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跨越沧海——驶向远方的基因之舟 (1)
复活节岛孤悬在南太平洋的碧波中，距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屿有2000多千米，距离最近的大陆海岸线有3500多千米。鸟瞰该岛，可以看出这个三角形的岛屿的三个角实际上是三个大火山喷发形成的，在大火山之间还分布着一些小火山口。复活节岛完全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1722年，荷兰航海家在西方复活节那天发现并登陆该岛，因此将其命名为复活节岛。当地原住民则对该岛有自己的称呼—拉帕努伊岛。拉帕努伊岛上矗立着巨大的石头人像，为这个岛屿添加了神秘的色彩，并被世人津津乐道。实际上，“拉帕努伊”的原住民语言含义就是“石像故乡”。
拉帕努伊岛上的原住民属于航海族群—波利尼西亚人，也有学者认为，在欧洲人发现该岛之前，曾经有美洲印第安人融入当地原住民之中。从语言学分类来说，岛民们属于南岛语系族群中的一员，南岛语系族群生活在分散于整个太平洋的大量岛屿上，他们说着相近的语言。在欧洲殖民扩张活动开始之前，南岛语系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语言。
波利尼西亚人、南岛语系族群源自何方？拉帕努伊岛原住民来自何方？他们与万里之遥的中国有没有一丝丝联系？这些问题最终都要靠基因研究来提供答案。
从婆娑宝岛到大洋孤屿
今天的南岛语系族群总人口达2.5亿，地理分布极其广阔，最东边抵达东南太平洋中的拉帕努伊岛，最西边生活在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向南到达新西兰，向北则分布在中国台湾，他们的分布范围东西跨度超过了地球周长的一半。面对如此广布的海岛人群，他们的起源和迁徙历史吸引了各个领域的学者要一探究竟。
拉皮塔文化是大洋洲及太平洋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史前文化，分布于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群岛及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西部，活跃时期在距今3500年前，这些古人会制造绘有复杂图案的陶器，以及用贝壳制作一些饰品。他们曾经驾着独木舟，勇闯整个太平洋。今天分布在太平洋海岛上的岛民们，很多都是拉皮塔人的后代。
拉皮塔人曾经在距今3000年前抵达位于南太平洋西部的瓦努阿图，今天美拉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岛国。过去的理论认为，拉皮塔人是从澳大利亚大陆、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启航，向东迁徙到瓦努阿图和其他太平洋岛屿上的。后来，科学家从瓦努阿图的考古遗址中找到了古人遗骸，能够用于基因分析。他们对比了来自亚洲、大洋洲总计80多个族群近800人的DNA样本，结果发现，瓦努阿图古人的祖先与亚洲族群基因联系紧密，特别是与台湾族群的联系更近。基因研究一举推翻了瓦努阿图古人来自澳大利亚大陆的猜想，证明他们来自亚洲。
基因描绘的拉皮塔人航行路线是这样的：他们的祖先很可能从树影婆娑的台湾岛出发，跨过台湾岛与菲律宾群岛间的巴士海峡，进入菲律宾群岛，然后继续南航，到达了一个比较大的岛屿—新几内亚岛，这个大岛如今行政区划一分为二，东部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属于印度尼西亚。在拉皮塔先民来到这个太平洋第一大岛时，岛上已经生活着古巴布亚人，如今南太平洋的人口中，有1/4有着巴布亚人的基因。按说两个族群相遇，应该会发生基因融合现象。然而，奇怪的是，瓦努阿图古人基因中，几乎不含有任何巴布亚人基因。也就是说，那些从台湾岛一路南航而来的拉皮塔先民，并没有与岛上原住民发生什么情感关系，而是毫不留恋地从新几内亚岛北岸掠过，向东前往所罗门群岛，然后继续向广阔大洋中的岛屿迁徙。
学者们把以拉皮塔先民为代表的南岛语系族群的迁徙总结为“快车模式”，他们更像是一种海洋上的游牧族群，他们发现一个海岛，生活若干代，把上面容易获得的资源消耗得差不多时，就乘船离开，寻找下一个海岛，就好比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从一片草原游走到另一片草原。他们并不习惯于像巴布亚人那样从事定居农业，因此，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差异，让两者没有发生什么浪漫故事，没有基因交流。
有趣的是，另一项基因研究对拉皮塔先民的起源地问题给出了更为复杂的答案。这项研究的对象不是人的基因，而是猪的。
考古学家发现，拉皮塔先民虽然是航海族群，但同时也是擅长养猪的族群。人们可能会简单地认为，海洋中到处都有鱼，只要擅长捕鱼，就不会缺少肉食。其实并非如此，正如大陆上很多地方并没有野兽供猎人们狩猎一样，海洋里也有很多地方并没有鱼类生活，或者鱼类资源十分缺乏。鱼类在海洋中的迁徙有相对固定的路线，有特定的生活区域，在路线与区域之外的海域，就如同大陆上的荒漠一样贫瘠。遇到这样的海域，拉皮塔先民的养猪技能就无比重要了，能够给他们补充食物，特别是珍贵的肉类营养。
而且，由于猪不会游泳，猪的太平洋之旅与人的太平洋之旅应当是重合的。科学家从太平洋不同区域采集了现代野猪的基因，许多岛屿上的野猪其实是跑掉的家猪的后裔。他们还采集了亚洲大陆上的一些野猪基因，以及博物馆中古代野猪牙齿上的基因。结果很神奇，所有这些地方的野猪都与越南的一种野猪有亲缘关系，这说明越南野猪是所有太平洋地区野猪的共同祖先。
野猪的基因是否证明了，拉皮塔先民最早的扬帆之地并不是中国台湾，而是越南呢？
几千年的太平洋岛民航海迁徙历史可能非常复杂。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可能有很多批航海人群都在尝试着向太平洋深处远航，寻找适合生活的海岛。这些人群中，有些运气很好，不断地找到合适的海岛定居，最终把基因传递给了现代岛民；另一些人群可能运气不好，在变幻莫测的海洋气候中彻底迷失，全部灭亡了，并没有把基因传递给现代人。猪的遭遇与人类似，但是有些时候，即使岛民们离开了，或者全部灭亡了，说不定也会有跑到野外的猪存活下来，或者被后来更为成功的人群再次发现并捕获，它们的基因重新回到太平洋“岛猪”的大家庭里。
猪的基因研究还揭示，它们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扩散似乎分成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以新几内亚岛为中心，那里的猪可能是从事农业的古巴布亚人从东南亚带过去的；另一个区域分布在中国台湾、菲律宾和密克罗尼西亚的西部，那里的猪可能与拉皮塔人及其后裔波利尼西亚人的迁徙有关系。看上去，当拉皮塔先民掠过新几内亚岛时，他们没有带走岛民的基因，而是带走了岛民的猪。
这是什么情况？从事农业的古巴布亚人可能拥有很多数量的猪，远比在大海上流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拉皮塔人多。也许拉皮塔人垂涎古巴布亚人的猪群，或者通过商品交换得到了岛民养的猪，或者趁人不备抢了几头猪就乘船跑掉了。
所以，拉皮塔先民从中国台湾启航，而他们的猪从东南亚的越南出发，在太平洋的某个岛屿上，人与猪相遇并结伴而行。这个故事是合理的。
