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返回海南和经济规划
1932年初，李思华再次回远东“过节”。
她是带着一批高射炮回根据地的。自从发现日本间谍后。李思华认为与日本侵略者，甚至是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明暗冲突，可能会加强。
在飞机装备和生产难以短期改善的情况下，使用高射炮是防空的王道。她知道，广东的空军也有一百多架飞机，日军正在发展航母，虽然南海目前是英国人的天下，但也可能通过舰载机来侦查。当然对于英国人，也需要防范。
而且海南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后，难免有一些信息传到各方，引起关注和被侦查。所以她决定即时加强海南的航空。
高射炮群已经发运了几批。总量高达1万门，因为高射炮还是很便宜的，以李思华取得的“内部价格”，75MM的高射炮大约只有2千美元一门，所以一口气买了1万门，她计划有4000门部署在海南，将海南打造成一个防空上网格化的“刺猬岛”，而其余的6000门，未来会部署在缅甸，保护油田和沿海空域。
她离开海南已经两年了，这两年海南最大的变化，自然是大工业和各个工业区的建设，以及由此带动的全岛路网建设。除了工业建设之外，乡寨建设、农场建设、乡村道路建设、以及其它基础设施建设，都在快慢不一的进行。当然，即使李思华提供了很多的资本来支持建设，但无可否认，总是有资源制约的，不可能同时进行所有需要的建设项目。
她还是老规矩，先做调查研究，再讨论政策方针。在两年前经过她指导的一轮调整之后，她觉得这一次的感觉比较好，同志们的努力，使得海南的政府管理和建设逻辑，相对比较“现代和先进”了，新的思想观念开始树立起来，而民间的宗法思想，快速地被“社会化人际关系”所替代。
尤其是前年她批评最重的司法，这两年进行了重大改革。各级党组织建立了强大的调查机构，一直深入到最基层的民兵。司法的调查，分为刑事侦缉警察、经济侦缉警察、民事侦缉警察等，其中民事侦缉，就是针对上次李思华严厉批评的宗族主义和群众中的坏分子。
民事侦缉不是坐等报案，而是吸收了优秀民兵和进步分子兼任基层民警，主力则以隐秘巡视组的模式，深入到了解乡寨内部和城区街道，主动侦缉，搜寻线索，及时清除群众中出现的，以家庭、宗族、同学、雇佣、结社、团伙等形式为掩护的，欺压他人、隐性剥削、混混乡霸等事实上的反革命分子。至于一旦抓到，也没有什么批评教育，根据轻重情节，至少去修一到三年的道路。而情节更严重的，当然是去吃枪子。
所以民事侦缉，已经成为司法上最庞大的一只队伍。严格意义上来说，民事侦缉，才是调查的主力，而刑警和经警，则是在民警基础上派生的两只专业警察队伍。
党组织内部，则建立了纪律委员会，同样设置了内部调查机构，每年都要对党员的经济情况、工作行为进行调查，发现异常立即进行深入调查，以及时清除党内的坏分子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工作上同样强调的是主动性，而不是等到事件发生，才去调查。实际上，事后调查，已经意味着前期管理的失败。
所以现在法院和检察院的判案，已经不是完全依赖法律条文，以及官司上事主的各自举证。有疑问的官司，必须有民事侦缉警察的调查结果。而如果事主对判决不接受，可以要求民事侦缉警察介入。而只有民侦的结论，才是最终的结论。对于重大的案件，甚至需要两只以上的不同民侦的结论，才能论定。因此，整个司法的逻辑，已经从“形式正义”，调整为“事实正义”。
这无疑增加了司法成本，维持一只庞大的民事侦缉队伍，自然是有不少成本的，不过李思华认为，账不能就这样简单地算。通过这只队伍，党组织深入了基层，使之能够在人民中保持高度的形象，并将革命思想深入到最底层，同时保证了人民之间的公平公正，让社会风气积极向上，保护了所有弱小的利益和安全。经济利益有损，但社会效益极大，这是值得的。必须坚持和完善下去，形成不可动摇的有效机制。同时对于民事侦缉队伍的内部监察，必须加强，一旦有发现徇私枉法的，就是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她想起前世建国后，有几个历史时期，基层犯罪分子横行，少数地方出个门都担惊受怕，以至于最后用严打的运动来解决，她不希望这一世，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她更不希望，由于社会不公，强力者横行，导致很多群众满腹怨气，对党的领导嗤之以鼻。
在政府的几乎每一个部门，都设置了调查组，基本上保持1/3的同志，都在对具体工作的调查中，所有的研究和报告，都必须先有调查情况的汇报，然后才能出台，而经过调查、研究、方案到决策，才是被认可的科学的流程。
基础工作完善了，所以这一次李思华从一个更高的高度，向同志们阐述了她对于今后的一些战略问题的看法，影响最深远的无过于她对城乡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阐述。在一次高层干部会议上，李思华阐述了这方面的相关内容。
李思华说，同志们容易形成一种刻板的影响，也就是现代化就是城市化，不断地将人口吸纳入城市，就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这是错误的。
现代城市依赖什么而生存？最根本的是制造业，用工业这个词太狭隘。其它的主要功能，是教育、贸易（批发零售）、服务业。其中服务业，是完全依赖城市人口规模的附生，而批发零售的贸易，则大部分也是依赖于城市人口的规模。
