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左中右派与第一个集团军
随着各地红军以及白区干部的不断回归西华，中共早期的精华汇聚于西安。李思华终于体会到，她前世在历史上读到的那些复杂的人事和思想情况。
这一天，她和主席谈话，她首先谈到了最近几个月，大量同志，尤其是原来我党的高级干部，纷纷归队带给她的感悟。她对主席说：
“主席，我终于体会到在前世的历史中，为什么我党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左，路线斗争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消停。过去我觉得这是巨大的内耗，但现在有点明白，有的时候，恐怕真的是难以避免。”
这个话题很严肃、很压抑。主席的表情认真了起来，对李思华说：
“那你现在的认知是什么呢？”
李思华回答：
“每个人由于自己的成长经历不同，教育不同，此后的阅历和实践不同，就会形成对事物的不同认知，对观念的不同理解，偏偏，很多人往往很坚定，他自己形成的思想，即使是不符合组织的主张，你也很难改变他的内心。”
“按照我现在的认知，大致可以把干部自身的思想，分为4类，即民本左派、教条左派、机会主义中间派，以及新民主主义右派。”
这个提法引起了主席的兴趣，他说道：“愿闻其详。”李思华点点头。
“民本左派，就是你我这样思想的人，是以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一切思想和政策的出发点，因为站在底层人民一边，所以自然是左派，我们这一派，其实手段是灵活的。比如我，从来不抗拒私有制、市场化这类的思想，因为我把他们当成了可用的手段，只不过不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李思华先自己吹嘘了一下。
“教条左派，是受苏联影响比较深的那些人，例如以前王民的国际派，其实在我党中的影响力，仍然不小。他们的特点，是对于理论的现实执行，是僵化的，例如说公有制，就要打倒一切的私有制，不允许任何的私有制存在。例如说要工人革命，就只认为唯有工人革命才是正途，其它包括农民革命就是邪道。那个即将归队的项英就是典型。”
“机会主义中间派，人数很多。不是说这些人的革命意志薄弱，很多人其实革命意志也同样很坚定，而是说他们在意的，是富国强兵和国家强大这样的传统目标，至于向左向右，只要手段有利，并不在意方向，他们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派。我个人认为，持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非常普遍的，例如周恩来同志，我个人认为他的思想就属于这一派。不能说他们对于人民没有感情，而是在底层人民的利益短期妨碍国家发展的目标的时候，他们会毫无犹豫地牺牲底层人民的利益。”
“新民主主义右派，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借了您前世的提法，实际上的意义是在半殖民地这样的特殊环境下，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说白了，新民主主义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既然是资本主义，在我们看来，自然是右派。批评一句，您的这个提法我认为是欠妥的。”
这引起了主席的更大兴趣，说到：“那你就批评一下。”
李思华笑了，她接着说：“我个人认为，无产阶级是领导不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如果是资本主义革命，其实领导阶层最后就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个工业官僚阶层，大致可以叫成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官僚阶层，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实施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
李思华的这段话，让主席陷入了深思，他知道李思华所指，前世不就是这个结果吗？建国三十年后，实际上就是由社会主义退回了新民主主义。
过了一会，李思华才继续阐述。
“所以我们民本左派的坚持，是很困难的。在革命的战争年代，大家都容易在外部压力下形成合力，矛盾没有凸显。而等到建国后，恐怕由于彼此思想不同，而导致的路线分歧，就会不断出现。”
“按照这个角度，我对前世的观察就是，前三十年的实践中，民本左派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径，反而在教条左派的影响下不断教条化，趋向于思想上的僵化，文革其实是最后无奈的挣扎。而在这条路线失败后，机会主义中间派，大量地转向新民主主义右派，于是国家就朝向另外一条路径发展，改道换辙了，成为民族官僚资本主义的路线。”
主席面色沉重，虽然没有说话，但他内心同意李思华的判断。
李思华继续阐述：
“右派之所以成功，关键是利用了私有产权和市场化，突破了这两个左派避之唯恐不及的意识形态禁区。但是事实就是事实，除了市场，没有人或者体制，能够解决几亿人甚至超过十亿人复杂、精细、庞大的各种需求。”
“私有产权的优势，我叫做微动力。因为个人利己主义欲望的驱动，形成自下而上的动力，每个人对自己的成就负责，在追求各自以为的幸福的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出现，不断的效率改良出现，巨大的财富因此而创造。”