另一个支持南岛语系族群起源于中国台湾的证据来自语言研究。由于海岛与海岛之间的地理阻隔，南岛语系这个大语言王国里实际上包含多达1200种分支，语言学家将其归类为10个语系，其中台湾少数民族中保留着其中的9个语系。正如基因多样性多的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那样，语言多样性多的地方，一般来说也就是语系的起源地。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台湾可能是南岛语系族群的发源地，或者至少是重要发源地之一。
根据这个证据，那些在太平洋岛屿上穿着草裙翩翩起舞的波利尼西亚男男女女，与我们中国人有着共同的祖先，我们与他们是亲戚。
我们从南洋来，到南洋去
拉皮塔先民的迁徙历程告诉我们，中国与世界的族群交流是如此久远。那些从中国台湾扬帆远航的先民，只不过是以中国为起点走向世界的各个族群中的一支而已。
提起东南亚，中国人往往会想到“下南洋”这个词语。“南洋”是明清时期中国人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称谓，特别指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印度尼西亚诸岛以及中南半岛的沿海区域。明清时期中国人口暴增，南方地区人多地少，有大量的南方人远渡重洋，到南洋去谋生和发财。
从现代智人迁徙路线看，他们先到了东南亚地区，稍事休整后，再北进东亚，进入中国。这些“海岸暴走族”构成了我们祖先中的大部分成员，我们基本上都是南洋先民的后代。
我们从南洋来，我们也到南洋去，“返程”的时间远比明清下南洋的时代悠久得多。
中国台湾只是南岛语系族群迁徙途中的一处中间站，他们的历史可以继续回溯到东亚大陆上。分子生物学家发现，南岛语系族群不仅与中国南方地区的侗傣语系族群在语言上接近，他们在Y染色体基因上也共享着特殊的突变基因。这种特殊的基因型最早出现在浙江的新石器时代的古人身上。另外，在福建发现的一具距今8400年前的古人遗骸上，分子生物学家提取到了基因信息，发现他与东亚中部和南部的人群亲缘关系很近，与中国台湾的阿美人、泰雅人的亲缘关系最近，而与东南亚各人群的关系较远。
多项基因对比和基因突变速率的研究发现，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应该生活在中国的江浙一带，然后从距今5900年前开始较大规模地向南方的陆地和海洋迁移。
这些先民分化出了很多人群。比如在华南地区逐渐演化成侗傣语系族群，其中的一部分侗傣语系族群向东跨海，迁入了台湾，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后，南下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诸岛的东部，形成了前面谈到的拉皮塔文化，然后继续扩散到太平洋深处；另一部分侗傣语系族群沿着大陆南下，进入中南半岛，再进入印度尼西亚诸岛的西部，形成了马来人群。在距今2300年前左右，马来人群向东渗透到新几内亚岛，与古巴布亚人发生基因交流，然后也向太平洋深处扩散。
整个南海就好比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地中海，南下的侗傣语系族群或者叫作南岛语系族群沿着南海的东西两侧自北向南扩散，把南海及其周边变成了亚洲的“地中海文明圈”。
基因告诉我们，距今五六千年前，中国江浙一带的古代人群有成规模地向华南以及东南亚的迁徙趋势。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发生那样的迁徙？
在那个时期，北方的汉人族群还没有展开南迁之旅，因此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并不是在外族压迫下远走的。可能的解释是，当时正处于农业社会初现兴盛的时代，北方的粟、黍以及南方的水稻都基本完成了驯化过程，可以给中华大地的农民们提供更多的粮食。于是，很多适宜农耕的区域都出现了人口的较快增长，比如江浙地区就是水稻重要的早期驯化地之一，也是南方地区远古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所以，这次孕育了南岛语系族群的大迁徙可能是人口增长驱动的事件。
这个猜测得到了来自水牛的支持。前面章节我们介绍了黄牛起源于西亚和印度，在距今45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广泛分布有黄牛了。水牛则是中国南方地区的重要家畜，是耕种水田的主要畜力，在稻作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水牛可以分成沼泽型水牛和江河型水牛两大类，前者现在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后者主要分布在南亚和地中海地区。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沼泽型水牛。
沼泽型水牛和江河型水牛野生种类分化的时间要追溯到几十万年前，至少在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之前。具体到沼泽型水牛的驯化时间，基因显示在距今7000—3000年前，最初的驯化可能是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然后，驯化水牛沿着两条路线扩散，一条是逆长江向上游走，另一条是向南走。在迁徙的过程中，4100年前在长江上游，3300年前在中国西南地区到东南亚北部一带，发生了若干次驯化过程，而且在3300年前，沼泽型水牛出现了大规模扩张现象。
从沼泽型水牛的驯化地点、时间以及扩散路线看，与水稻在中国南方地区的驯化以及扩散路线比较吻合，都是在长江下游得到驯化，然后向南方扩张。所以，在迁徙的路上，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们带着水稻种子、赶着水牛，从江南走向了华南、西南，走向了南洋。
当然，南岛语系族群南下的过程，并不是向荒无人烟的处女地的殖民，而是在外漂泊几万年的游子的“寻根之旅”，追溯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的祖先，他们是几万年前来自东南亚的“海岸暴走族”。因此，南岛语系族群回到东南亚，遇到的是一批长期居留在东南亚的“亲戚”，“海岸暴走族”的另一些后代。寻根的游子们可谓是“衣锦还乡”，他们给东南亚带来了珍贵的农作物—驯化水稻，以及身强力壮的好帮手—水牛，很可能还有好吃的家畜朋友们—猪、狗，说不定还有家禽之一—鸡。
关于鸡的起源，在此我们要多介绍几句。西方人在圣诞节吃的火鸡起源于美洲大陆，我们姑且不论。普通家鸡是从自然界的红原鸡驯化而来的，对其起源地仍存在争论。考古发现，在距今3300年前的殷墟里就出土了鸡骨头，通过形态分析，证明属于家鸡。殷墟甲骨文中“鸡”和“雉”两个字的写法已经区分开，前者应该是指家鸡，用来食用和祭祀；后者应该是指捕获的野鸡。中国境内最早的可靠家鸡骨骼则出土于内蒙古，年代在距今3600年前。也有学者分析了大量家鸡的线粒体DNA样本，从中找出了中国北方家鸡共有的基因型，发现这种基因型在中原地区的多样性最高，说明该基因型可能在中原产生，然后扩散到北方地区，时间在距今2500年前。有趣的是，《左传》中记载，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季氏、郈氏斗鸡，这个时间和家鸡在北方地区扩散的时间很接近。
