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部分
育局还真是把宝儿押在了这些老师身上。此前的几届升学率低得可怜，这一届他们决心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们就在那样的一种气氛里面作人生的一搏，做最后的冲刺。我们没完没了地进行摸底或模拟考试，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我们紧张，我们疲惫，我们暗暗地较劲。而此时的政治气候，火药味儿已经很浓了。报纸上先是批判《海瑞罢官》，接着就批“三家村”，还有先前闻所未闻的这个倒了那个挨批了的消息在学生中流传。它将我们人性中好斗的一面给调动起来，逮着个机会即想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一番“反修防修”。让我举一个例子（因时间久远，细节不一定准确，但本质的真实是有的）：
整个“文革”之前，外语还不是主课。高考的时候也考外语，但只作为参考分。因此上，高中三年，每个星期六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就都是俄语。一些离家远的同学就可以不上，提前回去了。上俄语课比上别的课多一道程序，就是老师进了教室全体同学起立之后，需用俄语来一句老师好，叫斯得拉福斯特维介乌其介里，若老师是女的，还需在后边加上个“你擦”。有一次我们刚喊完了那一套，还没等坐下，门外就窜进来个同学。他外号嘟噜王，干任何事儿都喜欢一边干着一边嘟囔。他弯着个腰一进门儿就说是，操它的，忘了拿咸菜罐儿了。作者联想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里面是将罐叫缶的，即起哄道，嗬，忘了拿咸菜缶呢，这么重要的东西忘了拿，你是干什么吃的？哈地一阵大笑。那同学从黑板旁边的碗柜里提出咸菜罐儿，一边往外走还一边解释，窜了二里多地才想起忘了拿咸菜这个缶，这一个来回四里多地算是白跑了。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堂课上得怎么样就可想而这个知。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就会扑哧一声，同学们想起那扑哧的原因，又是一阵笑。
我们的俄语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可能对那同学表示了同情，比方说，祂走出二里多地去还回来拿咸菜罐儿，这说明他家里只有这一个咸菜罐儿；他家离学校八十多里地，每个星期都提溜着走个来回容易吗？结果就引起了一阵讨论。这个说，八十里地走个来回有什么了不起？××同学离学校九十多里呢，还不照样打来回？那个说，他拿的是什么咸菜？是黄豆的呢，咱呢，萝卜疙瘩，要是咱也有黄豆咸菜拿，一星期打两个来回也行啊！有的开始起哄，他刚才进来的时候还没喊报告呢，根本就没把老师放在眼里！还有的就说，他还很不讲卫生呢，他打篮球的时候还学商业局的那小子呢；逮着个球也不传，屁股一扭一扭，三扭两扭就让人家截去了。还有的就揭发，他大爷还干过还乡团，前两年社教的时候让人家斗得不轻……那老师年轻，遇事压不住阵脚，整堂课就那么吵下来了。——当时的心态就那么个心态，要想搞点革命或斗争的事情很容易。
……后来就发生了“文革”。我本人因为被确定保送上大学，也挨了四十来张大字报，被批为资产阶级接班人和修正主义苗子什么的，算是个处女整。但比起老师们所遭受的磨难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
十八岁是个多么美丽奇妙的年龄！有时想想我们十八岁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心里又怪复杂的，说不清楚。——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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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为什么写作
如果没人问我，还真想不起为何要写作来，就像农民一般想不起为何要种地，工人为何要做工一样。不种地、不做工吃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可仔细琢磨一下的时候，又觉得任何写作者都不是天生就会写作的，还是有一个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问题。
