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章节

    于限价不限价，而表示政府无能，怕困难和没有决心，处在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的时候”。最后他说：“我的主张既与此相违背，则本应辞职……。”这段记载，正印证了那时京沪报纸，“经国坚决反对开放议价”的报导。
    行政院的经改讣闻，到十一月一日正式公布，但公布前夕，尚有两处起程炮。
    代表“民意”的立监两院，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立院十五次院会开会讨论经济危机，“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不要只顾面子，不肯承认失败”。监院提出纠正，结论“未能镇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造成生产减缩、黑市猖撅现象。”这表示，负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们，对政府已不止是怨，而是恨怒交织。
    真正反映知识的子的失望和悲观情绪的，是来自北方的“停教宣言”，北大教授周作人等八十二人，在他们共同签署的声明中说：“……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十月二十五日）起忍痛停教三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教授要停课借贷，该是多么讽刺的写照。这代表着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绝望和悲呼，哀莫大于心死，由小市民到知识的子。至此，一心一意地等待毛泽东那个红太阳的来临了。
    经改失败，翁内阁倒台，起草人王云五退位让贤，经国这场全本武戏，只好落幕告终；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表示一番歉意，说了些沉痛的话，于十一月六日，悄然离沪，回杭州蒋寓，和蒋方良团聚去了。
    金圆券昙花一现，等于把国民政府的外衣剥光，这以后，四野挥师入关，中原震荡，军事上出现雪崩的局面，已毫不足异。而对经国的教训，不仅是“读了一部经济学”，更读到了政治经济学，懂得经济规律，硬用政治手段去对付，必败无疑。曹聚仁写道：
    “经国放下经济特派员职位的前一星期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这显然是一场骗局，他曾经呼吁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经远远离开他了，新赣南所造成的政治声誉，这一下完全输光了，有的人，提起了经国就说他是政治骗子；有人原谅他，说这都是杨贵妃不好，害了他，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24)
    杨贵妃系指着宋美龄。为了“杨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25)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宋美龄的破坏，经改也不会成功。
    《大公报》刊有《打虎赞》，既讽刺也写实，堪为本章结尾的插曲。[26]
    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
    米纱烟纸实仓库，一夕被抄泪似雨！
    惋惜市场变幻多，任从此辈作风波，
    笙歌华屋优游甚，哪问贫民唤奈何？
    更把黄金通显贵，达官交往恣狐媚，
    官商一气共沆瀣，浑水捞鱼力不废，
    君记否？
    去岁金潮经调团，未呼捉虎事周旋，
    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
    而令经济革兴后，限价依从新来打虎显威风，
    声誉纷纭腾众口，
    或为老虎暗担心，或为辛劳忱使君。
    世间到处狼与虎，
    孤掌难鸣力岂禁？
    注释：
    [1]见毛泽东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2]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三十三章“东北与华北的崩溃”。
    [3]曹聚仁著《采访二记》，香港创垦出版社。
    [4]同[2]。
    [5]笪移今著《从金圆券看经济趋势》，《中国建设》第7卷第13期。
    [6]夏炎德著《币制改革有办法吗？》，上海《观察周刊》，第4卷第19期。
    [7]笪移今著《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上海《观察周刊》，第4卷第18期。
    [8]《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的社论‘兹为挽救当前社会经济及政治军事等重大危机，实应快谋币制改革，不可借准备未完，条件不足，或时机尚未成熟等理由，再事拖延一。”
    [9]蒋经国九月十二日对“青年军联谊会”的讲词，收入《一片忠心》，台北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二十周立纪念筹备会编印。
    [10]同[9]。
    [11]程准著《币制改革纵横谈》上海《经济周报》（一九四八年）。
    [12] E．harm: The C.'hin"e Currency Stluatwn、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ong Kong. Nov 3, 1948 No. 18
    [13] 大中著，改革币制已届成败关头》，上海《观察》第5卷第4期，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
    [14]同[13]。
    [15]九月四日吴国桢去南京。
    [16]同[9]。
    [17]同[9]。
    [18]“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典礼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队员一万两千人。成立宗旨：（1)打祸国的败类。(2)救最苦的同胞。(3) 做艰巨的工作。(4)尽最大的义务，主要是协助戡建大队，执行“经改”工作。
    [19]同[9]
    [20]同[11]。
    [21]同[6]。
    [22]曹聚仁著《蒋经国论》，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76一77页。
    [23]蒋经国《沪滨日记》，收入《一片忠心》同[9]。
    [24]同[22]。
    [25]据徐思贤将军面述。
    [26]白忧天写《打虎赞》，上海《大公报》，一九四年盐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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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南京·溪口·上海
    毛泽东乐观的估计，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可能“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斯大林不信，[2]毛认为“可能”，只是审慎的乐观。
    但一切的发展，比毛的初步想象还要快。
    辽沈战役，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结束，廖耀湘、范汉杰、郑洞国的部队，先后瓦解，国军精锐，丧失了四十七万兵马。东北失陷，林彪的四野雄师（十二个纵队，十六个独立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共七十万人）[3]沿着多尔衮的老路的东、中、西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直迫平津。
    中原战场，九月下旬，济南失陷，王耀武被俘，共军即将长驱直入。下一步，将危及京畿的安全。十月二十九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江淮必守的主张，放弃陇海线上的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