但是，相对于很多家畜家禽的驯化，这几个时间显然都太晚了，不太可能是家鸡最早的驯化时间。自然界的红原鸡主要生活在亚洲的东南部区域，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所以它的最早驯化可能与猪类似，先是在南亚印度河流域驯化，然后扩散到东南亚，被现代智人从大陆上带到东亚，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定居农业的发展又多次被驯化，品种最终定型。所以，当南岛语系族群衣锦还乡时，家鸡也衣锦还乡了。
从分布上看，南岛语系族群似乎更善于航海而不善于在内陆扎根，在东南亚的大陆区域，南岛语系族群分布十分有限，从语言和基因上看，主要融入了占族人群中。占族人群分布在越南的中南部，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占婆王国，是东南亚地区古老文明的缔造者之一。占族人群的线粒体DNA表明，他们的母系是由南岛语系族群与东南亚本地人群—孟高棉人群融合形成的；从Y染色体分析看，他们的父系来源复杂，有来自马来群岛、中南半岛甚至南亚的基因。历史上的占婆王国信奉印度教，与南亚联系紧密，有些宗教和贸易人员来自南亚。
南岛语系族群没能深入东南亚内陆地区，他们的扩张脚步也许是被本地孟高棉人群的强大实力阻拦住了。
日本人祖先的大陆故乡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在南岛语系族群把南海变成自家后院池塘的时候，中国北方的古人也掀起了跨海扩散的浪潮。
提起日本这个邻邦，中国人最常用的词汇就是“一衣带水”，意思是两个国家中间只有一条衣带那么窄的水相隔。从地理上讲，中国海岸线与日本海岸线之间隔着黄海、东海，大海并不狭窄，造成历史上两国民众往来多有不便。“一衣带水”更多地表达的是两国之间文化与思想上的亲近感。
当我们谈到古代两国之间的族群和基因交流时，“一衣带水”的比喻是非常贴切的。面对大海，古人的航海能力有限，好在他们能够“以时间换空间”，他们有数千年、数万年的时光，可以慢慢探索，把宽阔的黄海、东海化作一衣带水。
古代日本列岛上的族群，几乎必然来自今日中国的版图。这是因为首先，日本列岛的东方和南方，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而西北方向的朝鲜半岛和东方的山东半岛距离日本近得多，朝鲜半岛的北方正是今日中国的东北地区；其次是现代智人走出非洲的旅程是自西向东、自南向北挺进的，先要经过中国境内，然后再跨海奔向日本列岛。
一谈到日本人的祖先起源，中国人往往会想到“徐福东渡”的传说。秦始皇派遣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入海，寻求长生不老药。刚好日本在公元前3—前2世纪在族群上发生了一次巨变，于是人们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徐福东渡给日本带去了中国的文化甚至中国的族群，改变了当时原始状态的日本。
不过，从现代智人的扩散角度看，中国与日本的族群联系远比秦始皇的时代久远。
几万年前，那些从东南亚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岸暴走族”并没有停下扩散的脚步，而是一路向北。在今天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有一条宽40多千米的对马海峡，海深只有数十米，在大冰期中，海平面比现在下降了很多，海底大片裸露，海峡变窄，当时的对马海峡对具有一定航海能力的古人类来说根本不是阻碍。“海岸暴走族”很可能抵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他们应该算是远古时代从中国到日本的第一批人群吧。
从出土的石器看，日本列岛上距今3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石器的类型主要是一些用于狩猎的工具。那个时期，正是山顶洞人在周口店龙骨山活动的日子。我们可以猜测一下，这些日本早期古人类可能是在冰河时代迁移过来的“草原狩猎族”，他们与山顶洞人的基因关系可能是比较近的，可惜科学家没能发现这些古人类的遗骸，无法使用基因手段来判断。
日本境内最早的古人类遗骸发现于琉球群岛，该人群生活的年代距今有1.8万年了，可惜这一人群同样没有基因分析，只能从骨骼形态上进行比较。考虑到琉球群岛地处亚热带，孤悬在日本本州岛以南至少300千米的大海中，在冰河时代琉球群岛与九州岛应该没有陆桥联系，地理阻隔严重，这批最早的古琉球人可能是“海岸暴走族”的后裔，他们是从东南亚经中国东南沿海而来的。
大概在距今16000年前，地球还处于末次冰期的时代，日本列岛上迎来了一拨新的古代人群。这拨古代人群以狩猎、捕鱼、采集为生，并能够制造草绳样花纹的陶器，因此被称为绳纹人，他们的文化则被称为绳纹文化。
这些绳纹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绳纹文化从距今16000年前一直延续到距今约2300年前，时间跨度长达万年以上，从古人类的狩猎采集时代过渡到了农耕时代。按理说，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日本列岛与邻近大陆的人群交流可能不止发生过一次。但是，观察绳纹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似乎一直没有获得农耕技术和合适的农作物，虽然看起来他们也曾经尝试着驯化野生植物，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可以想见，绳纹人迁入日本列岛后不久，末次冰期结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连接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的陆桥消失了。气候变暖的有利之处在于，日本列岛变得更加生机勃勃，适宜生存；不利之处在于，绳纹人所处的岛屿与大陆分离了，变成了大号的塔岛，绳纹人面临着塔岛技术悲剧的威胁，没有外来基因融入，也没有外来技术输入。
他们的命运会越来越糟糕吗？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绳纹人的基因吧。日本科学家曾经在北海道发现一具绳纹时代女性的遗骸。根据碳十四测年，她在距今3960—3550年前这个时间段去世，最有可能属于3800年前的人类。科学家从她的臼齿中提取了DNA进行分析，发现她拥有一种特殊的基因，这种基因能够帮助消化高脂肪的食物。今天北极地区人群中有70%的人拥有这种基因。这并不是说这位北海道女性来自北极人群，而是说她与今天的北极人群有共同祖先。至少从这种基因来看，这位绳纹时代的女性应该来自亚洲的北部地区，她与今天生活在俄罗斯东部的原住民人群血缘相近。
这位女性的基因还表明，以她为代表的绳纹人群的祖先在距今3.8万—1.8万年前与亚洲其他人群分道扬镳，独立进化了。所以，很可能就是在那个分离的时期，这批绳纹人群的祖先通过朝鲜半岛迁入了日本列岛。
在日本福岛也发现了两具绳纹时代的古人遗骸，通过对从他们牙齿中提取的DNA进行分析，科学家发现这批绳纹人群与东亚和东南亚的人群都存在很大的基因差异。现代日本人中，与这批绳纹人群亲缘关系最近的是阿伊努人，其次是琉球人，再次是东京周边的日本人。
这个发现也许说明，绳纹人群在日本列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是独立进化的，与大陆人群之间几乎没有基因交流，于是逐渐积累了很大的基因差异。
对于现代日本人Y染色体基因的研究，支持了这个猜测。学者们从300多个日本人体内提取了Y染色体基因，然后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男性Y染色体进行比较，发现所有日本人都有一组非常独特的基因，而这种基因应该是从绳纹人群遗传而来的。
