦的土地。在周王朝的荫庇之下, 这些诸侯国基本都存活了下来,但其中哪些能发展壮大,则有很多 未知因素。

    王朝重臣(如太公吕尚、周公旦和召公爽)的嫡长子封国,会获 得较多的臣民和领土,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齐国和鲁国在这方面的 表现都不令人意外,但召公的燕国实在过于辽远,在西周朝的多数时 间乃至整个春秋时代,它几乎都是默默无闻,有时甚至还被敌对的土 著族群隔断道路而有上百年和中原音讯不通,它后来在战国时期能够 重新振兴而跻身战国七雄,肯定不是当年所能预料的。

    到春秋时期,很多周人诸侯国已经消失,大多被周边邻居甚至自 己的兄弟之国吞并。最先靠兼并膨胀起来的是晋国,最初分封时,它 还只是运城盆地中各姬姓诸侯中的一个,并没有受到格外优待,所以 也没人会预料到它在四百年后的急剧扩张。

    周公之后的西周王朝,分封新诸侯的工作仍在进行,但规模已经 不如开国之初。理论上说,每一代周王都会有不只一个王子,除了 继承王位的嫡长子,其他王子也都可能被分封为诸侯,但在承平时代, 被分封到遥远的陌生土地并不是一件美差——关中地区最为富庶和 安全,这里有掌控巨大资源的朝廷以及显贵辐犊的社交场,远胜边 地侯的生活。

    西周王朝曾至少三次向南方扩张,把势力推进到淮河南侧及汉江 流域,所以又在淮河和汉江流域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或者把原有 诸侯异地安置,如姜姓的申国,它原在关中,西周末期(宣王时期) 被改封到了南阳地区,《诗经?大雅?程高》记载了宣王此次册封(迁 徙)申国的盛况。

    随着周人占据东方日久,其在西部的亲缘部族,也就是姜姓和姬 姓的戎人,也逐渐向东迁徙,在东方诸侯列国间定居下来。他们还保 留着自己的部落组织,虽也有定居农业,但还是畜牧业占比较大。然 而,日渐“文明”和富裕的周人此时已经不太看得起这些粗朴的戎人, 或许是因为古老的亲缘关系,周人东方诸侯大都对其采取一定的容忍, 双方一般能相安无事。

    可以这么说,西周一春秋时的中原,开发程度还很低,各诸侯国 的城邑就像散布在荒野中的零星孤岛,有各种土著或东来戎人部族穿 插点缀其间。

    在长江以南,考古曾发现一些周商元素混合的西周时期聚落,看来 周人和殷商遗民还曾经结成远征小团体深入江南建立据点。但由于迄今 在史书和金文里未见有过记载,很难判断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而且, 他们并未对南方造成太大影响,很快就消失了,或者被周边土著同化了。

    对西周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陕北和晋北,铜器铭文记载,“戎” 人部落时常侵袭关中核心区。战斗中,周军会缴获大量马和马车,但 我们不清楚这些马车是否双轮快速马车,如果是,则代表戎人已有发 达的手工业,身处拥有复杂分工的农业文明;如果还只是低速的货运 大车,则代表他们此时还处于萌生中的游牧文明阶段。另外,周人的 文献也没有提及这些戎人是否属姜姓或姬姓,所以难以判断他们和周 人是否有亲缘关系。

    西周社会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周王任命朝廷高级官员(卿)的 选择范围很小,基本由十几个显赫的家族世代占据着朝廷主要官职。 而且,官职本身并没有薪俸,全靠自家封邑收入,做官只是可以给他 们提供获得更多封邑的机会。各诸侯国内部的权力结构也类似,但规 模要比镐京朝廷小很多倍。

    就这样,随着统治阶层的繁衍,周朝特色的贵族制度逐渐得以形 成,其中,最首要的是“宗法”家族制,核心则是嫡长子一系的独尊地位。

    一,周朝各姬姓诸侯(被分封的王室亲属)对周王的效忠服从, 是家族兄弟(及其后人)对嫡长兄(及其嫡系后人)的服从。

    二,在各诸侯国内部,太子之外的公子被分封为世袭大夫,大夫 再繁衍和分封出“士”。

    三,非周族的异姓诸侯和贵族则通过婚姻关系被纳入家族结构中O 周王尊称同姓诸侯国君为“伯父”,称异姓诸侯国君为“伯舅”(当然 必须是曾经和周王室有过联姻关系的),伯代表排序。