如今想来，我好像少年时候即做起了作家梦的。五十年代中期，我大姐在初级社干社长，家里经常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工作队员。她来是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但别的事情她也管，像两口子打架或婆媳不和了，谁家的鸡丢了，那家的老娘们儿出来骂大街了，她要听见或遇见一般都会去劝。她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栽培技术里面，有一条是在地瓜育苗的时候将地瓜先放到六十度的温水里泡一下，庄上的人就怀疑，说那还不烫毁了个球的？还六十度呢，又不是烧酒！她即一遍遍地给他们讲解、示范。她这个办法还真行，待秋后一看，那地瓜还真是长得格外大，也没黑斑病，人们遂叫她六十度C。庄上再有人吵架的时候，旁边的人只要一说六十度C过来了，你俩别吵了，一般也挺管用。她干活的时候就挽着腿儿，白嫩丰腴的小腿儿上沾着些泥巴，形成一种色彩上的反差。你觉得沾上些泥巴比不沾泥巴还要美丽似的。我大姐就说，她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呢，毛**不是说吗？农民的腿上有泥巴，脚上有牛屎，可还是比知识分子干净些？她是按这话做的定了。
此后的几年里，她每年都要来个五六趟。每次来也都带些小人书给我。我知道那些小动物能说话的书叫童话，而写这些书的人叫作家，就是从她那里听说的。她还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也当个作家。她本人也经常写些地瓜育苗、玉米授粉之类的小文章登在一本叫做《农业知识》的杂志上。有一次她得稿费三元整，还买了些香蕉给我们吃。我那是第一次吃那玩意儿。我觉得稿费比一般的货币要好听，含金量也格外高似的。咱一边吃着就一边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个作家，至少能像她那样，也用稿费买点香蕉什么的。
我后来知道，该同志是金陵大学的肄业生，是一九四八年从南京跑到沂蒙山解放区来的。当时光知道她叫六十度C，具体叫什么名字还真忘了。但她要咱将来当个作家的话却记住了。漂亮女人的话总是让人记得格外牢，她们的启示也格外有权威。打那之后，我即思谋着将来当个作家，就像如今踢足球和学电脑一样，从娃娃抓起，从现在做起。我打初中就开始有意识地积累词汇，见到些好词儿就记到小本本儿上，还学着来点风景描写什么的。若干年后，当我真正写起小说来想拿给她看看的时候，却不知她到哪里去了。
在那样的一种蓄谋已久、孜孜以求的心态底下，我一直觉得革命文艺工作者比一般的革命者要好听，甚至比先进工作者也好听。尽管后来的“文革”中他们一般都受了些或大或小的磨难，可我还是痴心不改。比方说，我们学校的个老师因先前发表过几首四句一首的那种小诗，“文革”中挨了斗，我还是对他挺羡慕，觉得因这个挨斗还是要比偷鸡摸狗光彩些。因此上，我到部队干起了通讯报道工作不久，兴趣即向创作上转移。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一九七一年发在《锦州日报》上的《支农红医》，说一个战士自学针灸给群众治病的故事。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的个东西，《锦州日报》还加了编者按，说由此篇开始恢复“大凌河”文学副刊，并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拿起笔做刀枪，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云云。
我第一次谈女朋友的时候，已经发过一点东西了。那人为了显摆，将我发的些东西寄给她的家长看。结果她母亲即来信说我写的什么玩意儿，这样的人早晚得出事儿，不出事儿也靠不住，你小姨就是个例子不是？遂令她与我断绝关系，她父亲则在她母亲的信上批示“已阅，同意”，她后来也真地遵嘱照办了，我学习创作的决心也没动摇，用那人的话说是“贼心不死”。当然这中间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了，但那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你说咱对文学之女神虔诚吧？迷恋吧？代价不小吧？咱以这样的心气儿矢志不渝地追求了她这么多年，我即使是笨蛋她也会金石为开吧？
直到不惑之年，咱才终于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作为一个男同志，要实现个当作家的理想格外不容易是不是？至少要比女同志困难得多。那时正好有家报纸开了个“作家风采”的小栏目，除了登你一张照片之外，还要登一句玩深沉的话，我就写了几句戏词给登上了：这一段咱心情好不轻松，实现了当作家一个美梦，从此后把生活好好深入，沉下心搞创作与世无争……
至于将文学看成是精神食粮，将作家看成是灵魂工程师什么的，那是后来逐渐认识和升华出来的了，我最初萌发学习创作的念头的时候，还没这么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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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晚报乃我一益友
我说过，我搞了二十年的新闻报道工作，对报纸有感情。八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的时候，就凭着两本我发过的新闻及文学作品的报纸剪贴，很痛快地就被安排到了广播站，还弄了个股级干部当，这还不说明报纸对我是多么的重要？