日本绳纹时代的晚期，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当时东亚地区正处于寒冷气候的笼罩下，当时的绳纹人群的人口急剧下降。学者们对拥有绳纹人独特Y染色体基因的人们的基因突变速率进行了计算，从而反推古代的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在距今3200—2000年前，绳纹人群的人口从高峰时期的约26万减少到8万。虽然比起岛上的几千人原住民的规模，日本列岛上的绳纹人群规模还算好，但是如果情况不发生变化，绳纹人群的未来不容乐观，他们仍然会缓缓滑入塔岛技术悲剧的陷阱里。
气候变暖对于绳纹人群是“双刃剑”，气候变冷也是。就在绳纹人群苦苦挣扎的时候，突然之间，一群意气风发的“新”人类穿过陆桥赶来了。
人们很早就发现，古代日本在公元前3世纪发生了一次巨变，出现了新的陶器风格，青铜器、铁器突然出现了，并且人们开始种植水稻。由于代表这个“新”时代特征的陶器首先发现于东京一个叫作弥生町的地方，所以学者把这批新闯入日本列岛的人群称为“弥生人”，称呼其文化为“弥生文化”。
即使从体型和牙齿上，人们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新来的弥生人与古老的绳纹人是不同的。弥生人的身材比绳纹人高大，从头骨看，两者相貌也有所不同。牙齿形态上，绳纹人以巽他型牙齿为主，而弥生人则是中国型牙齿。本书第二章 曾经介绍，巽他型牙齿出现得早，沿着东亚的海岸线扩散；中国型牙齿出现得晚，在东亚、亚洲北部内陆扩散。
从基因上分析，现代日本的主体族群—大和人的基因中，有12%左右来自古代的绳纹人，大部分基因来自古代弥生人。与大陆上的人群进行对比，会发现现代日本大和人群与中国北方汉族人群、一些北方少数民族人群基因较为接近。这些基因上的研究表明，弥生人的确是从亚洲北部、中国东北地区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的。
弥生人迁入日本列岛的时期，正是古代中国的一段激烈动荡时期，即从战国时期到秦末汉初。比如战国时期燕国曾经向东北方向扩张，挤压了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各个部落，这些部落四散，有一部分就进入朝鲜半岛；秦灭六国时期，齐国作为东方大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有大量人口逃难；此后秦末动荡，《三国志》曾经记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
相对于古老的绳纹人，弥生人在武器技术和生产技术乃至农作物方面，都占据很大的优势，很快就反客为主，在人口规模上超过了绳纹人。一部分绳纹人被弥生人吸纳进自己的社会中，还有一部分绳纹人且战且退，向北方寒冷的北海道岛方向遁走。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弥生人是种植水稻的人群，而水稻是中国南方地区的特产，所以弥生人的源头也许不在中国北方，而是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对于日本特有的两种水稻的基因研究发现，其中一种水稻并没有经过朝鲜半岛传播，因此只能是通过其他路径进入日本的。也许有长江流域的中国古人携带着水稻直接跨海抵达了日本列岛，说不定弥生人的祖先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人。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综合来看，弥生人来自北方的概率更大。
比如，在弥生时代早期，日本出现了小麦这种重要农作物，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长江流域还没有种植小麦，因此小麦只能是从中国北方地区输入日本的。可是，当时水稻在中国的分布却比小麦更广泛。我们已经知道，水稻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就已经在黄河下游地区得到种植了，在小麦输入前，水稻是北方农作物三强之一。山东地区地处黄河下游，在历史上也长期种植水稻。日本农作物的输入路径，除了通过朝鲜半岛外，还可以从山东半岛输入过来。所以，日本水稻也许来自地处北方地区的山东区域，而非长江流域。进一步推论，也许有一部分弥生人是从山东半岛启程，跨海而来的。
有趣的是，动物学家发现，日本东北部地区的狗和老鼠是在绳纹时代或更早的时期从亚洲南部起源和引进的，而在弥生时代或更晚的时期，日本西部地区出现了来自亚洲北部的狗和老鼠。绳纹时代的狗和老鼠，也许是更早的古人类带来并留下的动物；弥生时代出现的狗和老鼠，显然是弥生人从亚洲北部带过来的。
更有利的证据来自韩国的基因证据。一项对185名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韩国人的基因研究发现，他们中40%的人具有来自中国中原地区人群的基因，这说明韩国人祖先中来自中国北方的人群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另外，在对马海峡靠近朝鲜半岛一侧的海岛上，出土了25具古人的骨骼，学者们提取了他们的DNA。这些人生活的年代大概在距今2100年前，基因显示他们与今天的韩国人、日本人关系密切。此外，这些古人还使用与弥生人类似的陶器。综合这些基因研究的蛛丝马迹，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弥生人祖先大概率是从中国北方或亚洲北部出发，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迁入日本列岛的。
除了大和一族外，日本还有人口很少的两类人群—阿伊努人和琉球人。阿伊努人与绳纹人在基因上更为靠近，所以属于被弥生人驱赶到日本列岛北方的后裔，当然，在2000年中，他们也会与弥生人发生一定的基因交流。琉球人与阿伊努人在基因上也较近，这说明琉球人也是绳纹人的后裔之一。不过，琉球人还与东南亚人群、台湾少数民族有相近的基因，这说明南岛语系族群在扩张的时候也影响到了琉球人。
所以，虽然水稻的输入略有疑云，但总体上看，弥生人的祖先应该是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古人。更古老的绳纹人也主要来自亚洲东北部，只是陷入“孤岛”上万年，独立进化了。今天的日本人是弥生人与绳纹人融合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最大可能来自中国的北方地区、东北亚，来自一衣带水的邻近大陆。
古美洲人的亚洲血缘
“虽然亚洲与美洲是完全分离的，但是，中间只有一个狭窄的海峡；美洲印第安人与亚洲东部的居民之间相似的外貌使我们产生一个猜测，要么前者是后者的后裔，要么后者是前者的后裔……”
1787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州笔记》里表达了自己认为印第安人与亚洲人有血缘关系的观点。
杰斐逊的思考是合理的，美洲原住民不仅与亚洲东部人群有血缘关系，而且与中国古人类有确凿的血缘联系。
