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社会主义玩不玩资本？
李思华补充说：
“由于这种货币上的格局，所以未来我们会有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最可能的是从1946年到1955年这10年，即美国从二战中腾出手来后的接下来10年左右。”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经济实力，预计到1955年美元圈的GDP大约是9000亿美元，而苏联经互会的GDP大约是3000亿美元，我们如果到1955年能有2500亿美元，那么我国加上苏联经互会，就超过了美元圈市场的一半以上，单单保持独立性，是足够了。”
“那么二战后的最初十年，我们实力还比较差的时候，如何保证我们的利益呢？美国肯定会对不愿意加入美元圈的我国，经济上严厉打压。坦白地说，美国人对于美元的利益，看重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它，美国本质是金融立国的。”
李思华提出的策略，是“软磨硬抗，局部弹性。”她解释说：
“在东南沿海上海到香港的沿海城市群，设立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即经济特区，允许使用美元，让美元资本在这些地区，可以发展。例如允许资本家在这些地区，以美元形式投资工业、商业和贸易，对进口产品设限，但对出口产品不设限，贸易区内可以收入美元、存款美元、支付美元。总体的策略，就是我们划出一个小圈，加入美元圈，这是向美国的示好，让他们以为，我们在尝到贸易的甜头之后，会不断地扩大对美元的使用，先麻痹他们10~15年。”
“这对我们不是没有好处，美元毕竟是全球仅次于黄金的“硬通货”，在1973年石油危机以前，是直接可以和黄金之间，以1盎司兑换35美元的价格进行直接兑换的。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我们就会有顺差，一方面用来进口一些，对我们还有用的工业设备或者其它物资，另一方面，要将美元储备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幅度，多余的美元，则每年连续性地兑换黄金。”
“美国不会允许我们永远只在小范围内使用美元，他们会用各种方法，来逼迫我们对美元全面开放，这就需要硬抗了。总之，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要准备好随时掀桌子。根本的原则是，我们自己几乎不投入资本，自由贸易区内，只有外国资本或私人资本，并且雇工，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
“在自由贸易区之外，我们必须坚持完全使用人民币，不允许使用和兑换美元。那么这些区域就不对外贸易吗？我们不必因噎废食。”
“以物易物太笨拙了，很难进行匹配，也就很难扩大贸易。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聪明的办法，即货币互换。比如我们与经互会之间的贸易，完全就可以采用这种形式。”
“例如，苏联卢布不能国际流通，他们名义上的标价是1美元兑换5.3卢布，但黑市上几乎是1美元换12卢布，相当于1人民币兑换5卢布左右。那么我们折中一下，可以和苏联签一个货币互换协议，比如说是我们借给苏联100亿人民币，而苏联又借给我们400亿卢布。那么贸易就可以展开，苏联用我们借给他们的人民币来购买我们的产品，而我们用苏联借给我们的卢布来购买苏联产品。等到年底或者定期，对双方货币进行结算，重新补足100亿人民币和400亿卢布这两笔资本。”
“这样就能避免以物易物中的笨拙和不方便的地方。而且这种方法，完全不限于经互会成员国，对于其它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非美发达国家，都可以尝试。原因也很简单，我们交易对手之间，大家都缺乏美元嘛，美国虽然痛恨，但很大程度上也难以干预。”
货币的内容，对于主席比较陌生，但他听得非常仔细，也能够理解。他站起来，走了几步，把手中的烟在烟缸中掐掉，深沉地对李思华说：
“这也是一场长期抗战哟，其艰难、复杂和危险的程度，一点都不下于真刀真枪，甚至尤有过之。一个失误、一次失败，就会有无数的老百姓遭殃，而国家的经济也会极大受损，发展就会遭到挫折。”
“现在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个领域非常陌生，对于货币的认识，往往还停留在货币是买东西的钱、是纸币上，这是我们知识上的一大缺点，尤其是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们，需要尽快地补上这一课。”
“我们不但要会打军事的战争，我们还要学会打经济的战争，重点就是货币的战争。”
李思华点头称是，她的阐述转向了从货币衍生而来的另一方面，即资本市场的问题。要不要设立资本市场，是更加复杂和关键的经济决策。她的说法是：
“前世的我国，应该说越发展到后来，对于发展资本市场的立场就越坚定。当然，两个时空的情况，现在已经差异很大，所以根据自身情况的抉择才是重要的。”
“让我们观察在这个时空可能的选择：如果参考苏联，他们是坚定地否决资本市场的，但我觉得他们所谓基于马列主义的思想理念，只是僵化的教条主义。”
“马列主义者对于资本市场的认识，首先必须确认一个根本的逻辑，即在社会主义时代，经济的运行细胞，是不是还是企业？”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明确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企业仍然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细胞。”