    蒋先生原属意白崇禧担任总指挥。白先同意，后又变卦。改派宋希濂，蒋不放心，乃落到杜聿明头上，刘峙挂名。
    这就是国共双方打的最大的一次战役，史称“徐蚌会战”，或“淮海战役”（中共）。
    国军出动的兵力，约八十万人，计有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孙元良的十六兵团、黄维的十二兵团。另有交警总队、炮兵、工兵、战车等单位。
    共军参加的兵力，为六十万人，包括“三野”所属的十六个纵队，二野的七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冀鲁豫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
    论兵力、装备——特别是重武器，国军无不占尽优势，但共军机动灵活，将士用命，战斗意志旺盛。
    蒋先生的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聚敌痛歼，挽救危局。不幸，这个希望，也落了空，没有等大兵团展布开兵力，已为敌人各个击破。
    前线失利，后方动荡。翁文灏内阁下台，行政院院长一职，乏人问津，历胡适、张群，最后由“阿斗”孙科出来送葬。
    蒋先生的最后一张王牌，是请求华府急救。“蒋总统认为须有一种心理上的特殊变动，始足以加强抵抗中共的意志”，董显光的《蒋总统传》进一步指出：“此种心理上的刺激，莫如有一支持中国政府的宣言来自美国。”蒋先生深信“此一宣言纵未能立即补充以物资上的援
    助，已足挽回动摇的心理，而制止日益增加的失败主义者。它可作为对共匪的一种警告，使此时尚留在长江以北的中共军队，暂止于华北的收获，以免冒对美冲突的危险。”[4]
    杜鲁门的复信，说了些漠不相关的话，表示一下同情，予以婉拒。十六天后，蒋夫人亲自出马，白宫晤杜，旧事重提，要求华府派将领前往中国，及十亿美元的军经援助计划。得到的答复：“除非美国派军参加，任何大量军事援助，均将于事无补。”
    杜蒋私下已有嫌隙，种因于蒋支持共和党杜威的竞选，杜鲁门说过：“我恨不得把这些家伙关在监狱里。”[5]外加国务卿马歇尔对南京政府的偏见，国务院中国科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已无药可救。任何寻求美国援助的努力，均将落空。
    经国形容此一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
    “中共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的攻势。一般丧失千志的将领及寡廉鲜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中共‘和谈’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中共的欺骗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已趋于崩渍。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6]
    逼蒋“引退”的动力，来自担任华中剿共总司令的白崇禧。白抗命增援徐州的事，蒋白关系，已临破裂边缘。[7]十二月二十四日，白自汉口发出的“亥敬”电，咄咄逼人，驱蒋的态势，呼之欲出。跟着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中层干部，甚至“激起了一股‘兴师勤王’的念头，”“团结在蒋公的周围，稳定那种局势，”[8]可见危殆之严重。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等于对南京发哀的美敦书，内外交攻，蒋即使想恋栈，亦时不我与，剩下退路一条——下野。
    蒋迟迟未见行动的内因：不甘桂系逼宫，出乎义愤是其一；需要时间，从事必要的部署是其二。至于经国所说：“父亲对于杜（聿明）部待援，已尽最大心力，自信问心无愧，认为此时‘引退’可无遗憾。于是下最后之决心。”[9]其可信的程度那就太低了。
    首先，重新部署人事，扩大京沪警备部为京沪杭总司令，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派朱绍良去福州，张群驻重庆，余汉谋掌广州，离京飞杭那天，公布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委。
    派经国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一月十日，派经国去上海，命令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同月十六日，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外汇的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将来遭到接收。
    二十一日，正午约宴五院院长，下午二时，在黄埔路官邸，约国民党中央常委叙谈，出示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略谓：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当时的场面，至为凄惋，经国回忆：
    “时在坐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
    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父亲个人的进退出处，光明磊落，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10]
    我们看过尼克松下台前的哭哭啼啼，里根失掉总统提名时的难堪脸色，蒋先生英雄气短，自属常情。
    文告最后一段，勖勉“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风度翩翩，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把戏，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离开中常会，蒋驱车先至中山陵，[11]面孔严肃地站在国父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离一九四六年五月还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将何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四时十分，乘座机离京，临空后，盼咐座机驾驶依复恩，绕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苍山含黛，江流呜咽，“别时容易见时难”，落木怆怀，悲恸难已。
    五点二十五分，抵达杭州，浙江省主席陈仪迎机，假楼外楼设宴接风，席间陈劝他要“拿得起放得下”可触怒了老人破碎的心灵，陈后来在台伏法，固由汤恩伯报密，说陈有异心，是其主因，陈口不择言，已埋下杀机。
    当晚，蒋下榻空军官校的天健北楼，入睡前，告诉经国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多了！”
    如果蒋先生真做到“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的话，抗战胜利，急流勇退，盖世英名，决不至毁于一旦。如此下场，何来的“轻松”？倒是经国说了真话：“我恭聆之下，无限感慨。”
    桂系拿到一个烫手的蕃薯，忙于组阁和谈，蒋氏父子，则徜徉于溪口“山林泉石之间”，等于看南京的戏法。
    一月二十八日，适逢农历除夕，“全家在报本堂（丰镐房）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为蒋先生三十六年来第一次“在家度岁”举贺，躬逢其盛的，尚有张群、陈立夫、郑彦棻等。
    元旦，“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喧天，龙灯漫舞，向父亲致敬祝福”，乡里浓郁的人情味，给蒋氏父子带来无限慰藉，至少，把国事可暂时抛到一边。
    表面上，蒋先生一介平民，闲云野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