除了相貌特征相似外，人们很早就发现印第安人与西伯利亚原住民的文化也很相似。比如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在美国新墨西哥地区的克洛维斯遗址发掘出大量文物，尤其是数以千计的尖锐石器—“克洛维斯矛尖”。很多石制矛尖残留在猛犸象尸骨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另一处遗址中，一头猛犸象尸骨上竟然插着8个克洛维斯矛尖。
印第安人并不是使用这种尖锐石器的唯一人群，实际上，西伯利亚古人使用着与克洛维斯矛尖几乎一模一样的尖锐石器，这种石器技术应该是从西伯利亚传入美洲大陆的。
碳十四测年发现，美洲的克洛维斯文化活跃在距今1.1万年前，而古人类迁入美洲大陆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目前估计可能在距今1.5万年前甚至更早，与绳纹人祖先迁入日本列岛的时代差不多，都在末次冰期的时代。寒冷的气候把地球上大量的水变成了冰，海平面大幅下降，于是杰斐逊描述的亚洲与美洲之间狭窄的海峡—白令海峡变成了一座陆桥，在距今3.4万—1.1万年前，这座陆桥基本上一直保持畅通。西伯利亚古人类追逐猎物一路向东，无意之中走入了美洲大陆。
我们知道，现代智人中的“草原狩猎族”擅长捕猎，他们沿着欧亚草原带一路东进，穿过天山、阿尔泰山中的山口，进入中国境内，山顶洞人可能就是“草原狩猎族”的后代。可以想见，在广阔的西伯利亚草原和丛林中，长期生活着这些擅长狩猎的人群。那些继续追逐进入美洲大陆的猎人，就是“草原狩猎族”的后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进入美洲大陆的古人类与山顶洞人有着共同祖先；美洲大陆古人类的后代印第安人，也与今天很多中国人有着共同祖先，这一共同祖先就是“草原狩猎族”。
在亚洲北部贝加尔湖南部的一处远古遗址中，出土了距今1.4万年前的古人破碎牙齿样本，科学家成功地从牙齿上获取了古人的基因信息。分析发现，那里的古人与美洲原住民拥有共同的基因成分，这说明两类人群拥有共同的祖先。他们的共同祖先可能生活在亚洲北部，分布范围很广泛，其中的一部分跨过白令海峡成为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仔细区分，美洲原住民的基因成分主要由两大古老人群基因组成，其中之一就是亚洲北部古人群，另一支则是古东北亚人群。这个距今1.4万年前的亚洲北部人群古人，与距今将近1万年前的东北亚人群的一个古人有共同的特殊基因，这说明亚洲北部古人群与古东北亚人群在狩猎采集活动中发生了较多的基因交流，使得进入美洲的那些分支人群携带了两类人群的基因。
根据在北美洲生活的原住民的基因分析，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很少的一群人，总数一二十人，今天美洲大陆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们的后代。当然，在1.5万年的时光中，很多早期古人类没有留下后代到今天。考虑到这个因素，分子生物学家认为，最初到达北美地区的古人类可能只有几十人到几百人。因此，美洲原住民的基因多样性是非常低的，远远比不上人群混杂的欧亚大陆的人群，更比不上现代智人的故乡—非洲大陆的人群。
人数虽少，但美洲先驱人类显然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持续的勇气，支撑着他们跨过冰天雪地的白令海峡陆桥，那并不是一段很短的路程。当他们终于脱离了冰冻带，向南深入美洲腹地时，绵延不绝的北美大草原向这些勇士张开了热情的怀抱，草原上成群结队的野兽就像是行走的肉罐头，等着他们去大快朵颐。
手握从亚洲家乡带来的尖锐石器矛尖，最初的美洲古人类度过了日日盛宴的快乐时光。只用了1000年的时间，他们就从北到南贯穿了美洲大陆。大陆上3/4的哺乳动物被他们杀死并吃掉了，其中就包括宝贵的马。
距今几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北美地区就生活着一种上新马，后来演化成真马。然后，真马从北美洲扩散到了南美洲，也通过白令海峡扩散到了欧亚大陆。是的，欧亚大陆的真马是从美洲大陆跑过来的。留在美洲大陆的真马在距今10000—8000年前灭绝了，这个时间正是古人类在美洲大陆大扩张的时代。所以，基本可以断定，美洲大陆的真马都是被印第安人的祖先捕猎并吃掉的，正如欧亚大陆古人类一开始也是把马作为食物来捕猎的那样。只不过欧亚大陆上的马并没有全部被吃光，而是挺到了农耕时代和游牧时代，被驯化成了人类的好帮手。15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带着战马进入美洲大陆，给美洲的几个文明古国致命一击。当时的美洲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祖先见过这种高大神奇的动物，只是把它们都吃掉了。
比马更惨的动物是猛犸象，马好歹在欧亚大陆幸存下来，迎来了自己扬眉吐气的战马时代，而不论是欧亚大陆上的猛犸象，还是美洲大陆上的猛犸象，最后的命运是一样的，它们被古人类全部杀死并吃掉了，彻底灭绝。
不过，猛犸象和真马在美洲大陆的消逝，那些闯入美洲的“草原狩猎族”后代并不是唯一要负责的古人类。他们很可能并不是美洲原住民的唯一祖先，甚至不是最早进入美洲大陆的古人类。最早进入美洲大陆的古人类，也许是现代智人中“海岸暴走族”的后代。
本书第二章 介绍了学者把距今4万年前中国的田园洞人与今天美洲大陆的各个原住民人群进行基因比较，发现今天生活在南美洲的亚马孙人与田园洞人的遗传关系最近。这个发现说明，美洲原住民并不是一次迁徙形成的。在远古时期，有一支与田园洞人血缘关系很近的现代智人，他们迁入了美洲大陆，并扩散到了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里。美洲大陆其他原住民人群的祖先来自其他的迁徙事件，因此与田园洞人的血缘关系比较远。
而且，田园洞人可能并非亚马孙人祖先的唯一远亲。另一项基因研究搜集了9个巴西原住民人群的DNA信息，并与美洲以外的200个原住民人群的DNA进行了对比。结果令人惊讶，一些亚马孙原住民人群拥有2%的大洋洲原住民基因，这些南美丛林中的部落竟然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岛和印度洋里的安达曼群岛部落有基因上的相似性。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原住民是7万年前走出非洲的那批现代智人的后代，难道一两万年前，他们曾经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岛扬帆起航，跨过整个太平洋来到了南美洲？
考虑到澳大利亚原住民一直被困在澳大利亚大陆和少数几个岛屿上数万年，他们应该没有横跨太平洋的航海能力，亚马孙人体内的大洋洲原住民基因，只能是通过白令海峡的陆桥而来。我们可以据此猜测，既然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田园洞人都属于“海岸暴走族”的后代，那么远古时代应该有一支“海岸暴走族”顺着海岸线挺进东亚，进而挺进亚洲北部，并跨过冰河时代的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继续不断前行，最终到达了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这就是为什么亚马孙原住民人群体内会有田园洞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基因，因为这些人群有一个航海能力和迁移能力出众的共同祖先—“海岸暴走族”。
显而易见，那些“海岸暴走族”的后代很早就进入了美洲大陆，甚至可能比“草原狩猎族”后代进入的时间还早，而且与后者类似，他们也曾经大量捕杀大型哺乳动物，因此也要为猛犸象的消失负一定的责任。
