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部分
种味道。一了解，还不是，纯是性格、胸怀乃至气度使然。他崇尚中庸，不事张扬，忌争强好胜，富容人之度，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那种强人气派。他跟人打乒乓球，不管你水平高低他总能把握在二十平的分寸上，绝不使你尴尬。但办起事儿来，却是格外地让人放心。他的准则是言必信，行必果，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前边提到的他与中科院计算所搞横向联合的事，人家也是看着他办事踏实才一口答应了的，人家知道他的底细，见过他七天七夜连轴转，实在困极了往地板上一躺合会儿眼就完事儿的那么种劲头。
崔连科性格内向，但不孤僻。他博学多识，喜交友，爱文学，在许多场合也会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他的公司承接过多项大型项目，如湖北、江西邮电系统及上海市的大型传呼系统，齐鲁石化、济钢、兰陵美酒厂等大型管理系统；也曾承接过一些智星还不怎么熟悉的办公自动化项目。某单位的头头儿是一位人文学者，为了解智星公司的品位，他跟崔连科不谈业务，而是谈文学。啦大明湖上杜甫和郭沫若的对联，那人说出上联，他马上对出下联，你说海佑此亭古，他说济南名士多；你说杨柳春风万方极乐，他说芙渠秋月一片大明，几个回合下来，生意谈成了。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崔连科十分重视建立以人为本、以三高六条为要点的企业文化，并成立了以他为组长的企业文化建设小组，着重在培养人锻炼人上做文章，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条件。曾在合资企业工作过的团支部书记张苹对此深有感触，她说，合资企业实行的往往是一种毫无人情味的管理，而智星不同，既有纪律约束，更有情感上的交融，在培养人上又舍得花本钱，职工们有劲儿那还不尽着使呀？很多用户说智星的青年人有朝气，文化素质高，服务态度好，就是企业文化熏陶的结果。
……崔连科以这样的气质、气度做事、做人，他的同事及职工怎能不放心舒心！
智星从初创时的六个人、两间房、二十来万固定资产，每年营业额以百分之四十的速度递增，发展到今天，已是有着多家分支机构，年营业额一亿多元的具有国际合作优势的国营中型企业了。几年来，他们先后承担了十多项国务院和省级科研项目，入围金卫工程，获得联想集团全国唯一金牌维修站荣誉称号，并被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评为优秀高新技术企业等，真的是闹大了！崔连科始才将办公室的三抽桌换成了大板台，但他朴实依旧、忠厚依旧，你觉得这是个永远心中有数且有着相当文化品位和涵养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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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学何家德
何家德是我初中到高中六年的同学，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少年老成，才华横溢，却又生不逢时，始终不得志的个人物。
他对
“文革”及阶级斗争的认识，肯定比一般人要独特和深刻得多。他中等偏下的个头，脑袋很大，四方脸膛，说起话来两个嘴角一抿一抿的，很稳重很成熟的样子。
他大概比我大个两三岁，他一直坐在教室后边的位置上。我们现在知道坐在前边的小同学与坐在后边的大同学的记忆常常是不一样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我们谈起往事的时候，我说件什么事儿的时候，他差不多都能知道；而他说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几乎就没有印象了。
比方我说起那个
“咸菜缶”的故事，他就有印象；而他说的那个姓桑的同学的事，我就怎么也寻思不起来，也许我当时就不知道。
坐在前边的小同学很难知道
“座位后边的故事”；而你的一举一动，他却能一目了然。他入团很早，学习很好，在初中一直当班长，到了高中就当学生会副**。
那时学生干部的职务是很能矜持人的。比方一般高中生，你很难不让他调皮那么一下，我在整个高中阶段一直喜欢说一句很别扭的话，叫
“他终于不说‘文学是具有阶级性的吗？’了”。得空就来上那么一句，不时地就引得哄堂大笑，自己也能得到一点虚荣的小满足。
