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管理、监督、创造和分配
李思华指出，建立了以上4类企业的机制，并不意味着党和政府就对其放手，相反，严密的监管，是必须始终存在的。
目前党和政府各个部门的设立，基本已经确立了一条原则，就是必须有3个内部组织：教育部、调研部和监察部。
每个部门，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终生教育，不断提升业务水平，成为本职工作上的专家，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
每个部门，不能是所谓的“坐班”，天天呆在办公室，与以前封建王朝时代的衙门一样，等着人家上门，这中官老爷的做派，决不允许。每个工作人员，每年至少有1/3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在调研与本部门有关的工作中，而调研部的人员，更应该是永远的车马劳碌，这就是本职工作。
每个部门，必须严肃纪律，监察部就是监察部门内部的不良事实，例如腐败，上级部门还会有对下级部门的另行监察。部门出问题，而监察部未动作的，必须要罪加一等。
参考我党对内部的管理，对于企业的管理，我们已经在筹备企业调查总局，企查总局下面会分设国企调查局、民企调查局、外企调查局、内部监察局等部门。这将是一个庞大的部门。
我们可以设想，以缅甸为例，未来可能有3000万人，按照经济繁盛时代，每100人有一家企业的比例，则会有30万家企业。每个企业调查员负责10家企业，而且有另外的调查员交叉调查，至少1家企业，会有2位不同来源的调查员负责。这样，就需要至少6万名调查员。
这些调查员的要求其实很高，对于人品操守和文化财务水平都有要求。其对于自己负责的调研企业，要尽量做到与其创始人一样的熟悉程度，对于企业的财务、薪资、人员结构、思想状况、产品情况、销售情况等，都需要心里有数。
这些调查员本身构成一个“营销网络”，他们还可以帮助企业，通过调查员网络，进行产品营销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希特勒的社工党都可以为企业做到的事情，我们的组织没有道理不做的更好。
所以，调查员其实就是党和政府驻企业的联络员。必须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他们一方面要维护党和政府对于企业的各项政策，保证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要帮助企业发展和扩大，反馈现行政策或者政府行为不合理的地方。他们还能够汇集无数的有效数据，便于党和政府未来政策方针的调整和发展。
有人可能会说，这会导致“吃皇粮”的人太多，不符合精兵简政的原则，导致费用过高。其实，我们从来不怕吃皇粮的人太多，我们怕的是，吃皇粮的人都在混饭吃。我们是对人民无限负责的政府，所以当然是大政府的格局。如果企查总局，做到了其应有的职责，那么人多一些，则是必要的代价。
这种模式，其实有点类似银行对企业的管理模式。银行对企业，也是3个组织，业务、风控和审核3部门。业务负责向企业接单；而风控其实就是调查，确认企业经营状况是否安全，是否可以放款；而审核就是对前述流程进行监控，避免业务和风控部门“独走”，违反规定。
如此庞大的组织，自然也存在调查员可能的腐败或者徇私行径。内部监察局就是起监督作用的，监察部门应该使用企业抽样巡查、数据挖掘分析等多种方式，实现有效监督。
所以调查和监督，是我们应对庞大的企业群落管理的基本方法。
当然，我们针对企业尤其是公有制企业，必须现在就制定一些不可打破的规矩，来预防未来可能的徇私舞弊。
例如针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每个企业的国企员工，规定只能是他一个人就职，老婆是在同一个单位找的，可以特殊允许，但其夫妻直属或旁属三代之内的亲戚，都不得在这个企业就职。否则，国企就会变成了一个人情小社会，到时候国企的员工，都是某些人的七大姑八大姨。而如果变成这样，那还是底层人民的企业吗？简直会变成某些人的家族世袭企业了。
国企员工的儿女或亲戚的下一代，不得在同一个城市的其它国企就职。想进国企，就必须在其它城市工作，而且必须合乎招聘条件，由其它城市的国企择优聘用。这是预防某个城市的国企群落，形成了互相交换利益的格局，你的子女在我这就职，而我的子女去你那工作。
凡此种种，我们现在要尽量预防，没有能及时规定的，未来调查员和监察部难道是吃素的吗？当然要把这样的情况找出来，严厉惩罚。
所有的层层监督的设置，同志们不要以为是不信任同志，安排好这样严密的机制，才是对同志们负责。古代人都知道“慎独”的道理，一个人独处而没有别人的时候，是最容易犯恶行的，反而再自私的人，在集体相互作用的氛围中，也会变得正人君子。这也是一种“看不见的手”，用集体和组织监督的办法，来约束每个人向善。
同志们，对经济组织的管理，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需要解决的是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如何有效率地做大经济的蛋糕。第二，如何公平地分蛋糕。
迄今为止西方所有关于经济学的理论，几乎都是关于如何分蛋糕的学问，甚至马恩思想也是这样。例如《资本论》讲述的，是分蛋糕要公平，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掠夺，所以必须弄死资产阶级那帮王八蛋。资产阶级自己的理论呢？例如《国富论》，谈论的就是天空飞舞的玄妙的看不见的手，能够帮助所有资产阶级这些完全的利己主义者，通过博弈达成合理的分配。
台下这个时候，响起了一片低低的笑声，李思华继续阐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到目前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而他们统一谈的，都是如何分蛋糕的学问。至于如何创造蛋糕，统一的答案都是，如果分配是有效率的，就能够反过去激励人们去创造新的蛋糕。回答了问题吗？确实回答了。但是回答得太简单了，现实哪有那么容易。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把这个创造蛋糕的问题，交给了资本家。他们认为那些理论学者，没有进入社会创造企业的实际经历，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所以创造蛋糕，需要“企业家精神”。