即便万年之中有若干次从亚洲大陆向美洲大陆的小规模人口迁移，哥伦布时代之前的美洲人仍是所有大洲中基因多样性最少的人群，他们的基因来自欧亚大陆基因库中分离出来的一小部分，虽然万年的美洲生活期间，他们也在进化，也在发生基因突变，改变自己的基因型，但与欧亚大陆的亲戚相比，他们的基因型同质化是非常严重的。
这就带来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潜在威胁，那就是如果有一种疾病能够给美洲的一个部落带来严重的健康损害，那么这种疾病很可能会给整个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带来损害，因为他们的基因型太相似了，一损俱损。后来的历史也正是这样演进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殖民者带来了肆虐欧亚大陆很久的各种疾病，天花、麻疹、流感等疾病在美洲大陆疯狂传播，美洲原住民人口锐减。学者估计，1492—1650年，美洲各种流行疾病反复发作，导致美洲人口损失了50%~90%，不同学者的估算比例有所差别。欧洲殖民者能够迅速击溃美洲大陆上的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以及各玛雅城邦联盟，火枪和战马只能算是常规武器，欧亚大陆病菌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真正的大杀器。
所以，欧洲殖民者能够战胜美洲原住民政权的最大优势，并非技术优势，也非所谓的文化优越，而是他们体内的基因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体内的基因并不使他们比美洲原住民更聪明，大家都是现代智人，智商没有差别，而是使他们更容易抵抗病菌的侵害。
那些迁入美洲大陆的人群并非一去不回，他们也曾经通过白令海峡陆桥返回欧亚大陆，语言学家已经找到了西伯利亚中部原住民语言与北美原住民之间的语言相似之处，有些语言元素是从美洲先创造出来，然后传输回西伯利亚的。古人类的迁徙是毫无约束的，各个方向都是他们远行的目的地选项。那些又回到欧亚大陆的美洲先民，应该融入了当时的欧亚大陆人群之中。
不论是远隔重洋的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还是相距半个地球的亚马孙雨林原住民，都与我们中国人有着基因上的些许联系。从基因上说，地球的确是一个大的“地球村”，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地球村的“村民”，我们彼此之间有着广泛的基因交流，这种联系与交融从古至今，及至未来。
小贴士 复活节岛番薯疑云
中国人对于番薯有很多称呼，比如红薯、甘薯、白薯、地瓜等。如此繁多的称呼暗示了番薯传播到中国的路径可能是复杂的。番薯的故乡在美洲，番薯在几千年前就得到了驯化。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探险家把大量的美洲作物推广到全世界，其中就包括番薯。
18世纪的欧洲学者在复活节岛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欧洲航海家来到该岛之前几百年，岛上原住民就已经种植番薯作为粮食了。复活节岛上的番薯是谁带过来的呢？
学者们不禁猜测，古代有美洲居民携带着驯化的番薯跨海来到了复活节岛，很久以前这种高产作物就在岛上落地生根了。但是，美洲印第安人并不擅长航海，而且他们似乎对于航海也并不热衷。因此，还有另一个版本，复活节岛的岛民认为，自己的祖先曾经渡海到美洲大陆去，带回了珍贵的番薯作物。
不论是哪个版本，都表示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复活节岛与美洲大陆之间就曾经有人员往来，这就使学者们对于美洲人都是通过白令海峡而来的观点有所动摇了。
对番薯的基因研究，拨开了复活节岛上的番薯疑云。分子生物学家分析了近200份番薯的DNA样本，以及30多份番薯的野生亲缘种的样本。他们发现，与番薯亲缘关系最近的植物是大星牵牛，与牵牛花有点儿像。最迟在80万年前，番薯从大星牵牛物种起源了。复活节岛上种植的所谓波利尼西亚番薯品种，在距今10万年前就已经与美洲番薯品种分离了，也就是说，在现代智人还在非洲大陆内转悠的时候，番薯就已经走出美洲，传播到了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并独立为新品种了。所以，复活节岛上的番薯并不是美洲印第安人带来的，也不是岛民祖先往返美洲带来的，而是大自然带来的。美洲的番薯种子可能是被飓风、洋流或者鸟类输送到了太平洋岛屿上，独立演化成波利尼西亚番薯。
18世纪下半叶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远航南太平洋时，随船携带的番薯其实是北美洲番薯品种，与南美洲的番薯品种不一样，今天太平洋诸岛上种植的番薯主要是欧洲人带来的北美洲番薯品种。
波利尼西亚番薯并不是大自然远程“快递”的唯一品种，生物学家发现，几百万年间，至少还有两种番薯属的品种跨越了浩瀚的太平洋，其中一种到达了夏威夷群岛，而另一种竟然通过波利尼西亚群岛跨越太平洋，再跨越印度洋，传播到了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岛上。
复活节岛番薯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但语言学家又发难了。语言学家发现，波利尼西亚语中的“块茎”一词，发音上与南美安第斯山原住民的盖丘亚语的发音极为相似，这绝非巧合。
在古代，美洲大陆与复活节岛之间到底有没有过交流呢？
后记 走出孤岛，四海一家
基因一路流动，从祖先到你我。
祖先的很多基因仍寄居我们的细胞中，每一代的祖先也会“制造”（突变）一些新的基因，人类的基因在传承，也在进化。长达百万年的祖先进化与迁徙历史，宛如一条条奔腾不息的基因之河，流过一年年春秋冬夏、东西南北。
倘若你问我：“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会反问：“你问的是何时何地的祖先？”
祖先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古人构成的，每一代祖先都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中。站在基因的角度看待中国人的祖先繁衍与迁徙的历史，我们大致上可以用一种“祖先层序”的思维来把百万年以来的各代祖先划分为若干层次（见下面图表）。
最远古的一层是第零祖先层，也就是直立人的时代。中华大地最早的直立人来自非洲，他们经由西亚、中亚一路而来。他们来到东亚的时候，可能已经步入直立人发展的后期了，而且他们很可能是从北方地区进入中国的，周口店北京人就是中国直立人的典型代表，甚至可能是最早的那批中国古人类之一。他们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但他们的到来本身就表示，即使在古人类石器技术如此落后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跨越亚洲大陆山重水复的地理阻隔。中华大地从有古人类的那一刻起，就与全世界建立了联系，只是联系有时如滔滔洪流，有时又细若游丝。
祖先层序
