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部分
了，自然就狠狠赚了一家伙。
完了他们讥笑我的些父老乡亲，说他们一个个的傻×，都什么年代了，还以卖爱国粮的心态来卖这玩意儿呢！
看，麻烦吧？他好心好意地将好东西缴售给你，你反过来嘲笑他愚昧落后、观念陈旧，甚至以假种子假化肥之类的东西回报他，他该怎么办呢？
他再愚昧也会接受教训反弹一下是不是？由此也可分析出假冒伪劣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所以，不能笼统地提倡
“世界像个废纸篓，倒掉了许多旧观念”。有些观念听上去不怎么时髦，但它正确，体现了中华民族诸多的美德；有些观念新倒是新了，却充满着极端的个人主义及铜臭气。
经验告诉我，还是跟一些有点旧观念的人相处放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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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与心态
人的心态、脾气与气候有关这点定了。比方说，27℃的温度下，人的心态就比较平和，他在待人接物上可以从从容容，不急不躁。
也比较容易宽容，哪怕稍微得罪他一点也不要紧。若是35℃以上呢？
那就麻烦，一样的话，27℃的时候他不生气，37℃的时候他就要跟你瞪眼。
所以夏天吵架的多；三十多年前的那场
“文革”就是从夏天开始的。如今我们开展精神文明的群众活动也大都选择在一年四季中的另外三季。
济南是北方有名的小火炉，今年热得就更是厉害。无论时间上还是程度上，都是又长又狠，热得你无处躲、无处藏。
而天气预报也十分地可疑，感觉上是39℃，可一看天气预报才35℃，不时地还由于种种原因停一下电什么的，在这种情形底下，济南人光是喘气都费劲，哪还有好心情对待你？
人们很容易就焦躁不安，三句话不来就发火，有时两口子吵架都打到街上来。
前天，我楼前的小路上两口子在毒毒的太阳底下大汗淋漓地动起了手，有过路的帮他们拉拉架来着，那男的还跟拉架的打起来了，前前后后打了一个多小时。
我在阳台上一边看着他们吵架就一边寻思，都怪天热呀，夏天一来泉城人民吃苦了。
所以，前不久有刊物让我谈青岛人和济南人的时候，我在列举了两地人的异同点诸如青岛人很少光着脊梁上街，而济南的街头上则遍地光膀；青岛人喝醉了酒回家睡觉，济南人喝醉了酒上街大闹；青岛人说话动不动就是中央怎么样，济南人说话总是省里怎么样；青岛人出去说青岛的长处，济南人出去说济南的缺点……之后就说，青岛那样的气候，理应更加文明一点、脾气好一点。
比方说，你三句话可以激怒一个济南人，青岛人应该六句以上才可以动怒；济南人春秋两季也很少有人光着膀子上街，冬天更甭说；我家里要是比较凉快，我喝醉了酒也回家躺着去。
这是气候，环境亦然。像我家附近周围就全是水泥砣子，连棵像样的树也没有，吵架的就格外多。
而你周围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呢？让你打你也不忍心打，你心态平和，干什么都可以从从容容，那就比较容易热情，比较容易出风度。
心态平和，能准确地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是怎么个事儿就怎么个事儿，不至于走无谓的弯路，将简单的事情办得很复杂。
比方说，济南人骑车上街若撞了红灯，过去是要罚款的；罚款不多，也就两三块钱的事儿。
但天太热，他心情烦躁，他要跟人家吵，一吵再加两块，越吵越加、越加越吵，几个回合下来，人家将他的自行车给没收了。
等天凉快了，他冷静下来，即忙着请那交警的客，而那交警他还不熟，这又人托人地找人，你托了人，请客的时候不能不让人家一块儿坐坐，一场酒下来，那就三百二百地下不来。
看，三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他因为心态不平和三百块钱花上了。青岛人不，你罚三块就三块，赶快缴上忙别的去。
这种心态、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还不说明生态环境重要？最近不断从济南的报纸上看到有文章讨论如何在省会建广场、修绿地的问题，如何用五年的时间将济南建成现代化大都市的问题，这就对了。
从抓生态环境入手，让人们的心态平和下来、涵养提高上去，算是抓到了点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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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观点与人品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喜欢将人分成左或右的？我认为是“文革”之后。再往前数几年，有老右这一说，却很少听到有人说谁谁谁是老左或左乎乎的。