所以制造业的边界，本质上将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边界。制造业有边界吗？当然有边界。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们预计的制造业人口，最大规模大约是总就业人口的15%左右，因为制造业的产品不可能无限扩大生产，当有消费力的人都购买了，当然就无法再扩展销售，市场有限，所以总规模必然有限，这是浅显的道理。
中国的人口远比美国多，制造业是具备规模效应的，制造规模越大，单位产品需要的人数就越少，所以中国的制造业人口，也许到了总就业人口的10%，也就差不多了。
当然，战争时代是另外回事，特殊情况下，临时将总就业人口的40%转入军工为主的生产，都是可能的，美国现在就能，当我们建立新中国后，肯定更能够达到。不过，在规划的时候，还是必须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设置。
中国的人口，正逐渐达到4亿人的规模，让我们假设一下，未来有10亿人，那么合理的规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在人口平均年龄比较年轻的情况下，10亿总人口可能会有60%，即6亿劳动力，其它的是25%的青少年，以及15%的老人。
按照10%的制造业人口比例，那就是6000万人。假设家庭比例是1户4口人，1个人带3个家属，则制造业人口带动了2.4亿人在城市，其实这已经有所高估，因为有些制造业会是在乡村的，我们这里先忽略。请注意，这2.4亿人中已经包括了制造业人口家庭中，接受城市教育的青少年。
除了制造业人口，科技机构、批发零售的贸易（商业）、城市管理人员、未来城市各种新经济的人员、教育和医疗机构、文娱、建筑、金融等，即制造业以外需要的其它一切人员，我们给一个1:1的比例，即同样是6000万人，他们也带动整体2.4亿人在城市，这样城市的总量是4.8亿人，其实由于两类家属，本身会从事各种城市服务业和商贸业，这样的人口规模已经估测得很高了。
再加上乡村教育后，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或者其它事务的缘由进城，我们加上个零头，就可以得到非常粗略的5亿人口这个概念，即总人口的50%在城市是比较合理的。
其实50%都可能是高估的，因为制造业会由于科技而不断进步，今天的一个大鞋厂，需要1万人，而几十年之后，也许只需要1千人甚至更少。制造业人口达到高峰后，必然不断减少。
西方的方法是，一方面将制造业人口转向“新兴”行业，但这方面的转移是有限的，同样是因为科技进步，新行业需要的人口，必然少于过去旧行业需要的人口，科技攀爬高峰，难度越来越大，创造的新行业就业往往少于旧行业。这是科学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另一方面，他们只有将更大规模的制造业人口，转向低端服务业，例如去餐厅端盘子跑腿，去给城市居民送各种货、发展“快递业”等。总之尽量用低端服务业，替代制造业的就业。
同志们觉得这样会正常吗？这就是“城市病”，实际上城市并不需要那么多人口，但城市人口过多之下，只能是尽量发展各种“新职业”，其实这些职业的所需的技术程度，还低于制造业的普通工人，甚至还比不上乡村——端盘子跑腿的技术含量，难道还超过了在农村发展庭院经济和种植业？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更何况，这些新职业，也很容易被科技的进步所替代。
这样推演下去，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大量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出现，用西方对市场的原则来看，其工作的价值是很低的。绕了一圈，新的无产阶级，又要出现了。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这不是公有制能解决的问题，公有制顺利发展，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制造业无法吸纳足够的就业人口，我们总不能用本身只够5个人吃的饭，强行去养10个人、20个人，那样的话毫无效率，只能导致产业衰落，导致人浮于事而“大锅饭”的严重问题。
科技越进步，城市就业的难度就越大。资本主义国家最后可以两手一摊，不去管人民的死活，但我们不行，我们对人民是无限责任，必须承担重任。
如何解决问题呢？有一种思路是等待科技的发展，等到例如说机器能聪明到替代人的几乎所有劳动，那反正大家都可以不劳动，按需分配，其实就是人类可以剥削机器。很幸福不是吗？大家都可以当懒人。
台下哄堂大笑。
同志们不相信，我其实也不相信。那样的一个时代，必然是停滞的时代，人类会变成行尸走肉，控制权力的少数人会将多数人，视为无意义的渣渣。多数人与其说是享福，不如说是被豢养的奴隶，不用付出劳力，却必然会付出其它更残酷的代价。这绝对不是我们认为理想的社会。
在可见的未来，我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我个人的意见，答案在于农村。