东亚的直立人时代，即是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基因与技术交流细若游丝的日子。东亚直立人群体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孤岛中，与外界特别是欧亚非大陆的西部严重缺乏交流，几乎只能依靠最初带过来的粗糙石器技术，加以若干本土化技术改进，在几十万年中孤独地艰难生活，最终他们全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他们的基因之河断流了。正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没有留传给我们，所以我用“第零祖先层”来描述他们。
之后从距今5万年前起，东亚古人类进入第一祖先层，那是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的智人扩张时代是从南方拉开序幕的，然后南方与北方的现代智人祖先联袂上演了跷跷板式的迁徙大戏，中华大地变得热闹起来。智人个体和群体的智慧赋予他们卓越的迁徙能力，不论是面对广阔的大海还是宏伟的山川，他们都有足够的技术和勇气去跨越阻隔，打破孤岛之魔咒。
在智人扩张时代，大陆上的地理阻隔已经失效，面对近乎空空荡荡的原野、丛林、山岭甚至近海岛屿，古老祖先的迁徙奏响了“填空模式”，智人的基因之河肆意漫流，冲向地球上每个适宜生存的角落。具体到中华大地上，他们或沿着海岸线暴走，从热带的南海海岸北进到温带的渤海湾，并深入陆地；或循着草原带的野兽脚印狩猎而来，从西到东席卷北方的山岗与平原……
严酷的盛冰期从距今2.65万年前一直持续到距今1.9万年前，这是我们古老祖先艰难的一段萎缩期。北方古老人群损失惨重，也许有少部分人群向南转移退却；南方古老人群则利用海平面降低带来的大陆与岛屿连成一片的有利条件，休养生息，养精蓄锐。
熬过了盛冰期后，第二祖先层掀开了，在南方蛰伏了数千年的祖先们抓住温暖间冰期的大好机会，挥动着长矛向北挺进，追逐繁盛的野生动物，采摘满山的野果野菜。第二祖先层的古人类迁徙方向，主要是自南向北的，他们的扩张过程反映到基因型上，就造成了今日南方人群基因型多于北方人群基因型的面貌。
从百万年前的第零祖先层到第一祖先层、第二祖先层，我们的祖先基本上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这样的谋生手段驱动着他们走南闯北。从距今1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进入了第三祖先层，他们的谋生手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时代来临了。
东亚的农耕时代绚丽且魔幻，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中华大地似乎被施加了丰饶的魔法，魔法棒点拨之处，各种农作物和驯化动物纷纷涌现。那高超的魔法师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智慧的祖先，第一批从事农业的祖先。他们在末次冰期“黎明前的黑暗”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各种尝试，在冰期结束后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农业革命。
农耕时代也是人口暴增的时代，伴随着粮食产量激增，大地上的人口快速增长，中华大地上的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拥挤。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带上小米、黄米或大米种子，赶着猪、狗、鸡、鸭，前往适合农耕的新天地，把东西南北广阔的大地变成农耕魔法的舞台。
农耕人口相对于狩猎采集人口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反映在基因型种类上也是压倒性优势。从基因扩张的角度讲，这个时代的人群迁徙主要是以“群体替代模式”展开的，尤其是农耕群体对于狩猎采集人群的替代，虽然彼此同属于现代智人之列。所以，农耕的传播意味着农耕人口基因的广泛传播和对少量的狩猎采集人群基因的吸收。
距今4000年前以来的较为晚近的祖先们，可以统一归入第四祖先层，那是属于文化基因传播的时代。东亚的文化基因时代在文明的钟鼓礼乐声中翩翩而至。我们的祖先以中华大地丰厚的农耕社会为基底，海纳百川地接纳了来自大陆西方的各种物产与技术，尤其是对国家制度建立与维系至关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然后再加以创新，终于奏响了中华大地独特的文明古国序曲。
文明的序曲并非中原地区的独奏，而是大江南北各个文明政权的合奏。每个政权固然是以某个族群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但在族群交融如此频繁和充分的环境中，真正区分不同政权的并非族群的生物基因，而是他们的文化基因。生物基因混杂的群体拥有近似的文化认同，从而构建了文化共同体—部族或宗族、政权或国家。他们之间的协调与竞争，已经不再只是生物基因的交流，而是文化基因的交流与碰撞。
在第四祖先层的早期，由于草原带西部接触一些重要技术的时间略早，率先崛起，因此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流动、传输有自西向东的趋势。一旦东亚地区吸收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元素，整合了内部之后，趋势就发生了逆转，以中原的秦汉王朝和东方草原的匈奴为代表的东亚古代帝国力量又开始自东向西扩张，把东亚人群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输入了西北地区。
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汉人群体及其他区域性的群体如南岛语系族群的祖先人群，以庞大的农业人口优势向四周扩散，尤其是向南方地区挺进，把本群体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撒向南国，撒向东亚和东南亚的岛屿，甚至跨海扬帆至星辰之下的大洋深处。
以上便是对积累于历史长河中的祖先层序的粗线条回顾，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从祖先以及动植物基因中读出的“无字史记”的内容梗概。翻阅由基因写就的这本无字史记，中华大地上祖先的迁徙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我们这些后人能够从这本天成之作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首先，我们不是东亚细亚的孤儿，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明都是交融的产物。
虽然仍有部分学者坚持中国人祖先的本土起源或曰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坚持中华文明的单纯的本土起源，但通过古代各个人群的基因比较，以及动植物基因的研究可以推断，中国人的祖先最初来自非洲，然后四面八方各个古代人群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人；中华文明既是我们的祖先立足东亚沃土辛勤耕耘、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大量外界的物产、技术乃至各种思想输入东亚，落地生根结出的硕果。那些我们现代人所熟知的大洲之间的边界、国家之间的边界，都是迟至几百年以来的近代逐渐定型的人为界线，并不存在于古代人群迁徙的路途上。古代人群并不会用近代、现代的界线“画地为牢”，限制他们的基因交流和文化交流。