被称作老右或老左的，一般都是领导干部或人文工作者，小人物一般都不会被说成这个。你说蹲在马路旁边修鞋的老头儿或修理自行车的小伙子是老右或左乎乎的，就不怎么可信；你也不会说某个下岗工人是老左；那些搞艺术的比方就是个什么星吧，一般也不会被认为是老右或老左，你可以说她艺德不好，热衷于走穴或偷税漏税，但一般不会被人称作老右或左乎乎的。
可你若是个领导干部或者作家、评论家什么的就不行了。七十年代末，你将留长发穿喇叭裤的小青年看成是小流氓，或将合法经营的个体户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来抓，那就是老左；现如今当金融部门走上市场、银行变成商业银行的时候，你若还将买国债当成爱国主义来提倡，那就是左乎乎的。你是个作家，你回避矛盾，老在那里歌功颂德，或者你的文学主张只容许现实主义存在而不让人家有点探索或突破，那也是老左；你若专门写揭露性的东西，在那里搞假恶丑三集成，人家写点呼唤真善美的东西则说人家不深刻，那就是老右。
观点的问题，在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重要，你人品再好，可你站错了队，上边儿照样不重用你。当阶级斗争结束了的时候，所谓的观点其实都是认识问题。重要的是看他是否真诚。我就是这么认识的，错了是我没认识到，你能怎么我？另外他会上这么说，会下也这么说，从不搞两面派，那还是比守着人说人话守着鬼说鬼话可爱得多。而且认识也是可以改变的，如今没有谁再说小青年打扮得漂亮一点儿是穿奇装异服了吧？
一般人往往没有固定的观点，他听着老左说得对，听老右说得也有道理，这多半是因为无知。只要不是抱着某种个人的目的去迎合什么，也还是有点可爱。比较讨厌的是那种心里一套嘴上一套、不坚持真理或正义的人；那种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明知此人人品极差，却为了某种斗争的需要还要重用他的人更讨厌。
这让我想起“文革”时期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刚跟某个造反派的小头头吵了一架，第二天他的自行车车带就让人给扎了个眼儿，我寻思他肯定要怀疑我来着，不想他首先怀疑的是他本组织的个小子。他跟别人说，刘某人虽然跟我吵了架，又不跟我一派，但还不至于这么下作，倒是那个平时老在我面前拨弄点是非的小子最可疑。我听说之后就比较感动，这说明他在识人交友上还是有点数。后来我们就一起参了军，成了比较好的战友。
交朋友是交观点还是交人品？我是主张交人品的。你观点不对，但你人品好，我就跟你交往；你观点挺对，可谁跟你好你坑谁，我就躲得远点儿。
这话说起来容易，具体做起来却往往不是那么简单。比方说，我少年时期就非常崇拜一个著名的乡土作家，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对我的创作也十分地关注与提携，他并不认识我，却跟采访过他的新闻界的朋友说过我许多的好话，朋友向我转达之后，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有几次我至他所在的城市出差，寻思去拜访他一下子来着，可那里的熟人告诉我，这个人左乎乎的，你去看他干啥？吓得我就没敢去。直至他有病去世，也始终没去看他。这说明咱在待人处世上还是有私心，如今想来就非常地后悔与遗憾。
我们小人物将人家的某些观点看得那么重要干嘛？我写此小文，也是基于这样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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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好人公式的诠释
在文学圈子里呆久了，发过一点文学作品，差不多都能听到一点好听的话。但你不可以太当真。特别说在你当面的那些好听的话，有些是过头儿的，有的则纯是应酬，就好像见面问吃饭了或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他若是个领导干部，比方就是个什么名人吧，他说你的某个作品好，则像跟他的下级说你最近干得还是不错的嘛，啊，一样，你也不要太当回事儿，更不要引用。你若受宠若惊，到处引用，特别是见诸如报端，他听见或看见之后要么不承认，要么就说你浅薄；你若以他的话作为自己调工资的依据，他说不定还会出来辟谣，那你就会很尴尬。
所以，我对那些说在我当面的好听的话，一般都持怀疑态度；而对那些说在当面的不太好听甚至一下子不好接受的话，我一般都比较相信。
