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日本在行动
松井石根咬牙切齿：“八嘎！”怒气冲天的他将桌子上的茶杯一把扫掉，杯子落在地上摔碎，清脆的响声传来。周围几个部下低头不语。
他在2月份秘访广东，这个日本大将见到了陈济堂，大力支持他反对民国中央，向粤方赠送了大批的枪支弹药，摆明了就是让广东跟南京对着干。而两广事变爆发后，他更是从日军中派来100多名军官抵达广州，协助粤军对抗中央军。
没想到他主导的对粤军支援，反而起了极坏的反作用。在日本的不断侵略下，中国各地的反日情绪高涨，陈济堂居然接受日本人的支持，这让包括粤军内部在内的很多人，都直接将陈济堂当成了汉奸，反而激发了反日情绪。
所以日军的支援，反而帮了蒋介石大忙，很多粤军的高级军官，本来就不满陈济堂挑起挑与蒋介石之间的内战，而日本人的介入，让他们下定了“反陈”的决心，从7月4日开始，粤军不断反正，投降蒋介石，陈济堂狼狈下台，出走香港，在广州作威作福了8年的南天王，最后确是如此孱弱无能，让人大出所料，让蒋介石最后不发一枪一弹，就以全面胜利告终。
所以松井主导的行为，在日军内部也成为笑柄，很多人对他报以耻笑，认为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次行动失败得无以复加。
这当然让他非常羞恼和难堪。
在他冷静下来后，他又不禁为中国全国各地现在的强烈反日抗日情绪而震惊，中国各地的“亲日派”，现在几乎都变成了过街老鼠，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公然与日本勾勾搭搭。
松井感到烦躁，去年即1935年，二二六事变爆发，松井支持的皇道派，受到致命打击，主张军队至上的统制派上台，控制了日本，他被迫退役，个人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此后他设法另谋蹊径，将自己的全部心思，放在了发展“大亚细亚协会”上。这个协会是他创立的，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亚洲人民的统一、解放和独立”，实际上，就是试图建立日本主导和控制下的“大东亚共荣圈”，以此来使日本获得对抗欧美强国的能力。“日华间的问题要在日华间解决；要将白人统治下的亚细亚，重新变为亚细亚人的亚细亚。”他试图以此为日本另立奇功，来恢复自己的地位权势。
这个“大亚细亚协会”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中国。所以今年（1936）年，他亲自访华，拜会了蒋介石、张裙、何应轻、胡汉明、陈济堂等大量国民党要人，寻求合作，建立“大亚细亚协会”支部。当然，在其中也寻找挑拨离间的机会，陈济堂就是他发现的最大机会，结果最后却成为了一场笑柄。
今年他访华的最大感受是，发现了中国此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不约而同地都提出来，把抗日作为自己的主要诉求。就算是陈济堂，用了他们日本人的武器和直接支持，反蒋军的名字还是叫“抗日救国军”，非常滑稽，但这就是现实。
而与2月份在陈济堂那里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不同的是，3月他到达南京，拜访了蒋介石，提出了帮助解决西南问题（即常与胡汉明及桂系的矛盾问题），常未置可否；他继而提出日本与蒋介石政府合作，对抗崛起的西华，蒋介石仍然是不置可否。
他又提出了让民国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立即遭到了蒋介石的断然拒绝。他当时以为蒋介石是担心公众舆论的问题，所以对蒋介石表示，如果你们鉴于国内的压力，不好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不要以你们公开发表声明承认，你们就事实上承认就行了，但他的要求同样被蒋介石拒绝。
所以松井是失望地离开南京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要之，常、张态度尚不十分明朗，常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至此，他的中国之行，遂以失败告终。
这让松井非常失望，何况陈济堂那里最后又搞了那么大一个乌龙。尤其是蒋介石，让他非常难堪，因为日本高层都知道松井与蒋介石的交情非比寻同。
松井早年以支持民国革命的面目出现，与同盟会多位高层都有交情。1908年夏，陈其美悄悄从日本回国，准备在上海组织反清暴动，临行前见了松井，将他21岁的结拜小兄弟常志清介绍给松井，这常志清就是未来的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去日本留学，就住在松井家里，而且松井还安排和担保了蒋介石去日本高田联队实习。
