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节
的经国！
中国上空的风雷，虽给旅苏的“孙大”学生，带来尴尬处境，苏联人改以鄙视的眼光，对待中国人。只经国的声誉，与日俱增。
盛岳说：
“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5]
夏天，第三国际东方部，看大势已去，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学生归国，谷正纲等人，乃于此时归返。
武汉政府举行清党后，苏联当局恼羞成怒，采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学生离境。
假设照这方案执行，经国后期的十年苏联生活，即可避免了。其奈，苏联方面接受鲍罗廷的建议改变上项决定。鲍罗廷的意见是：“此时遣送中国学生回国，等于帮助国民党执行其清党工作，如系共产分子，等于送他们上刀俎，不如及时控制及软禁这批青年。如其不愿，等待相当时日后，再行遣送，亦不致误事。到那时候，中国的革命情势，或能好转。纵或不能，国民党中央，对于由苏回国的学生，即令不加杀害，也会不敢去信任。”[6]
第三国际，非仅没有因父亲的事，迁怒儿子，且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选送到列宁格勒，进入红军军政学校（Central一Tolrnatchef Mititary＆PoliticalInstitute）深造。
斯大林的眼光，毕竟高瞻远瞩，内争，托洛茨基不是他的对手；外斗，罗斯福亦差之远甚。[7]就斯大林言，经国是一颗棋子，掌握这颗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即能待价而沽。
托玛卡军政学校，位于列宁格勒的尼罗河畔，对面矗立彼得官，左面是共和大桥，右面是彼得半岛。苏联城市中，仅列宁格勒最富欧洲建筑色彩，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经国对这故都，印象深刻，所以，他说“列宁城中的风景有特别的风味。”
这里，是正规的军事学府，组成分子和“孙大”大异其趣。上课不用翻译，课程偏用军事技术，是为红军训练军事指挥官的所在。
经国一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拥有二级上将军衔，引起不少非议。可是勃列日涅夫生前，不也是升为苏联陆军元帅吗？战场经验固一无所有，却是正宗军校出身，后来被斯大林整肃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MarshalTukashevsky），就是他的战术教官。
托玛卡学校，除了教军事，同时教政治。红军以政治为灵魂，且区分党的工作与军事政治工作两种。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他自己的心得：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军事政治工作对象为非党员群众，党对两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互相发生关系，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相同的。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党代表除作宣传训练工作外，尚有检查及监视军官命令正确与否的责任。”[8]
红军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解放军依样画葫芦，把美式装备的国军，三年内，摧枯拉朽，打得一败涂地，担任国军政工局长的“孙大”学生邓文仪，束手无策。一九五O年，由经国接手，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企图让他从二十二年前的旧笔记里，找到重整国军和巩固台湾基地的答案。于是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军队的方法雷同。
经国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久，但成绩斐然。其研究重点，为游击战术，且写成出色的研究报告，因而受到苏联党政机构的重视，吸收他为预备党员，留校担任翻译。
据“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记载，他已经有倦鸟知返的情绪，希望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第三国际，拒其所请，他再度要求，分发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有关他归国的去处，辞典没有作进一步说明，究竟是回到“叛徒”的父亲身边，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呢？还是继续革命的壮志，前往白区上海，坚持和国民党的流血斗争呢？
另一个使经国想归国的理由，是他和托洛茨基联成一体的意识形态，他是公开同情托洛茨基的托派，卷入到苏联内部党争的漩涡里，[9]“孙大”校长拉狄克遭到整肃，近百个中国学生，进集中营监禁劳改，包括充配到西伯利亚充淘金工人。
经国沾了是蒋介石儿子的光，没有遭殃，权力斗争中，斯大林取得胜利，大势已定，亦莫可奈何。假使，内心里他仍坚持托洛茨基式的信念，留下去，接受斯大林的领导，就宁愿归国。
中国的革命形势，空前困难。有抱负的同志，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土上，前往第一线，才非空谈革命。
经国自己怎么想，没有得到可靠的信史之前，将永远是个谜。任何猜测，都是枉然。
斯大林下着妙棋，不让他回国，可也不让他参加红军的行列。某种意义上，经国变成斯大林的人质，斯大林心里想：“你就慢慢儿等着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经国奉命担任列宁大学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这个任务，轻松愉快。俄文俄语，已有相当基础，又是苏联的识途老马。
他最愉快的使命，是率领“列大”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过去，他被率领，现在他率领别人，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
苏联的目的，不外乎向中国学生炫耀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体化的光荣成果”，所以，参观团看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经国此行，留下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在顿河旁洛斯脱夫城的附近，他看见了欧洲最大的国家农场，面积一千二百亩，机器操作，农场用飞机送信发报。使他为之惊讶的：“工人所住的，都是小洋房，每晨去上工，都是用汽车接送。农场中有俱乐部、电影场、医院、学校、"奇-_-書--*--网- b a o Ｓ h u 6 .ｃＯm"公园种种设备。”(10)
在洛斯脱夫城，经国参观了一个农业机器制造厂，但机器都是德国造的。四十年前的苏联，和今天许多开发中的国家相仿，落后贫穷。共产主义再优越，还是造不出机器来，非靠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不可。可惜，经国的世界观，狭窄得很，他的心智被苏联的宣传所蒙蔽了。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挑选的样板。斯大林主义，差点毁了苏联的农业生产，即使到今天，苏联产的小麦，还是喂不饱“幸福”的苏联平民呢！
此行，看到斯大林母亲，和“她说了几句话”，看到“伟大领袖”的母亲，不能不说是三生有幸。
可是，返回首都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不久住进莫斯科医院。据医生说，进医院的头三天，他根本不省人事，温度常在38度与39．5度之间。