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可以放弃寻找这个答案。但是我们不行，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党是人民发展的先锋队，我们不仅要管理好分蛋糕，还必须建立有效的体制和制度，来更多地创造蛋糕。没有蛋糕的增加，分蛋糕分得再好，每个人能吃到的，都是很有限的。做蛋糕与分蛋糕，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对经济组织的管理，切记这两条。职能部门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我的工作职责只是监督如何分蛋糕，至于如何创造蛋糕，不关我事。这种官老爷的思维，在新时代必须改变。我们任何一个部门、一个人员，为企业提供任何一种服务，是必须掌握这个原则的，既要分好蛋糕，更要推动创造新的蛋糕。
同志们，在这个时代，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我们创造新蛋糕的能力。如果不能让公有制经济不断创造新蛋糕，那么本质上它就失败了，就会被私有制打败。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美国和德国这样国家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弊端很大，但某些时候很有效的创造蛋糕的模式。那就是以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微调，驱动资本投入，通过市场化的竞争，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产业科技的“颠覆性创新”，最终创造财富。
这一套机制，我们要模仿吗？一定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我们的路径是，以科技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化，公有资本为主导，私有资本为辅助，宏观顶层计划经济，微观底层市场化竞争，在降低沉没成本的前提下，同样要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要能够实现科技产业上的“颠覆性创新”，来创造财富。
严格的意义上，西方资本主义主要强调效率，不到万不得已的社会危机时刻，不会强调公平。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则必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既要快速发展经济，又要实现底层人民的共同富裕进步。所以，历史对我们的要求，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来，要高得多。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马克思在构思社会发展的历史的时候，他最早以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端后垄断崩坏，社会主义才会实现，社会主义是接班资本主义的。
但是实际上，现实给了我们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跳过吃人的资本主义，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这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创造。前人未曾有路，只能是我们自己开辟。
我在美国的时候，与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交谈过。其中一个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者，他的一番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计划经济可以搞定史诗级的钢铁厂和军事工业，但却搞不定可口可乐和各种品牌商品。因为根本上，计划经济无法实现颠覆式创新。”
这话对不对呢？至少观察苏联到目前的实践，我们不能说它是全错的。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宏观计划经济的顶层设计，而同样坚持微观终端的市场经济，也是承认计划经济的弱点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该用计划的用计划，该用市场的用市场。
不要因为我们坚持公有制是主体，就对市场经济敬而远之。也不要因为市场经济的效率可能更高，就嫌弃计划经济。两者之间，需要有机结合。
我们承认现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端和不完善，是为了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不是为了抛弃他们，那我们就失去了革命的根本。我们同样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一定情况下的高效率，也不是为了无条件地接受他们，而是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
