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节
的农民心目里，他变成了现代“施公”、“包龙图”、“蒋青天”，有关他的轶事传闻，经过穿凿附会，好比是活神仙。
他提出的革命理论：“革命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但是，赣南的反动势力，并没有象经国说的那么严重，在斗争形势上，是不成对比的，他的前一句话倒说对了，说中了国民党政权的通病—“只说不练”。
经国的作风，国民党人看起来，很不习惯，认为师承共产党。譬如，上任以后，以身作则，不准乘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看不惯旧官僚养尊处优的习惯，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行。遇到民众，哪怕在农田里、商店内，话匣子打开，天南地北，任意交谈，目的在了解人民的困难，和解决他们的困难。以一九三九一－九四O年年度为例，一年跑了九百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最难得的，他一直保持这个传统，甚至，相隔四十年，在台湾就任行政院长、总统之后。
鼓动风潮，制造舆论的重要性，国民党人似懂非懂，经国师承列宁、斯大林，对掌握宣传工具这方面，想到做到，毫不含糊。
他的老部下蔡省三夫妇说：
“赣州当时是内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万。蒋专员到任时，已经有两份地方报纸。一份《赣南民国日报》，是江西省党部在赣南地区的机关报，另一份商办约《三民日报》，它们有各自的背景，要这种报纸替蒋专员随心所欲的宣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蒋经国立即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名为《新赣南报》。这一来，就把蒋专员‘建设新赣南’的口号传播开了。”[7]
除了报纸，尚有通讯社—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和《江西青年月刊》等一系列文的事业，俨然是重庆国民党中央的规模。上台的第二年，正式颁布“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提出“五有”[8]的宏远理想。誓言要“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万几百万人来工作。”
在经国所为的“良心政治”下，赣南的变革，有目共睹：
．教育建设。出现中华新村，从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到正气中学，一系列的教育设施，先后面世。着眼于智力开发，人力投资。
．社会革新。公布集团结婚办法，破除乡民铺张浪费的习俗。设贫民食堂，收留流浪无依的儿童。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增进就业技能。
．经济政策。经国采取的是统治式的经济。战时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遭殃，政府束手。专署成立了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把各种日用品，如油、盆、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一则打击谋暴利的商人，[奇 b a o s h u 6 .ｃom书]一则使赣南人民免受通货飞涨的生活威胁。
．干部训练。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经国牢牢记住。他自己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于是，赣南的“黄埔”、“抗大”，在虎岗开办。他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和青年们冒朝雾，踏晨曦，一起升旗，一道赤膊跑步。大门口的木牌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单凭这张成绩单，已够中外瞩目了。《大公报》的一篇报导，客观公正，最能反映赣南的情况：
“新赣南的除旧布新工作，是到处可以看出来的。在四华山，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资制度，已给合理的货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9]
外国报纸，对国民党政权观感的好坏，人尽皆知，这是董显光主持的国际宣传处都一筹莫展的。但是，说公道，他们真公道的很，赣南的一切，马上引起洋人的注意。
《科立尔》杂志带头，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出文章，题为《小蒋建立型模，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Gissimo is Building a Model State as anExample for New China）。[10]
《纽约时报》记者阿德金森（剧评家）专程去赣南实地采访，同年十一月五日，刊出《赣南建立民治的目标》的特写。文章说：“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相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经国的声望，火箭似地直上云霄，国民党内部最敏感，一种强烈的酸性反应，马上变成气体，弥漫到重庆的蒋先生那儿。指责专区的举措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道地的共产党，
赣南快被赤化了。”
延安的中共领导阶层，一样聚精会神地，密切注视着赣南的动态。
然而，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大圈圈。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好象什么都不是，他的冲力，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
经国的如意算盘，以赣南为起点，江西有成绩，再推展到全国。事实证明，他了解苏联，并不了解中国。国民党的烂摊子，比他想象的要难弄多了。
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土匪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以他公布的“新赣南土地政策”为例，规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人民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11]是一种温和的土地政策。听起来，好象很动人。后来，陈诚在台湾实施，就非常成功。
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他办得到吗？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办法，才能彻底施行。使大地主破产，国民党的根基，即会动摇。而由“银行照价收买”，银行固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换银钱，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