“那么企业靠什么运行？仅仅是生产线机器设备和人员吗？人财物三样，一样都不可缺，除了人和物，财即资本，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企业，必须依托于资本而运行，资本就是企业的血液。”
“企业不是仅有生产，企业生产，是为了在市场上交易，我们不可能用政府，来采购企业的全部产能，再对人民进行产品分配，没有一个社会做得到、做得好。苏联尝试这样做，但很明显，结果就是苏联，几乎只有服务于军事采购的重工业体系，其民用产品体系，包括轻工业体系，简直是脆弱不堪，产品粗劣，只能在国内使用，如果到国际上，那是毫无竞争力的，前世对他们民用工业的总结是，二十年如一日，几乎没有技术进步和改进的存在，除非国家拨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专门给一笔资金来改进。”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苏联的民用工业企业，最根本的就是得不到资本，他们得到资本的唯一途径，是银行贷款。而银行贷款都是政策性的，需要考虑风险，除了国家计划采购的产品订单，他们没有贷款的可能性，贷款还要承担利息和债务，对于企业是一种巨大的风险。”
“既然没有资本，谁还去考虑什么提升质量、创新产品、拓展市场呢？一文钱难死英雄汉的现象，就在苏联不断地上演。即使是其政府有意改善，几乎也没有可能。政府又有多少资本呢？”
“相反让我们来看美国，在民用工业上，美国相对于苏联的成功，最关键的就是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什么？是1年以上即长期的直接融资。”
“优秀的企业于是无需银行贷款，可以从股票、债券等市场上获得资金。资本市场帮助企业，完成了三大任务：让优秀企业得到无需负债无需付息的长期资本，让有资本的投资者能够投资，让市场的交易去发现价格，达成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同意的价位。”
“通过资本市场，美国相当于动员和汇集起了民间的资本，然后投资于优秀企业，他们获得资本快速成长，于是社会上逐渐发展起来一大群优秀的企业，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从而也就创造了新的巨大的资本，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对比苏联，我们就可以发现，苏联的民间资本，除了存款，没有别的用途，而存款后，等到银行贷款，几乎只针对有把握的大中型企业和国家项目，对于小型的创业企业，几乎不可能贷款，连抵押物都没有，凭什么贷款？但是我们都知道，再优秀的企业，也需要从小开始生长，如果在婴儿的时候反而没有奶水，怎么生长呢？银行资金的匹配效率和宽度，是远远比不上资本市场的。”
“所以，美国通过资本市场，动员起了全社会的资本；而苏联单独通过政府，只能是动员一部分资本。这就在投资上拉开了巨大的距离，结果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说话之中，李思华观察了一下主席，他静静地思索着，皱起了眉头。
“当然私有制下，资本市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创造富人。企业的老板和高管，最主要就是被资本市场激励，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企业上市并被投资者接受，他们拥有的股权价值，就足以让他们成为巨富。资本主义企业的积极性，就是这样来的。”
“按照股市的价格发现规则，一般是通过市盈率进行估值，例如企业每年赚1000万，市场上按照20倍的估值，会认为这家企业的全部股权，价值2亿，而如果老板拥有20%的股权，他的股票就价值4000万元，相对于企业不上市的情况下他每年赚200万，20倍的增值，自然是让他瞬间暴富。”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魔力，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而不是嗤之以鼻的真实存在，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政客、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相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所拥有的巨大优势。这里面有客观存在的逻辑和事实，不是嘴上随便否认，就能抹杀的。”
“所以我国的策略应该是怎样的呢？首先对于要不要资本市场，答案应该是肯定要。但关键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应该是对美国完全的模仿，否则我们就变成了私有制，还谈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呢？我们要建设的，是公有制为主体下的资本市场。”
“资本和资本市场本身是中性的，资本可以投资于私有企业，也可以投资于公有制企业；资本市场可以对私有企业赋能，也可以对公有制企业赋能。这是基本逻辑。”
“资本市场的组织形式和运行逻辑，我们可以参考美国，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我们要控制的，无非是两层。”
“第一层，我们规定所有达到直接融资门槛的企业，老板加高管的总股权比例，不超过5%（老板不超过2%），这已经大大限制了他们在资本市场可能的获利规模。”
“第二层，企业直接融资，资本是应该投入企业再生产，这部分我们不管，是企业融资的根本目的嘛。我们管的，是老板或者高管抛售股票获利的行为，不但要有类似三年之内不得抛售这样的管制措施，还要对于抛售获利进行高额的台阶式税收。”
