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国家也要理财
在解决资本短缺问题的时候，李思华做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她深感必须建立起一个宏观金融工程的实施团队，对未来新中国的公有制基础下的金融进行顶层设计，说白了就是要建立基于公有制的国家理财体系。在她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让她给高层领导和负责经济、财政事务的同志们做一堂讲座，让他们可以思考起来。
这次讲座，西华政治局大部分人员、财政部、经委和计委的主要领导，都出席聆听。李思华则将自己的思考分享给了大家，她坦言整体思路并未完全成熟，需要同志们一起思考，最后形成比较可行完善的方案。她讲述的主要角度，是围绕着搭建一个国家的理财体系。
“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很不同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社会战略性资源和资产以及对应的资本，是掌握在大资本家或者说垄断资本手中，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替代了大资本家的角色，代表人民占据了社会中最重要的这部分资源、资产和资本。”
“大资本家们，是不会把利润拿出来给人民分享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应该把这部分利润分享给人民，当然不是给每个人发钱，而是将之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社会福利，投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前端产业，壮大国家的整体实力，提升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最终反哺到人民中的个体。”
“因此我们的党和政府，相比资本主义国家，就有了一种二元的属性，一方面是“正常”的政府，正常的税收和财政；另一方面，我们是替代了垄断资本的角色，所以有经营管理国家战略性资产的责任，这是“第二财政”。理财，成为了党和政府的基本职责，而不是可以忽略的企业职责。说得透彻一点，就是国家不仅是裁判员，而且还是运动员，这合理吗？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按照社会主义的逻辑，这当然合理，人民不仅要管理好自己，还要经营好经济，这就需要一个国家的理财体系。”
“一个好的国家理财体系，要做到什么？”
“第一是让资本有效率地增值，资本不断发展扩大，才能为人民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在这个方面，我们与大资本家的角色，是一致的，就是要经营好运营这些国家战略性资产的公有制企业。让企业快速稳定地发展壮大，让其资本金不断增长。”
“第二是帮助熨平经济发展中的波峰波谷。西方开始实施的凯恩斯主义，是以政府负债的方式，增加政府可运用的资本金，投资公用事业和进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增强整体经济的活力，避免经济危机下私人投资大幅度下降，所导致的社会投资不足。但后果也很严重，那就是政府大量负债，信用下降。”
“在某些时候，为了刺激经济，我们也会采用政府负债增加投资的方法，但我们的国家理财体系，就为我们准备了第二个手段，也就是驱动这些国家控制的战略性企业，以其资本扩大投资，带动社会经济活跃。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
“第三是在未来合适的时候，帮助国家建设长期的低税环境。大家知道，税收高了，私人是肯定不愿意投资的，就算公有制企业，经营的难度也会大大提升。一个能够刺激经济高速成长的社会，必然是低税率的。”
“我们现在还做不到，抗日战争一天天在逼近，我们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包括财政。但是等到我们建国后，实现了全国的和平发展，我们就要努力实现一个低税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动员全社会的资本踊跃投资、踊跃流通，从而实现快速经济增长。”
“但是，政府不能没有税收，税收低了，我们就没办法建设强大的军队，没办法集中力量干大事，这是一对显著的矛盾。”
“国家理财体系，就可以帮助减缓这一对矛盾，公有市场的收益，就可以降低国家对税收或者国债的依赖。说白了，我们就是用战略性资产的经营收益，去补充低税率带来的税收损失，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
李思华在讲座上讲到这里的时候，台下交头接耳，同志们有点激动。李思华的思路，让他们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
陈云提问：“李书记所说的要经营战略性资产，是指我们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吗？”
李思华笑着说：“这是一部分。央企和地方国企，当然属于这个国家理财体系的重要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土地资产。”
“有土斯有财，几乎在所有国家，土地都是最重要的资产。在资本主义国家，土地是私有的，谈不上国家经营。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是国有制，这就是最重要、规模最庞大的资产。”
“大家知道，我们在居者有其屋的原则下，对于房地产，主体实施的是组屋政策，土地几乎是零成本供给的，谈不上资本，这是我们提供给底层人民的福利。”
“但是房地产并不止于组屋。既然我们允许私人财产和私人企业经营和发展，未来必然有很多新富人产生，我们的政策，也只不过限制了不能产生巨富阶层，但没有限制小富阶层的产生。”