病很快痊愈复元。所获得的人生启示，十分深远。
“在病中觉得格外忧闷．我进医院之后，只有三个俄国朋友常来看我，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看过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
没有中国朋友照顾他，使他很感喟，“有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死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11]
可见，所谓“同志间至高无上的革命情操”，“心携心，手携手”的阶级感情，都是虚伪的教条口号，尼古拉同志生病，他们跑得远远的，口头上，却“非常亲热。”
纽约世家，当过副总统的洛克菲勒，[12]生前没有朋友，他怕人家打他钱的主意。回国的经国，春风得意，他和纳尔逊一样，孤独得很，怀疑别人想利用他的权势，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早年的环境，现实的教训，应当是这个心理形成的主要因素。莫斯科病中的感触，等于在他心底留下一道疮痕，这个疮痕，随着时间慢慢扩大，到了后期，他连半个朋友都没有了。官越做越大，朋友越来越少，成为他性格上最大的弱点。身体一复元，十月间，苏联当局的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的劳工生活。
工厂设在莫斯科城外，宿舍却在莫斯科市中心。上工挤电车，好容易挤上去，在车中挤得动都不能动。清晨凭票领面包，有时候缺货领不到，就得饿肚子。上工要在社会主义的竞赛空气下，参加生产竞赛。吃完午饭，要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政治谈话，晚上要到工程夜校去上课，到家已是十二点，面包店关门，又要准备饿肚子。
这样刻板的作息表，清晰地勾画出他在狄拿马做工人期间的生活轮廓。
经过如是恶劣环境下的劳动体验，苏联共产党的
美丽理想和他生活面接触到的丑恶现实，难免不在他的思想领域里，发生尖锐的冲突，诚如毛以亨所说的，他毕竟是个“有国民党本质的共产主义者”。
可怜这样的日子，他即使想恋栈，也不可能。根据“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说法，经国在一次会议中，因对王明（陈绍禹）的攻击，王予以报复，第三国际认为蒋犯了错误，需要接受党的改造教育，“改造”也者，惩处的代名词。
经国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而得罪了王明呢？王有权势，是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一言九鼎，挟洋自重。他建议把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金矿。经国不服，向苏联党政机关申诉，名义上，念他身体太坏，骨子里，斯大林怕轻易失掉这颗棋子，改派到莫斯科附近一个农庄，插队做农民去了。
注释：[1]Yueh She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ersonal Account，Kansas.The Uni－versity of Kansas,1971,P119.
[2]同[1]。
[3]同[1]。
[4]同[1]。
[5]同[1]。
[6]王觉源著《留苏回忆录》，合北三民书局出版。
[7]斯大林以对日参战为饵，要挟罗斯福签《雅尔塔协定》，牺牲中国东北的权益。
[8]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一九四八年上海前锋出版社出版。
[9]同[1]。
[10]同[8]。
[11]同[8]。
[12]洛克菲勒的全名是Nelson Rockf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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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席·技师·厂长
一九三一年，苏联发生大饥荒，产生饥荒的原因，主要是人谋不臧，是斯大林加速集体化，“在农村中开辟广阔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的结果。农民农奴化，抵制反抗的情绪，于焉滋长，举国饥荒，惨到人食人的境地。[1]
消费品、食用品，如鱼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无论城市农村，一概奇缺，即使有再多的卢布，亦徒劳无功。
是否因为经济的条件，还是王明的打击报复，非送经国到农村去体验集体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哥大”《民国人名大辞典》的一家之言，没有别的有一力资料，足以反证。
无沦如何．把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化、罗曼主义化的经国，再没有比这个考验，更具挑战性了。
大政治环境、反托斗争、全面清党，正进行的如火如茶。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送去阿拉木图(Alma-Ata）充军；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前“孙大”校长）等党政要人，受到整肃；到过中国的越飞自杀。
经国能免于托派的株连，已属万幸。新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临，比起那些煊赫一时的大人物，他又算什么呢？在党里，个人生命，属于组织，服从组织，是党员的天职。
想到这一层，他又很坦然，主要是他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余地。带着简单的行李，向农村报到去了。
石可夫在莫斯科区内，离市中心并不远，但它是农村，且是“最落后的一个农村”。这和他过去历次参观过的集体农庄，有机械操作，农民住洋房的“样板”，简直象从天堂跌到地狱那般差异。
苏联人的排外情绪，并未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有所改变：这个事实，托洛茨基都承认过。[2]莫斯科的平民如此，毫无知识的农民，亦复如此。经国说他们不讲道理。“我初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我睡。第一夜我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3]
不讲道理的原因，是这些人的优越感，潜意识的种族歧视。他们奇怪，怎么会来个插队的矮小中国人？至于为什么？尼古拉同志什么出身来历？没有人有兴趣，经国不会去说它，说了也白费气力。
忍耐恐怕是经国唯一的武器，迫不得已，把自己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情绪、骄傲，隐藏起来，用行动表
现做农民的朋友。其忍辱负重的过程，有他自己的日记，足资征引。
“第二天，一早就到农场去。农民讲许多话来讥笑我，可是，我很客气的对他们说：‘早安！’后来有一个老农民对我说：‘你应该与我们共同耕田！’我说：‘好！’他们就给了我一匹马及其它的农具，开始我以为耕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后来感觉到并不十分困难，惟须多用体力罢了。耕田耕到晚上，身体已很疲倦。回到教堂的车房中，浑身疼痛，倒头就睡。睡到半夜，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妇人，起了些同情心，把我叫醒：‘朋友！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吧！’‘十分感谢我慈爱的老朋友！不过我今天很疲倦了，明天我来！’我冷冷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