就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设想一下，10亿人中还有5亿人在农村，农场可能需要5000万人，剩余的4.5亿人他们组成了9万个乡寨，不过在这里我们用10万个乡寨来估算，保持一定的人口容纳弹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肯定无需每个人3亩到4亩以上的农地，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我们还是维持3亩这个基本线，一家四口就是12亩地。一个乡寨约20平方公里，那么10万个乡寨，大约就是200万平方公里，会占据国土面积的不到20%，同时经营着大约15亿亩的耕地。这当然做得到，其余的耕地，由农场规模化经营。这就是整体国民就业的蓄水池。
如果我们能做到，在乡寨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城市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实现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弹性设置，那么就能大大减少城市病的无序发展。
例如，在判断城市人口过多，新贫困阶层出现的时候，动员配置到乡寨。就像刚才我们举例的从9万个乡寨到10万个，就可以接受5000万的人口移入。超过5千万人，也可以新建乡寨。
而在乡寨中，原城市居民立即可以低成本地、拥有相比城市更大的住宅，可以获得每个人3亩地的农地配置、甚至是林地配置，可以加入乡寨组织的各种养殖、加工等产业。
当他们发现，在乡寨的收入，并不低于他们在城市，甚至生活水平更高的时候，就一定有吸引力。至于不会干乡寨的农活等，那是党组织和政府进行教育培训的问题，只要肯干，没有适应不了的。更何况，科技在进步，未来的农活，其实主要还是操作机械。
至于其它的问题，就是组织要一直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乡寨的生活，比起城市要枯燥，不利于吸引和留下人口，如何解决？
首先，乡寨基本配置是4500~5000人，本身就是一个小镇，具备基础的生活设施和各种配置，生活的便利性，相对城市，缩减得并没有那么厉害。
其次，我们的城市发展，本身并不应该是那种不断摊大饼一样的发展，而应该是“分布式网络”的发展，旧的城区不应该继续扩张，而是在乡镇密集的中心，新建新区，新区与旧城区之间，建立轨道和公路系统，例如我们正在引进的轻轨系统，如果新区与旧区之间，相隔半个小时，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原来100平方公里的城区，这样变成500平方公里的城区，每个新区，也许能配置几十万人？其城市辐射的乡寨，就会增加10倍以上。这样的乡寨，居住和生活的人口，可以便利地进城，享受在乡寨，所无法享受的城市生活和设施，例如演唱会、大型体育比赛、大型商场、商业街等等。
总之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才能比较完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工业一定要反哺农业和林业。未来我们对于农林渔牧生产的资源，在物价管控上，肯定会逐渐一路走高，尽量保持乡村正常收入与城市正常收入的可比性。如果不能在城市生存，那么我们就提供去乡寨生存的替代，而且是收入和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替代，这样才有吸引力。
如果我们能实施上述策略并取得成功，这意味着我们将具备非常高的社会稳定性。失业问题的影响被降到了最低，每一个人民都知道，自己还有最后一条路，甚至这条路并不算太差，也能避免失业造成的满腹怨气。
同志们由此可以理解，乡寨战略发展的重要性，它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根据地的一个个革命堡垒，而是包含了未来我们农村战略的基础。在未来，它将是我们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海绵和蓄水池。在这样的基础上，城市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发展城市的人口规模，实现最优化，避免城市病。一旦城市人口过多，或者经济形势有变化较差的时候，就可以将人口释放一些到乡寨中。
这是用农业的稳定性，来抵消制造业和城市其它行业的波动性。城市各种产业的波动性，恐怕是农业的几十倍，这导致失业和局部阶层收入低下问题，会不断地发生，单单只从城市的角度，永远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今天我所讲的，可能同志们会觉得非常遥远，很多假设，是基于未来城市高度发展后的推演。不过我们都知道一句古话：“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探讨这样的战略，本身是为了未来在新中国，长期治国的需求，也是我们为未来更大的根据地做准备。如果现在不能想好想透，未来治国就会出现偏差，很多基础，一旦歪了，是扭不回来的。
当然，今天的讲话，很多是个人的臆测，未必完全正确，同志们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思考新局，用更完善的策略和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李思华的阐述，得到了全体同志起立的热烈鼓掌。无论她说得对不对，我们党，就应该以这样的心胸气魄，去谋划未来，创造一个光明璀璨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