“这些合法的新富阶层，他们的财富也相当于普通人的数十倍乃至近百倍。这些财富，也必须有消费的出口。”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为组屋之外的商品房，搭建起一个房地产市场。他们不满足于组屋这样大众化的居住，那就让他们去购买高价的商品房。这些商品房，其基础就是市场化的土地价格。除了房地产，其它还包括商业和私人工厂用地等方面的土地需求。”
“通过商业化土地的市场化出让，从国家的角度，我们的地方政府，就能够从市场上回收大量资本，用来补充地方财政的不足。”
“或许，土地财政，才是第二财政；而其它战略性资产的收益，则是第三财政。”
台下开始热烈地讨论。邓小平说道：“这样的话，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关注商业房地产的发展，因为利益更大。”
李思华赞许地点头，说道：“是的，商业房地产有很多弊端。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只能是扬长避短。”她接着解释。
“按照组屋政策，地方政府通过销售组屋，也能获得很大一块利益，不过是销售差价的利益，所以基本上，地方政府仍然有利益上的积极性。而商业房地产，销售差价的利益是归属于商业房地产公司的，地方政府获得的是土地出让的利益。”
“相对而言，出让土地更简单，收益更高，所以地方政府必然有很高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中央调控。”
“一是建屋管理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所使用的土地，组屋建筑，以及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是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运行。地方政府只不过收到了组屋销售的利润而已。二是商业房地产，每年使用的土地规模和出让价格，必须经过中央土地部门的审核，按照财政的需求进行总量控制。”
邓小平接着又说：“如何保证地方政府将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的收入，进行明智的投资或者提供人民以福利？”
李思华的神色严峻起来，说道：“这正是关键所在。很多地方干部的素质并不高，一定有一些好高骛远、好大喜功之徒，他们不会顾忌人民的利益，脑子里只有对使用权力的快感和利益。我们只所以要建立独立的、庞大的调查体系，以及监管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管理。”
“比如说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有的地方主要干部，会把城市修得花团锦簇，其实城市的居民贫困的很多，而城市的财政，其实很不健康，就靠卖地而延续。对于这样的主官，党纪国法，正为此辈所设！”
“我们对地方主要干部政绩的考核，既不是GDP的增长率，也不是去看市容市貌，这都是基本的工作要求。我们核心要考核的，其实就是城市和乡寨的真实增长，可持续性的增长。有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产业链，地方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当地企业经营的状况，人民群众对当地政府的意见，这些才是考核的核心要素。”
“否则，就会有一些干部投机取巧，例如大量发行地方债，进行超前的城市建设，搞得财政都要破产；例如拼命引进那些不适合本地区的所谓大项目，为自己脸上争光，认为那是政绩；例如擅自降低薪资标准、环保标准，为不良企业保驾护航等等。”
“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习惯于戴着镣铐跳舞，习惯于在监督和调查下工作，而不是独断专行。有些领导干部，整天就想着自己一支笔的权力，不要组织监督，大事小事一言而决，何其畅快，做他的春秋大梦！”
台下一片肃然，安静得像是掉一枚针，都能听得到。
“最近，我就听到了所谓从下面各层领导干部传来的怨言，抱怨监督和调查太多，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
她冷冷地一笑：“何其荒谬！如果自己的决策是合理的，监督和调查部门，即使有疑问，也能得到上级的理解。不就是嫌别人，影响了自己使用权力的快感吗？因为有监督和调查，所以他们不能放手去滥用权力，没有旧时代官老爷的威风。”
“所以我们要求组织部门，对于此类干部，一律撤销职务，党内警告。组织会给他们一次机会，去参与管理建设好一个乡寨，同样要接受监督和调查。要是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不愿意做，那就退出革命队伍吧。”
“在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资本的使用上，中央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做出具体规定和要求。总的原则，是在保障地方建设为主的基础上，要划出一定比例，用于改善民生、扶助弱小、精准扶贫。”
“所以我们的国家理财系统，是未来财政之外，第二个重要的资本系统，中央将建立国家理财中心，总揽这方面的管理和运营。”
“所有包括第二和第三财政在内的收入，我们正在拟定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我们可以简单地由中央获得所有收入，然后再分配给各地方使用。但这显然不是高明的办法，会造成无数的弊端，也会大大地影响很多地方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将采取分税制，地方努力发展经济的成果越多，按照分税比例获得的税收也就越多，地方也就越有发展的资本。”