“这种创造，需要法规保障的市场来交易和变现，有法规保障的市场才能创造资本和商业最重视的东西，即投资和交易的可预期性。而市场又可以带入很多效率工具，例如金融杠杆，例如风险投资或者股份投资，资本汇聚于有前景的项目，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在美国社会，证明了这种机制下，科技和产业能够不断地迭代进步。”
“否认私有产权和市场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功能，我们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看到自己的弱点是好事，难道反而要遮掩吗？遮掩得掉吗？”
“所以我一直主张的路线是，既要自上而下，又要自下而上。两者形成一个交织的经纬度，才是相对比较完善的。”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就是自上而下，按照民本左派的立场，就是要基于底层人民的利益，不仅是建立有利于他们的机制，也是要组织他们投入建设和生产，建立他们能够分享的公有制经济，通过占据关键的战略资源并进行有效率的生产和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但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这里面的难度，您也可想而知。关键是公有制经济的效率，如何能够保持和进步，不落后于私有制经济。否则整体国家的经济效率就会受限，而可持续性就会存疑。而且公有制经济的迭代进步，从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多少发明创造，来自于个人最初不经意的头脑火花，然后其中的一部分人，不吝于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去努力将设想变成现实，而最终的很少的一部分人，在其它大多数人失败的前提下，最终成就了新的产业、新的企业、新的商业巨头。这天然就是私人的、个人的创新。这种创新，如何能纳入公有制经济呢？公有制的企业领导，都在担心公有资产的损失，谁能去负担这种创新必然会导致的绝大多数的失败呢？我虽然提出了一些模式，但能否成功，完全没有把握。”
这一场会谈是没有结果的，但两人都知道，这将是他们终生面对的最大课题之一。
粟裕这一段时间都感到忐忑不安。
抵达根据地后，他立即告别了原部队，因为原来的部队，都将在经历重新严格的训练和思想教育后，分配到新的部队中去。而他本人，则被调入了一个特殊的高级军官训练营，训练的内容，是他以往极为陌生的，或者说根本还没有接触过的装甲坦克作战指挥训练。
这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兴趣，因为这样的作战模式，明显才是现代战争的主流，在了解到西华的现有实力后，他就知道，他原来熟悉的一套游击战法，在西华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强大的工业力量下，必须适应的，是工业化的战法。
他是个爱学习的人，这段时间，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战争指挥学习，他自认为自己体会很深，学到了不少，甚至有些思考，他并不认为那些德国和美国教官，能够提的出来。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央军委居然会提名他，作为西华第一个集团军的军长，而第一集团军，将指挥整整9个师，其中6个步兵师，2个摩步师，还有1个装甲师，一个集团军，就是大约15万人。到1937年，西华的主力部队，将多数转变为这种现代化的集团军，300万人的主力部队中，预计将有270万人构成18个集团军。
单单一个装甲师，就有两个装甲团，每个装甲团有两个装甲营，每个营包括4个装甲连，而1个装甲连就有16辆坦克，16个连是256辆坦克，加上一个装甲教导营（3个连），以及师、团、营各级指挥部的直属单位，总计装备坦克就差不多有400辆，这是何等强大的军力！而2个摩步师，其实就是运输机械化以后的快速步兵师，对于这种具有强大机动能力部队的指挥，也是新的课题。
他原来指挥过的部队，最多不过几千人，而且还是游击队装备，所以他自认为对自己的提拔，简直不是破格可言。西华军中如此多的将帅，居然轮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惶恐和忐忑不安。
中央军委组织部找他谈话的时候，毫不讳言，本来根本不会考虑他的，因为资历完全不够。但是李力胜同志不但提名了他，而且非常坚持。军委其它的同志几乎都是反对，只是最后主席在关键的时刻支持了他，其它同志看到李力胜和主席都支持这个“无名小辈”，不得已才同意了对他的任命。
对于李力胜同志和主席的青睐，他完全不知道理由，当然他也不可能知道理由。他深感责任重大，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更是拼尽了全力。不过他也常常想到这个让他纳闷的问题，他与李力胜同志从没有打过交道，李力胜同志如何知道他、欣赏他的呢？这是个他一辈子的不解之谜。