我若一开始只给广播电台写稿而不给报纸写稿，毁了，至少联系工作的时候要麻烦了，你拿着广播电台的用稿通知单去联系工作无论如何都不如变成铅字的东西有说服力。
另外我七十年代初开始学写小说或散文什么的时候，所有的文学刊物都还没恢复，也是首先发在报纸上的。
所以，如果要选举最重视报纸副刊的山东作家的话，我至少该列前几名。
你可以说我的文章不好，但不可以说我对报纸的副刊不重视、没感情。
我与晚报的关系主要是与文学副刊的关系。为着写这篇小文章，我大略地统计了一下这些年我发在晚报副刊上的东西竟有上百篇之多。
特别是九三、九四、九五三年，我写小东西上了瘾，每年光发在《齐鲁晚报》上的东西竟有三十篇左右。
难怪个别同志有意见，给报社打电话要求少发一点我的东西了。确实的，发得太多了，连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我应该算是晚报副刊的优秀通讯员，可他们每年评优秀通讯员的时候从来没评过我，我仍锲而不舍、一如既往地努力着、争取着。
四年前，我在一篇《说副刊》的小文中曾提到，当文学刊物步履维艰，文学疲软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我们报纸的文学副刊却始终热热闹闹，风景这边独好。
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你可以说文学疲软，但我还没听谁说过晚报的副刊疲软。
副刊不疲软，除了客观上的原因之外，我认为与他们的编辑队伍素质较高、毛病较少有关。
他们一般都很年轻、很能跑、很能拉，也比较廉洁，很少有哪位作家或作者给他们送点礼什么的。
相反的，他们往往还要自己掏腰包请作者吃饭，以至于外地作家来了一般都不找作协而找他们。
我始终认为，一个好的编辑不在于你自己多么有水平，而在于你手头有多少重点作者。
他们是联系全国知名作家最多的人。在许多外地作家朋友们的眼里也都是把晚报当成作家之家的，那怎么会疲软？
晚报乃我一益友。晚报副刊这些年对我帮助不小，早几年的时候我写了那么多小说，没有几个读者认识我；那年我在晚报上开了个小专栏，哎，一下子就整了点小知名度出来。
我有时到小酒馆里喝小酒，老板认出咱来还给咱八折之优待，这都是晚报给我带来的实惠，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她。
我将继续积极投稿，争取做个优秀通讯员。下雪了，冒着纷纷的雪花出去买晚报；或者夜深了，独自一个人出去将刚给晚报写好的稿子投到马路旁边的邮筒里，这两种情境下的感觉都不错，说出来还有点小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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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书信与贺信
一
×月×日信收悉。您信中说，我的长篇小说《乡村温柔》中有一句话是错误的。即故事里面的我当了公社一级的干部，小笤就让咱好好记住他的名字——高素廉，要既朴素，又廉洁，她告诉我这个廉洁的廉是古代的一种丝织品，有一首唐诗就叫将廉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看，有学问吧？我问她是谁给你起的，她就说是老鱼头，那诗也是他说的。你说，这是一首乐府辞，而不是唐诗。这个廉字也不对，应是缣。又说，也许您是故意为之？因为是老鱼头告诉给小笤，而又由小笤转述给“我”的，是老鱼头记错了？另外一个农村小姑娘也不可能这么说：有一首乐府辞就叫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是吗？
我得先感谢您的指正，它确实就是一首汉乐府辞，而不是唐诗；我也不是故意为之，也不是老鱼头或小笤记错了，而压根儿就是我记错了。
现在想来，我大概是“文革”之前从一本叫做《古诗三百首》的书上第一次看到这首叫做《上山采靡芜》的乐府辞的，因为挺顺口，调子也挺凄情，一下就背过了，全文如下：
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跑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相类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出，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我在给高素廉起名字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这首辞。我肯定是将缣字记错了，并由此生发出廉洁的含意来，当时还为这另外意味的发现有点小得意呢！也因为我在小说中是让老鱼头给起名的，而又由小笤来转述，好像准不准确都不怎么要紧，故没再查对。现在看来，是我记错了，我将《古诗三百首》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