“中央、地方和企业，这是一个三维关系，是未来新中国经济体系的主体，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中央和地方，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主体的职责，不仅是社会管理，还是资本运营者。明晰和完善这个三维关系，关系到我们发展经济的大局，关系到新中国经济体系的稳定和效率。我们所有从事经济和财政工作的同志，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
“我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未来必然是一种‘战略中央，竞争地方’的经济关系。中央进行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的管理和运营，地方政府则各显神通，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地方与地方之间，必然会存在某些产业的竞争，因此还要区分良性的和恶性的地方保护主义，既要维护地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要建设完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很多产业，最终会溢出一个地方，而需要全国性的大市场。”
“例如消费品里面的啤酒，难道我们让每个县域，都设立一个啤酒厂？那就是巨大浪费的玩笑了，最终只能是全国都只剩下几个或者十几个啤酒大企业，只有这样的规模经济，才是这样产业的最终归宿。”
“然而，例如某地有一种特色的工艺品，是当地很多群众赖以为生的产业。我们就要谨慎，假设外地某个地方，觉得自己有更好的科技，能够在这个方面竞争，超过原产地，结果组织了这个产业的生产，打倒了原产地的产业，这就是内耗，是无意义的扩张。”
“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仔细鉴别，是计委基于经济调查部门调研结果的重要职责，他们需要进行全国性或者全省性的产业协调。不能让每个城市或者县域，都去追求少数几种的热门产业。”
李思华说完关于国家理财体系的问题，话锋一转，说道：
“借着今天这个讲座，我要批评近期在党内和政府中出现的一个现象。”
“革命的原则、政策方针的原则，必须坚持，这是党的铁律。有的同志，怵于斗争，精于调和，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他们碰到一些违反规则的事情，总是怕得罪人，总是喜欢做好人，于是和稀泥，不能坚持原则。以团结同志、团结民主人士的名义，放任党的路线和政策被破坏。”
场内所有人员神情都严肃无比，仿佛一场风暴在降临。
“这些人的人缘，当然因此而好得很，可是党需要这样好人缘的同志吗？我一向认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有个六七成的同志夸奖他，那是正常的。而超过七八成，甚至没有人说他不好，那这个领导干部，就一定有问题。”
陈云、邓小平神情极为严肃，因为他们知道李力胜同志，很可能是针对他们说的。那个“团结民主人士”当然是有所指。
“如果不敢斗争，不敢得罪人，总是想用调和的手段，用利益交换的手段来达成目的，轻易的妥协，那我们还革命干什么？”
“为什么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如此轻松地付出？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利益。就像以前我们批评过的所谓民族自治。光明的口号下，牺牲的是自己民族的利益，是中华苗裔的底层利益。这些利益可以轻易地送出，只要交换得到别人的尊崇和一些好话，明明是懒政和对民族利益的不在乎，却还能在一些不知道底细的同志那里，落下手腕灵活能干事的好名声。”
陈云和邓小平都有些坐不住了，李力胜的批评极为严厉，性质升级了。
“我们的手腕尽可以灵活，语言尽可以委婉，但棉里要藏着针，这针，就是我们的原则。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发挥灵活性，都可以调和的。”
李思华没有继续说下去，讲座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结束了。
李思华的“借题发挥”，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央。
主席专门找了李思华，她确实对周恩来和陈云这一系，最近做的一件事极为恼火。
部队在川边，抓了一个刘文辉和刘湘的亲戚，此人表面上是一个与藏区贸易的商人，实际上兼职做奴隶贩子，解放前有一些破产的农民，被他卖到了藏区。刘文辉和刘湘求情到陈云和邓小平处，他们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后，没有对此人进行详细调查，就释放了这个家伙。
有同志当时就觉得不妥，按照已经制定的规则，此人已经证实携带鸦片，触犯了刑律，而且按照新的司法调查程序，是必须搞清楚他所谓的贸易，到底是什么的。所以汇报到了李思华处，她也很不满，安排了专门调查，结果是个奴隶贩子，气得她是一佛升天、二佛出世。所以才有今天讲座的“借题发挥”。
没有参加讲座的周恩来，也觉得很尴尬，事后他专门找到李思华，诚恳地对自己的原则性不强而道歉，李思华最后说了一句：“严肃处理，下不为例！”
接下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背了党内的纪律警告处分，党内肃然。李思华还专门派人找到刘湘和刘文辉，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撤去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咨议职位。
经此一事，李思华对于所谓的“民主人士”，内心更为警惕，十年后的一场风暴，也算是肇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