而何家德却不行，他要做出干部的样子，要显得稳重和老练，那就不能随便出洋相。
有一次我们一起从学校回家（他家离学校八十华里，我家离学校六十五），走着走着，他突然就来了一嗓子，我们伟大的祖国啊，正处在光辉灿烂的早晨——声音浑厚、宏亮，完全是夏青味儿的。
因为是走在两山夹峪间，还带着回音，就让我们为之一震。那是《东方红》史诗里面的一句朗诵词，看完电影之后我们经常学，可谁也不如他学得那么有气魄。
他的表情也是那么虔诚，那么神往，你觉得他真的是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他思想那么进步，学习那么好，前途肯定是无量的。后来，我们搞大合唱比赛的时候，他就朗诵：我们伟大的祖国啊，正处在光辉灿烂的早晨——很自信的。
“文革”了，
“串联”了，我们一起徒步去北京。在走了两天见到火车的时候，我们学习红军两万五长征路上不怕苦的决心动摇了。
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我们决定乘火车去。那是我们第一次见火车这种东西，刚挤上去，他即跟人吵起来了——当然是因为挤，声音很高，底气很足，道理很充分，给人一个见过大世面的感觉。
我即觉得这是个适应性很强，接受新生事物很快的人。第一次坐火车就敢于跟人吵，且不发怯，让人觉得他经常坐这玩意儿，将来是能干点大事业的。
可此后他什么好事儿也没捞着，以他的学习成绩，他肯定能考上重点大学，但大学不招生；以他的思想表现，他肯定能当个好兵，可人家不要；后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也没他的事儿，原因都是因为他有海外关系。
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的时候曾见过他，他当时好像在公社里面干不脱产的电工。
待我一九八二年转业的时候，他就在村里干书记了。喝起酒说起话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海外关系，只是他一个本家的大爷在香港做买卖。
他是只受了他的影响，并未享受到半点实惠。我即想起谁说的一句话来着，你把他往资产阶级那里推，资产阶级还不一定要他。
让我感动的是，他对世道，对他所受影响的原因并没有半点的怨言，也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当前的形势、改革的前景、国际共运的现状等等。
他对意识形态领域某些很具体的事情也不陌生，仿佛他吃了饭什么事儿也不干，专门关心和研究这些问题。
你与他啦呱，也丝毫没有农村人孤陋寡闻的那么种感觉，表现了老三届们共有的些很好的意识。
你觉得他完全可以干一点更大的事情。后来，他不干书记了，搞个体运输；再后来，就让一位很有眼光的企业家请出来干了某总公司的副总裁。
前不久我回家乡一趟，一了解，效益很好，他本人也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样子。
这时我才稍稍心安一点：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终于有了一个与他的才华相称的事业了，最终有人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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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桌的故事
中央电视台搞的某个晚会里面，有一个节目是让两位中年演员与他们小学时的同桌在台上久别重逢，并让非演员的一方描述演员一方的童年往事。节目本身的质量如何且不去评价，有一点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即他们的记性都特别好，非常人所能比拟。看完节目我们一家人即各自回忆自己小学时的同桌，竟没有一个能回忆得起来。不仅小学时的同桌没回忆起来，初高中时的同桌也没想起来。这也难怪，几乎所有的中小学差不多都要隔三差五地调位的，你们这个学期是同桌，下一个学期可能就不是同桌，你回忆谁去？所以我们永远当不了演员，你老老实实地该干啥干啥去。
想不起硬想，遂将高中时某学期的同桌想起一个，他叫王德迎。