“例如老板本身是2%股权，他理应得到每年企业的2%利润。但如果他抛售股票，例如抛售了1%即一半，按20倍市盈率他一次性得到了相当于企业年化利润的20%，则我们控制一个最高获利额，例如相当于企业利润的4%，那么16%比例的资金就必须缴税掉，即抛售股票，我们只允许他获得相当于2年利润比例的财富。”
“这样的限制，是要求老板和高管，只能从长期经营中获利，如果要一次性抛售，想获得巨额财富或者跑路，那么就要冒着巨大的损失。在我的前世，有很多企业股票上市后，老板和高管都是等着抛售了股票、自己有钱了就行，至于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早就抛在脑后了。”
“采用这种做法，我们是强调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而不是造富功能。我们可以允许小富人，却不会允许大富豪存在。没有所谓的“红色资本家”，红色共产与资本家，本质上不可能相融。”
“对于投资者获利，首先我们只允许合法公民进行投资。其原则是，亏损自担，获利实行总额管理。例如，我们的统计部门确认，人民的年平均收入是100元，那我们对非企业主个人财产的最高限额，可能就是10万元，相当于人均年收入的1000倍。超过10万元以上的部分，会有非常高额的税收。还是那句话，只允许小富人，不允许大富豪。”
“而且我们只期望激励起自己国民，投资资本市场的欲望，充分利用国内的剩余资本，并不指望用资本市场引入国外资本，我们并不需要他们的资本，否则会搞乱我们国内的经济体系。”
主席听得笑了，说道：“感觉你打的一手如意算盘，别人会按照你的算计来投资吗？”
李思华却不屑地说道：“这些条件苛刻吗？确实非常苛刻，但这是必要的苛刻。我们不需要美国资本市场的全功能，我们只取其中的部分功能，而限制其它的功能。至于如此苛刻的规则下，投资者会缺乏投资的欲望？呵呵，关键还是看国内有没有剩余资本，否则能够有机会，赚到相当于普通人年收入1000倍的财富，会没有吸引力？”
“至于那些将之与美国等西方市场相比，认为不合理太苛刻的人，他们完全可以用脚跑路啊，看看他们自己的所谓聪明才智，能否在人家国家的市场上，赚到更多的财富。说实话，在股市上获利的人员，大部分并不是所谓的高手，只不过是有足够的幸运罢了。”
主席向李思华诚恳地表示，对于资本市场，他太缺乏认知了，完全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他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所以现在没办法对李思华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不过对于李思华的思路，他已经很清楚了。这确实是一个极端复杂、而且利弊交织的大问题，他让李思华帮他找些这方面的书籍，他要好好学习提升一下。
第二天下午开始讨论产业建构问题。
对于这个领域，李思华是比较有把握的，前世的阅历几乎是决定性的。她向主席解释说，可以将国家导向的产业方向，分为三个大的领域：
“在当下的时代，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当然是重化工业，以钢为纲，在本质上是没有错误的，因为钢铁产量，确实代表着重化工业的规模和产能，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国防能力、建设能力甚至是发展能力。”
“在我前世，我国的粗钢年产能，几乎是一路发展到了近10亿吨，才停滞了下来，充分说明钢铁需求的巨大规模。所以建国后的前几十年，肯定是毫不犹豫地不断扩大钢铁的产能，其它的重化产能和品种，也必须是一样的发展，核心的总结就是全品类和超大规模，如此才能满足国家的发展需要。”
“最近的几年，在根据地大举引进基础工业的过程中，重化工业是最被重视的，技术引进得极为彻底，我们已经能生产和建设最先进的钢铁生产系统，包括1500立方甚至更大的高炉。在这个方面的缺憾，是部分合金钢产品的质量，以及品种的齐全，还比不上美国，不过这也是现在科研和工艺改进的重点。所以至少在当前，我们和世界列强，大致是同一条起跑线，不过我们的科研力量仍然薄弱，未来存在落后的可能性，这只能是依赖自己，加速增强科研的人力资源，以及资本投入。”
“我们的国土相对于前世变化了，所以钢铁和重化工业的布局是肯定要调整的。外蒙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铁和煤的储量还不错，所以国土内部的钢铁和重化工业的布局肯定是要扩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未来，在东南沿海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布局基于澳大利亚、非洲和巴西优质铁矿石的钢铁大厂，不过这是远景，需要等待国家面对的国际形势，稳定下来。”
“第二个大的产业方向，是以自然农产业产品，以及重化工业产品为原料的民生轻工业集群。在前期引进的6000个工厂中，其实此类工厂的数量和种类是最多的，因为从长期来看，轻工业的重要性并不低。”
“这一类产业的投资小，见效快，在国内目前工业产品总体匮乏的背景下，很容易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能让人民快速地富裕起来。既然现在已经获得了充分领域的相关科技和生产能力，而且各种工厂几乎都已经能够复制，所以必须激励这类工厂的发展。”
“关键的，是国家的资本有限，重点要投入重化工业。因此发展民生轻工业，需要动员社会资本，允许私有企业发展，部分的原因也是为了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当然，我们的重点是动员城区和乡寨，通过集体筹资的力量筹办加工业企业，在企业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管理和营销，多层次地支持他们发展，让轻工业在全国各地，尽快地繁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