其次，基因趋于天下大同，文化迈向美美与共。
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决定古代各个人群基因交流的关键因素。直立人时代人口稀少，部落规模也很小，很多部落会在自然环境波动中自生自灭，他们比周围的灵长类如猩猩、猴子群体强不了太多。因此，远距离的基因交流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散落在大陆各个角落的直立人大体上独立进化。认为各个大洲的直立人会迈着同样的进化步伐变成相同的现代智人的观点，不太可能是事实。
当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张时，人口数量比直立人时代明显更多了，迁徙能力卓越的智人一路上甚至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进行杂交，更不用说现代智人不同群体间的杂交了。当农耕传播时代来临时，相比之前的狩猎采集时代，人口数量有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加。不同族群间的基因交流更为频繁，昔日因人烟稀少而相对独立进化的各个人群，此时彼此交换着自己的基因型，于是不同人群之间在基因型上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假以时日，全世界的人类在基因上将趋于天下大同。虽然人群与人群之间仍然会有分野，但这种分野主要是各自文化基因的差异，而非生物基因的差别。
最后，基因属于生命科学，祖先属于文化情感，在认识祖先与自我的路途上，理智与情感都是需要的。
科学是理性、理智的，不论人们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罢，科学用证据说话，揭示出祖先的秘史。没有科学成果的支撑，我们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搞不清楚。对祖先最大的不敬，莫过于认错了自己的祖先是谁，所拜非本尊。要清楚地知晓我们的直系祖先是谁，生命科学是最重要的工具，那隐藏在细胞中的肉眼不可见的基因上，镌刻着祖先的生命信息，那些信息把我们与祖先之间的血脉真正联系了起来。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尊敬祖先的人群，商周的甲骨文中包括大量祭祀祖先的内容。可以想见，在商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就已经建立起了对于祖先的尊崇意识和祭拜仪式。这既是古人面对危险重重的外界提高族群凝聚力的有效方式，也是给身处凡世间的自我一个确定性的“锚”，能够让渺小的个体知晓自己在历史时空长河中所处的位置，获得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中国乃至东亚文明圈悠久的祖先崇拜传统，源自古老的农耕聚落结构，是中国人独特的重要文化基因，区别于欧美古代文明圈流行的宗教传统。时至今日，对祖先的尊崇乃至祭拜，仍然是很多中国人重要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人们生活与生命中难以割舍的精神园地。
面对祖先，我们接受基因证据，我们也珍视精神传统。
但是，我们应该反对任何以基因之名打造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那些论调并没有科学依据。
所有的地球人都是现代智人，有着14万年前的共同祖母—线粒体夏娃，有着6万年前的共同祖父—Y染色体亚当。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所有人的共同祖先不会早于3万年前。要追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祖先，也许只需要把时钟向过去回拨几千年就能成功找到。
也许有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本书尽量避免使用白色人种、蒙古人种、雅利安人种、尼格罗人种这类有着种族味道甚至种族歧视味道的词，除非引用早期学者的观点的需要。因为这些词混淆了现代民族概念与古代人群称谓，它们往往是臆想出来的名词，并无基因科学的支持，对我们理解人类历史造成了干扰。本书在描述古代人群时，更多地用中性的大洲和大洲方位的地域名称来表示人群，比如“东亚人群”“草原带西部人群”。本书有时也会使用“氐羌族群”“藏缅语系族群”这类包含民族名称的词，这些词已被学者长期使用，它们要么是对古代人群的描述，不会引起古今混淆，要么是语言学的中性描述，不会引起种族歧视。
必须强调，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民族，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才出现的概念，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文化基因的产物。基因告诉我们，早在1万年前农耕时代来临时，生物基因意义上的族群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以“民族”这个几百年前学者构想出来的文化概念来向远古反向推演，认为人类几万年的迁徙历史中，数以千计的族群之间有着明确的基因阻隔，族群之间有着本质的基因差别，进而判定族群与族群在智力、文化上有高低之分，这些观点是毫无科学基础的臆想。
例如历史上，汉人有自己的族群认同，匈奴人有自己的族群认同，羌人也有自己的族群认同，这种认同正是不同族群通过对各自祖先、神灵的界定和崇敬来强化的情感。这是历史形成的情感，并没有多大的基因依据。民族主义与族群情感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宣扬对外歧视，后者追求自我欣赏。
族群内部的自我欣赏只要不滑向对外歧视，就无伤大雅、无可厚非。只是我们应当警惕这种自我欣赏的潜在危险—族群滑向塔岛技术悲剧。
在复活节岛的传说中，第一批移民中有一位建筑师努库·柯胡，他是移民中唯一会建造房屋的人，跟他学习的移民都没有掌握建筑精髓，特别是没有学会如何盖屋顶，于是在努库·柯胡死后，复活节岛上的房子很容易被大风吹掉屋顶。离开故乡驶向复活节岛的航行中，努库·柯胡没有带上他的妻子同行，到了复活节岛后，移民却无力再回到故乡。因此，每当日落的时候，建筑师努库·柯胡就很悲伤，因为太阳落下的位置，正是故乡和妻子所在的方向。
由于地理阻隔，复活节岛、塔岛、日本列岛、澳大利亚大陆乃至中华大地、美洲大陆，在远古时代都曾经一度形成塔岛技术悲剧，令深陷其中的古人类、古代族群生计艰难。站在21世纪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丝毫不用担心自然界的地理阻隔会把中华大地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再次分开。但我们要警惕，那些族群内部自我欣赏所形成的某些消极的文化基因，会在族群与族群之间制造新的阻隔。
比如，以独立自主产生的本土人群进化、本土文明起源为骄傲，以吸收外来人群基因和文化元素为耻辱，这种本族群“情感迷恋”是对纯正血统的迷信，是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