    这套基于血缘宗法制的贵族等级和封建政治秩序,周人称之为 “礼工 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相应的车马、住宅、衣服、乐器、玉器、 酒器和食器组合,丧礼和随葬品也以此类推。各种典礼仪式上,比如 朝见天子、祭祀和宴会等,入场顺序以及站或坐的位置由相应的等级 身份决定。

    典礼可以在不同层次举行,如诸侯国或大夫家,但基本原则一致。 贵族的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也都有各等级的标准规范,几乎所有 礼仪场合都有乐队伴奏,而乐队的规模和演奏的乐曲也都有相应规范。 所以,周人贵族文化又被称为“礼乐文明”。

    后世周人认为,这套礼乐文明是由周公创立的,到孔子的儒家学 派出现后,“周公制礼作乐”的观念则更加流行。其实,周公当政时 最关注的是新兴周王朝的各种军政大事,如废除血祭、拆分商人和大 分封等,还来不及注意过于细节的层面,所以礼乐制度实则是在西周 朝逐渐积累和规范起来的,到春秋乃至孔子的时代都还在继续发展。

    到西周后期的厉王、宣王和幽王时期,有些高级贵族家族已经在 朝廷中非常活跃。他们在关中拥有封邑,连续数代人担任周朝高官, 和外地诸侯通婚,形成了一张包含各族姓、从京师到各诸侯国的权力 之网。

    到周幽王时期,贵族诸侯间的派系之争则更为激化。周幽王试图 疏远那些长期得势的姬姓和姜姓诸侯,利用另外一些诸侯国的力量废 黜了来自姜姓申国的王后以及王后生的太子宜臼,引发了周朝的激烈 内战。随后,北方犬戎部落受邀介入,结果关中和镐京在混战中沦为 废墟,幽王被杀。在晋和郑等诸侯国的支持下,平王宜臼迁都洛阳, 幽王倚重的诸侯则被逐一消灭。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春秋时期,王室权威衰落,中原诸侯 开始摸索新的游戏规则。

    注释

    1《尚书》的“周初八诰”是《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 士》《多方》。其中《多方》晚一些,已经在周公奉还大政后成王亲政的第五年O

    2 如《尚书大传》中举出的“奄君、蒲姑”,是山东部族;《逸周书?作雒解》 记载有“殷东徐、奄及熊盈”;《尚书?大诰序》和《史记?周本纪》有“淮夷”。

    3 释文参考杨宽《西周史》,第149页。

    4 蔡叔、霍叔的继承人后来都获得了封国,管叔则没有后裔传承。

    5《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 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6《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 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这里说的“相武王” 是错的,当时已经是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称王。《逸周书?作雒解》:“凡所 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九毕方位不详,应 在周人控制严密的西土。这也是秦人先祖嬴姓东夷被迁徙到西部的由来,只 是司马迁写《史记?秦本纪》时已经不了解这段来历,以为秦族一直生息在 西土。

    7 如前文所述,武丁的这个真实形象没能流传到周以后的时代,只保留在了甲 骨文里。

    8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T001号大墓》,(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

    9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 报》,《考古》2009年第7期。

    10同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 发掘简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发 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10期。有关H25窖藏坑的基本信息及图片皆出 自该简报。

    何毓灵:《论殷墟刘家庄北地铅锭贮藏坑性质》,载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 考古研究室主编《三代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

    《尚书?君爽》:“周公……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 文王受命。此语大意是,天命有去留,只要我们能信守文王的德行,上天 降给文王的大命就能一直保持下来。

    王晖:《周初改制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尚书?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骅牛一,武王骅牛一。” 以往较少有学者注意到人祭记忆被人为抹杀的问题,只有童恩正有过一点猜 测:“在文献中有关殷代人祭的记载,由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史家的有意 隐晦,我们所见的已经不多,但古籍中偶然亦保存了一些痕迹……”参见童 恩正《谈甲骨文“羌”字并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 7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 1983年第5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殷墟时期的 商人墓葬,其实没有固定的朝向,不同的遗址各有其规律。而北窑商周两族 墓葬头向的不同,似乎是两者有意互相立异。

    周立、石艳艳:《洛阳西周早期大规模祭祀遗存的发掘》,《中国文物报》 2016年6月17日。

    何尊铭文的制作时间是“五祀”,有学者认为这是周公辅政第五年、洛阳刚 刚建成的时间。其实周公营洛邑是在辅政第七年,对此《尚书》有明确记载。 成王亲政后开始重新纪年,何尊和《多方》的五祀都是成王亲政的年份。

    《诗经?周颂?有客》:“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皇 武子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

    许倬云:《西周史》,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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