这是因为，凡是说在你当面的那些不怎么好听的话都是真诚的，是他直接的感觉，至少说明他将你的作品认真看了。他冒着可能会得罪你的危险，为了能说服你，还怕你反驳，他一般都要动好多脑子，你就得当真。而且人家也不会光对你说些不好听的话，那些好听的话他只是不当着你的面儿说，他要在不守着你的另外的场合里说。与那些当面吹捧你，背后糟践你的人相比，哪个更好一些？
因此上，我将当面批评背后表扬称作好人公式。正常情况下，你在识别正直的人或不怎么正直的人、好人或不怎么好的人的时候，你拿这个公式套就行了。
不同于艺术行当的其他门类，作家里面一般都没有师承关系，很少听哪位作家说谁谁谁是他的徒弟或谁谁谁是他的师傅。但我却越来越觉得，在文学界最关心中青年作家创作的，还是一些老同志。他们大都过了耳顺之年了，对文学早已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了，完全可以超然地依照自己的价值与审美有好就说好、有坏就说坏了。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就得出那么个公式。他若谈起你某篇作品的时候，一般都是当着你的面儿指出它的不足，而不当着你的时候才说到它的长处。
我认为这不是单纯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个做人的问题。只有好人或没有私心的人，才敢于这么做，所以我说它是好人公式。
大概十几年前，我在一个非常不重要的刊物上发过一个短篇，里面有一个关于“褥”字的细节，我说这个字很不好写，老师启发学生认这个字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李心田老师认为这个细节幽默得有点过，显得很不严肃。我当时是在我家乡的小县城里工作，他就让评论家宋遂良老师给我捎话，转达他的意见。此后我每次见到心田老师，他几乎都要说这件事，说了有四次之多。最后说得我都有点不耐烦了，寻思这么点小事儿，我以后注意就是了，说起来还没完儿了呢！但他对我其他的作品又非常地关注，多次在不守着我的其他场合说一些鼓励的话，我又非常地感动。当然他不只是对我个人如此关心了，我在某刊物负点小责的时候，曾发过一篇不错的小说，他看了之后就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那篇作品的看法，而当时他并不认识那位作者。
我忘了这件事在另外的场合里是否说过。如果这次是重复地说，则是考虑如今这样的批评特别是当面的批评太少了，而那些削足适履理念先行对创作无用也无益的批评则显得太多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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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海迪印象
一同住在省城济南的作家中，我大概是离张海迪家最近、与她相识也最晚的一个。尽管心仪已久，互相对各自的作品也非常熟悉，我来济南的九年间，却一直没见过她。就像俗话中说的，你忙我也忙，难免看不见。好在几个月之前，因为接待一位共同的外地朋友，才有缘于她家小聚了几次。
不见面不说明不熟悉、不敬重。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残疾名人（她最近被日本NHK评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之一，而且是唯一的女性），作为一代中国青年的典范，她的事迹、她的精神，一般人都耳熟能详。我认为她是八十年代以来所涌现出的最过硬也最持久的典型之一，有许多好的典型由于种种原因，或因去世了，或因他们自身走向了领导岗位，或因时过境迁，他们的典型意义不是那么耀眼了，唯有张海迪却一直闪烁着她永远的魅力与本色的光芒。当然这与她始终是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也有关。
仔细想来，人生所有的锻炼与考验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痛苦的磨炼，一是荣誉的考验。作为中国的老百姓，我们凭着忍耐与韧性，一般的痛苦与磨难差不多都能熬过去、挺过去；但在荣誉面前却就不一定把持得住。海迪面对巨大的痛苦所表现出的那种坚强与勇敢当然是我所佩服的，我尤其敬重的是她在荣誉面前所持的那种无谓与淡泊，那种真正的荣辱不惊，那种对心态与情绪的把握与调整。十几年前，我们几个文学界的朋友曾以海迪为例批评过跟我们非常要好的一位老大哥作家，那位老大哥曾吃过许多苦，甚至受到了诸多非人的待遇，他都表现得非常好；可在文学上的一个奖项面前却就失了分寸，要么于社交场合上傲慢无礼，要么在私下里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