李思华其实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她不觉得，过往的那些红军的老经验，在指挥新的装甲部队面前，有太多的参考价值。这些将帅虽然以往的经验不同，但在新时代面前基本上还是同一条起跑线。想来想去，粟裕还是她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冷静睿智，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应该能够比较快地进入角色，掌握对于集团军的指挥技巧。所以还是“破格”提拔了他。
李思华前世，她对粟裕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抓机会的高手，在战场上的胃口大，经常有神来之笔，把小胜变成大胜，最为典型的，就是原本的“小淮海”，在粟裕的运筹帷幄下，打成了波澜壮阔的淮海战役。这种特质，她以为在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
对于粟裕的任命，自然让很多的资深红军将领不忿。指挥全军第一个集团军是何等荣耀？怎么就轮到粟裕这个无名小卒了呢？有人向中央军委表示不满，都被李思华骂了回去，马上组织了一场考核，在沙盘上进行装甲坦克演习，各种复杂的战役设定，让这些将领们出了一身冷汗，表现不好的比比皆是。但是粟裕没有辜负期望，在演习中冷静睿智的指挥，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最后让大家服气的，还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的战绩。在战前近两年的时间内，粟裕可谓扛着极大的压力，压力不但来自于高级军官们的挑剔，还来自于他的下属，要让9个师长服气，可不是容易的事。
这种仿照德国二战早期装甲部队编制的集团军形态，自然是李思华设想的对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形态。
从二战的实践来看，对于装甲坦克的使用，最著名的就是德军的闪击战和苏军的大纵深突破。
德军主要使用的是闪击战理论，集中大量飞机、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等快速机动部队，对敌军发动闪电般的突然袭击。目的是企图一举摧垮对方的抵抗能力，短期内赢得战争胜利。
闪击战的理论，实际上来自欧洲多年军事战争的总结，例如德国军事家施利芬对于采取迂回包围、实施速决歼敌的观点；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的关于集中空军力量，打击对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目标而取胜的观点；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的关于组织几路强大的快速坦克纵队，在航空兵强有力的掩护下，深入迂回敌方纵深，直捣敌军司令部，使敌陷于瘫痪的观点等。
苏军的大纵深突破，其实模式与德军闪击战相似，只是闪击战比较强调速度，而大纵深突破强调突破与追击，前者打的突袭战，后者打的是强袭战，而目标都是最大可能地以钳形攻势，包围与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与技术兵器。
所以无论是德国还是苏联，对于装甲坦克的应用，在二战中越来越趋向于集中使用，例如苏联后来的坦克军，上千的坦克集中到一起来形成突破拳头。
但是西华的敌人是日本，不是欧美军队。在集团军的配置下，1个坦克师加上2个摩步师的协同，正常情况下已足以撕裂缺乏装甲坦克力量的日军任何防线，对其实现突破、迂回和包围。然而，闪击战和大纵深突破所设想的，一旦形成了包围的趋势，敌方前线便会迅速崩溃的情况，不太可能在日军身上出现，尤其是抗战初期斗志顽强的日军。因为日军并不是欧美那种机械化的军队，一旦缺乏弹药食品燃料的铁路，公路运输，就只能束手待毙。日军主要还是“11”军，靠自己的两条腿，靠单兵作战。
所以，对日军的作战，在以装甲坦克部队实现突破和迂回包围后，还是要依赖大量的步兵师，以大量火炮摧毁日军抵抗，甚至是步兵之间的阵地作战，才能最后消灭日军。
西华与德国或者苏联的作战环境不同、作战对象不同，当然主要的战略战术，就必然有着这样的区别。
之所以西华现在模仿德军在二战初期的9师集团军制，是因为这种体制特别适合打击装甲坦克力量不强的敌军。
从二战的历史看，日军的坦克装甲力量极为薄弱。从技术、产品到装备，都是三流的。
整个二战期间，日军一共装备了46个战车联队（相当于团），每个战车连队有30~50辆坦克，整个坦克的产量，不过是2000多辆（数据上是4000多辆，但投入实战的只有2000多）。而且最好的坦克是97式，这种坦克全重15吨，其实叫做“中型坦克”非常勉强。日本前后一共就形成了4个战车师团（坦克师），实际上装备根本达不到欧洲的标准。
97式是一种铆接制成的坦克，在遭遇高爆弹的打击时，在巨大冲击力的作用下装甲容易解体，铆钉也会四处飞溅，对车内和车外的人员形成二次杀伤。而且“薄皮大馅”，装甲厚度仅30毫米，主炮为一门18.4口径比的57毫米坦克炮，炮口初速为420米每秒。
所有这些数据，相对于西华主力“猛虎”坦克，都是相去甚远。猛虎坦克源自德国虎式，全重32吨，几乎是97式的2倍，装甲厚度正面100毫米，侧面60毫米。而装备的75毫米锥膛炮，对于97式，如果在1600米外集中它，就会击穿97式的装甲。反过来97式哪怕在200多米外，都未必能够击穿猛虎坦克的装甲。相对于日军，猛虎坦克完全是重型的。
所以李思华认为，集团军体制，已经完全足以对日军形成充分的装甲坦克优势，无须进一步加强。根本上，这就是日军的死穴，资源太有限，根本不可能按照欧美标准，来实现重装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