紧跟着那个三年计划之后，一九四三年底，马上宣布了新的“五年计划”，菜单开得的确很丰富。其建设纲领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人口扩充至五十万人。在各项工作表中，把炼钢、炼铁、炼铜列为优先。
《东南日报》一篇批评，评得极为合理：
“以蒋君五年计划完成的希望，民间享受，可以超过苏联，甚至步趋美国，以赣南一隅之地，纵使尽到最大的努力，恐亦难以如愿，尤其是炼钢、炼铜，及制造机器，都属于重工业范围，毫无基础，谈何容易，试问我国现在有几个炼钢厂、机器制造厂，乃欲以赣南十一县之力，从事于此。而且一个不足，竟想设三、四个之多。五年期间，又极短促，以此列入计划，我真惊叹他们的胆量。”[12]
经国很多想法上的大跃进，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13]
这反映了经国不务实，喜欢说大话的毛病。支票满天飞，兑不了现，就有损到自己的声望信誉。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少详细计划”。
内部的压力，迫使蒋先生在谗言的围攻下，一方面默许经国的做法，一方面也不免感到经国的锋芒太露，留下了经国终于离开赣南的伏笔。
一九四三年，经国在赣南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那是蒋先生的意旨，觉得经国留在农村的时间太久了，先交卸了赣县县长。十二月发表新命，升任江西省府委员。一九四四年的元月，远走重庆，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进入中央级工作。专员职务，虽在一九四五年移交，其实，他早已和赣南分割了。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
但是，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极目前瞻，一条阔广的大道，正在等着他，他意识着一个崭新的“新时代来到了。”[14]
注释：
[1]曹聚仁著《蒋经国论》，上海版，一九七一年九月香港翻印。原文为“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2]曹云霞、蔡省三著《蒋经国共史话》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核对《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正确时间是一九八三年。
[3]参阅《赣县年鉴》。
[4]同[2]。
[5]江西省政府原在南昌，日军陷南昌，迁泰和。
[6]专区辖赣县、大庾、南康、信丰、赣南、定南、虔南、上犹、崇义、安远、寻邬。
[7]同[2]
[8]五有：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和人人有书读。
[9]徐盈著《赣南行脚》，重庆《大公报》（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二日）。
[10]Brooks Atki．、93（，，、，‘、Kanhsien Seto Aim for决opl。‘s Rule”The New Ynrk Time，，Nov 1945．F．IO，COI．6．
[11]蒋经国著《新事业》，江西正气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三年六月）。
[12]周维新著《评新赣南政治》，收入曹聚仁著《蒋经国论》第40一49页。
[13]同[11]。
[14]参阅虎岗歌词：
太阳出来照虎岗
岗上青年脸发光
齐声作长啸
好象老虎叫
一啸再琳
魔鬼影全消
新的时代来到了”
----
8伟大的西北
赣南的事业，一帆风顺。但家庭方面，却遭到突如其来的变故，生母毛福梅，在溪口蒙难。发生的时间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日。[1]
毛太夫人生前，经国屡次要接母亲前往赣南而不果，其经过见曹云灵女士的回忆：
“太夫人平日关心乡人疾苦，深得乡人爱护，他多次要接太夫人来赣南，太夫人都因舍不得家乡人，而不忍离家。最后一次，蒋氏和夫人偕同孙儿女一起跪在毛太夫人膝前，央求一同来赣，并称太夫人如不答应，即长跪不起。这样太夫人只得允许来赣，正收拾行装，定期起程。消息传出去了，近亲和乡人纷纷来到蒋府，聚集成群，又跪在蒋府内外，恳求太夫人不要离乡。太夫人感于乡人的深情，终于决定，’再不离乡’，最后打消了来赣的念头。”[2]
这样一位善良，且是虔诚佛教徒的老太太，等了十二年，刚和儿子媳妇团聚一载，日机肆暴，夺去生命。
做过奉化县长的曹钟麟先生（现天津市政协委员），追记如斯：
“一九三九年我在浙江省政府任秘书，有一天秘书长李立民突然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是奉化县溪口镇被日本飞机轰炸，经国生母毛夫人在炸后失踪，命我代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昼夜兼程赶赴出事地点，寻找毛夫人踪迹。我奉命后即搭省府大轿车开往溪口。下车后，即偕民夫在丰镐房附近的断垣残壁中进行挖掘，当夜幕降临，终于发现了毛夫人的遗体。最初发现的是一只胳膊，胳膊上戴有金手镯。有人认出了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就是毛夫人，果然不久就挖出了毛夫人的遗体。我站到遗体前默哀致敬。当时，经国先生任江西省赣州专员，闻讯后搭黑色小轿车星夜兼程赶到溪口，一进门就抱起尸体，号啕大哭，旁观亲友也失声痛哭起来，我亦难抑悲愤，连连落泪。”[3]
一时找不到坟地，暂葬老太太生前念经的地方—摩诃殿北隅，竖墓碑一座。[4]遇难处，蒋亲笔题字“以血洗血”，刻石留念（作者一九八0年访问溪口，目击碑石仍在）。
经国曾经写过一本书，题名《鲜红的血》，哭《王继春》、《悼周崇文（干事）》和《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篇篇有血有泪，肺腑哀号，嘶声啜泣。曹聚仁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凡是认识他的人，一致同意。
丧母之痛，伦理关系，更胜“同志之爱”“手足之爱”，其佘，处他的情况，顾到继母宋关龄的颜面，无法学雷震，写一篇《我的母亲》。[5]因此，对母亲的事，只是在日记里，私下提提。
当了专员后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蒋先生打过主意，派他去新疆，[6]接替盛世才。夏天，奉命随政治部长张治中（西北宣慰团）越秦岭，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跨青海，跑遍西北国防前哨。
蒋的考虑，其来有渐，我们且先回到全局，作一鸟瞰。
一九四一年，抗战进入中期，日军占领武汉后，气焰更盛。以武汉为战略据点，积极作点面的伸张，长沙两次会战，如箭在弦。
中原战局，固乏善可陈，环顾国际形势，益形黯淡。自前一年冬夭，日军的势力南进后，法国少爷兵，当然不是日军的对入，越南失陷，从华北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