该同学学习一般，身体较好，爱好有二：一是喜欢数饭票，二是喜欢打篮球。整个六十年代，沂蒙山的农村中学生都是吃兑换粮的。所谓兑换粮就是在家里将粮食卖到附近粮站换一个兑换证，再拿着这个证到学校换饭票。这里面的优惠是你卖到粮站的可能全是粗粮，但兑出来的饭票却粗细都有，比例跟省内粮票一样。王德迎兑出饭票来之后天天数，每晚睡觉之前即盘腿坐在床上数那玩意儿。他神情专注，业务熟练，跟用扑克牌算命一般，先是将所有的饭票掺和起来数一遍，尔后再将粗细粮抽出来分别数。我曾说过他，看你数饭票的劲头儿就知道你是什么出身：中农。他乃不悦，说是就你出身好，你再胡啰啰儿我卯你！但他胆子很小，说是要卯我，其实并不敢真地卯。他有时数完了饭票还会将肚子拍得啪啪响，一边拍着一边说，瞧，多棒，跟商业局的那小子差不多了吧？嗯。
他说的商业局的那小子，是经常来我们学校打篮球的。那家伙带球的时候怪模怪样，屁股一扭一扭，八字脚一撇一撇，卓别林样的，很滑稽，也很从容；他还指手划脚、声东击西呢！也能从背后传球。王德迎即崇拜得要命，打球的时候就学他，屁股也一扭一扭，脚也一撇一撇，也指手划脚，整个一个“商业局”。可他带球不灵，三带两带就让人家给截去了。
他是我所有同学中最欣赏自己身体的一个。一个高中生，很少有谁拿自己的身体当本钱跟人炫耀的，也很少有谁没事儿的时候转着身子顾影自怜地欣赏自己。他是既欣赏，又炫耀，有事儿没事儿地就拍那个并不出色的肚子。因了以上的原因，他在班上的威信就很一般化，连个组长也没干过。
有一件事儿给我的印象很深。1967年时兴“斗私批修”，班上的造反派对保守派开展批评整风。说是批评，实际跟批判差不多，人家作了检查，往往还不放过，还要捕风捉影地揭出些无关的问题来上纲上线。有一个男同学甚至还公报私仇地打了一个女同学。王德迎就悄悄跟我说，这是什么整风，还打人，要论有劲儿也数不着他，两耳光煽得他不知姓什么，还打女同学哩！我因为“文革”初期被班上的同学写了大字报，说我是修正主义苗子又是资产阶级接班人什么的，一直灰溜溜的，这时也作了检查，主要检讨自己过去骄傲自满经常讽刺个人什么的。我这里刚检查完，王德迎发言了，说是看人家这态度多端正，检查得多深刻，连第三线的私字也挖出来了。他这么一说，就有点典型引路的性质，后边发言的人顺着他这个调子就下来了，我也就很容易地过了关。我先前跟他关系一般，他这次也并不是特意地要保护我，而只是出于公道，他就这么个认识水平，他是个没有城府的人。
“文革”之后我再也没见着他，整整三十年了。前不久，我高中时代的老师来访，说起班上的同学，老师告诉我，王德迎已经死了，是死于出血热还是什么来着。我即黯然了好大一会儿，想不到他刚到中年就死了，那么健康的一个同志……但他是我某个学期的同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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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十年前正十八
母校建校四十周年，余高中毕业也已三十年矣。三十年前是个什么概念？那时我年龄刚十八，青春正焕发，生活较困难，学习却不错；当然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什么的。
我是一九六三年进入沂源一中读高中的。凡是叫一中的学校都不错，生源也好，师资也棒。这是因为县里面的一中一般都是全县招生，选择的余地大。而整个六十年代的上半叶，一大批省内外的大学生或因又红又专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或因学业很好但出身有问题被分配到那里去，沂蒙山区各县的一中就都集中了一批至少业务上很不错的知识分子。像教我那一级的老师，就有刘嵩善、魏建华、王兆林、徐蕴若、玄恩桐、路应逵等（如由于我的疏忽，没有提到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敬请原谅，并非由于其它原因，此文也不具有任何表扬意义）。他们真正是为沂蒙山的教育事业奉献了青春，做出了贡献的。
我们那一级在本校叫五级，两个班。入学时每个班45名学生，待到高三，就只剩下三十六七个了。原因大都因为家庭困难，或因缴不起学杂费，或家庭里面需要他这个劳力，中途退学了不少。我曾在一组叫做《老三届们的歌》的系列短篇中，提到大部分学生都要背着煎饼卷、提着咸菜罐，步行六七十里地去上学，还有的学生放学时需捎一独轮车酒糟回家，都是真实的。
我特别想说的是当时的一种气氛、一种心态。教语文的王兆林老师是特别能制造紧张的学习空气的，他在一班说二班的同学刻苦用功，下了课还呆在教室里学习，赶都赶不出去。到了二班再说一班好，也是赶都赶不出去那一套。让你觉得下了课不呆在教室里是一种耻辱。而刘嵩善、魏建华老师则不时地要油印一些数学参考题让你做，完了再没完没了地讲解、演算；上海籍的徐蕴若老师则是明显地表现出对学习好的偏爱、对学习差些的冷淡，甚至连讽加刺了……你觉得这帮人是非让你考上大学不可的。我后来知道，我们县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