资本主义的最大弱点，是搞不定分配问题，因为它是完全基于利己主义的。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博弈，所谓的平衡都是短期的，社会的不公随着其时间的发展，会越来越厉害。资本主义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就是这种分配不公导致的问题，必须要通过经济危机来缓解和调整，但总有危机完全无法解决的时候。
同志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切不可有一蹴而就的心态。
随着苏联的成立，尤其等到我们也能够建立新中国的时候，两者之间的斗争，将更加激烈。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的调整能力，尤其是美国，还是很强的。面对社会主义以发展底层无产阶级成为共同富裕的有产阶级的吸引力，他们也会调整国内政策，向“公平”的方向倾斜一些，让他们的劳动阶级缓一口气。
正是由于我们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西方资产阶级可能做出一些让步，例如让他们本国的劳动阶级，享有更好的薪资和福利，一定要超过社会主义国家普通人的收入，美国和英国，都有这样的趋势。因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害怕，如果他们的底层人民，被我们的社会模式所吸引，那么他们的统治就会动摇。
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这种狡猾的暂时的退让，确实对于世界革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在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司机，他的收入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司机的10倍，大家觉得，我们的社会主义，会对这样的司机有任何吸引力吗？你自己或许还傻乎乎地以为自己，可以当别人的救世主，别人却会认为，你是破坏他美好生活的仇人。
尤其是在国际竞争中，资本家可能会将各种高薪的职位外包，让外国低薪的人员，替换他们本国高薪的工人。这个时刻，他们本国的工人，可能反而会仇视其它国家的工人，认为是别国的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共同革命呢？
这就是很可能发生的残酷的事实。这就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证明自己的分配更公平，还要证明自己创造物质产品的能力，也不逊色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上述的例子，只有在我国的司机收入不低于美国司机的收入的情况下，而同时我国更加公平的事实，才可能唤起美国司机这种劳动阶层的“共情”。
第二个结果是，全球底层无产阶级的共同革命，恐怕是短期的，而不会是一直持续的。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各国的基本经济条件，相差太大。尤其是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劳动阶层的小小让步，其经济福利，就是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追赶的。
全球无产阶级的革命，短期必然只会发生在比较贫穷、内部阶级矛盾比较大的国家。而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是非常脆弱的，很可能短期就陷入低潮。
所以我们革命的选择，必然只能是先以民族国家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自身的独立、富裕和强大，然后才有资格与资本主义在全球竞争。共产国际那一套，且不说代表着苏联自私的利益，就是从全球的革命形势出发，也是不切实际的。
由此同志们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对经济组织的建设、发展、管理和监督。我们必须创造一套，能够快速发展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科技、能够高效率地利用自然资源、能够贴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系统。而同志们在经济系统的各种工作，都是塑造和发展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你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
革命，从来不是仅仅打败我们面临的国内剥削食利阶层，那只是万里征途的第一步。破坏容易，建设困难，建好就是更难。革命，是对不断增加的发展难度，挑战并战胜的过程。
李思华的这一次讲话，震撼力极强，在党和政府内部，形成了多个秉持其讲话精神的政策文件，让很多经济工作得以调整和完善，很多组织部门据此设立和展开工作。
她部分的讲话被流传到外界，在社会上也形成了很大影响，例如在不少中国商人和华侨中。李思华的讲话，让他们第一次，了解到我们党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所谓保护底层人民利益，所谓发展经济等方面的真相。而影响的结果，自然也是有的人仇视，有的人动摇，有的人则认为这是时代的趋势。
总之，缅华领导人李力胜的名字，开始在缅华“著名”了起来，很多人都认为她是造诣非常高的理论家，对于经济事务一点都不陌生。而很多人更是认识到，自己以为缅华的这个“社会主义党”，是一群不懂经济和民生的土包子，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可笑的臆想罢了。有的人更感慨，成功其实没有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