他自认为对蒋介石有恩惠，居然企图以此来说服蒋介石卖国和投靠日本。这自然非常可笑，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蒋介石不同意，就变成了对自己的羞辱。
其实不止是日本人，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社会上都是这样，他们由于觉得为自己利益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所以难得对他人有点恩惠，就觉得对方应该百倍千倍地来回报他，至于要求别人的回报，是不是不合理甚至是荒谬，他们是不会考虑的，因为要求别人做的，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的。
所以对松井而言，蒋介石的拒绝，相比陈济堂的荒唐，对他内心的羞辱更甚。他暗暗发誓，必须举起铁锤，给南京政府一击，让他们猛醒，让他们反省，这才能洗刷自己的耻辱。南京，自己会再来的，不过那个时候，会是带着皇军的大军前来！
在李思华前世的抗日战争史上，1937年末，时任中支那派遣军（包括上海派遣军和日军第10军）司令的松井石根，与日军第6师团长谷寿夫，以及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王这三人，可谓是南京大屠杀的3大元凶。不过在这个时空，有了西华和西华军的存在，历史开始朝向有着巨大偏差的方向发展。
不过，在西华影响力仍然还比较薄弱的华北，很多事情的发展，仍然朝着历史的惯性前行。
1936年9月的一天，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日军的训练。长期以来，华北驻屯军得不到军部的重视，不仅兵力少，而且士兵的素质也相对较差，听起来是一个与关东军司令差不多的头衔，其实大多数的时候，他这个司令，还比不上关东军的一个师团长。事实上，他原来就是一个师团长，是日本陆军第1师团的师团长。
进入1936年，日本国内侵华的意愿空前强烈，尤其军部的很多要人，都在有意识地推动这个趋势，在他们的推动下，使得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开始急剧增加。不过由于日军长期的惯性，提供给田代的士兵，多数还是以新兵为主，他们虽然在国内经受过11个月的训练，但毕竟这些“社会人”长期不在军队，很多人对于军事都生疏了，因此军事训练变得极为重要，田代最近，将自己最大的精力放在了训练上面，要支撑他的野心，精良的军队是必须的。
华北驻屯军是在列强逼迫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后在1901年设立的，在早年，日军的注意力主要在侵略东北方向，所以直到“九一八”事变前的1930年，华北驻屯军的全军兵力仅897人，此后因为日本对华关系恶化，人数开始逐步增加，然而直到1936年2月末，也不过2000余人。
但是最近的几个月就不一样了，先是在4月份，广田内阁会议决定向天津增兵六千人，使得华北驻屯军的兵力达到八千多人，并改称为“支那驻屯军”。但是这样的兵力相对于西华，自然构不成威胁，于是到了9月，华北驻屯军已经急剧扩张到了3万人。田代这个原来第一师师团长，现在作为“支那驻屯军”的中将衔司令，终于大权在握。
9月15日，他的驻屯军司令部，制定出了在华北作战和“实施占领地区统治”的具体方案——《昭和十一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并上报给陆军省。提出要在每个地方设立临时治安维持会，逐渐将其扩充为地方政权。
可以说，正是从华北驻屯军扩军开始，日本的全面侵华，启动了。
此时田代的手上，已经有两个师团加上一个混成旅团，在他看来，给他的两个师团还非常稚嫩，都是由于西华的威胁而国内在最近扩军新建的，比较可靠的是另外的一个混成旅团，包括两个联队，这里面的士兵是从日本国内第一、三、五、六、七、八、十、十四等8个师团中抽调的，主体算得上精兵。
这种背景，正是田代如此重视训练的缘故。按照他的安排，新兵派至华北驻屯各地后，按驻屯军的年度教育计划，经过阶段训练后开始实战演习，士兵的训练内容，既要求熟悉驻地一带的地势地貌，也要求掌握在当地进行夜战的技术。
日军频繁的训练和演习，引起了民国的高度重视，甚至是民间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对于日军接下来可能的侵略，忧心忡忡，不过田代对于国民政府极之蔑视，根本不屑一顾，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复抗议，于他而言不过是耳边风。作为一个日本的“中国通”，这些家伙的虚张声势，他还能不清楚吗？
单单是最近《申报》的统计，日军华北驻屯军各支部队，在1936年6~9月期间，在平津一带进行了大小演习，达59次之多，其中演习内容包括巷战、模拟对抗战、野战、夜间战等。这完全是备战的态势，如何不让民国尤其是华北各界忧心忡忡？最近国民党29军的宋哲元的压力，因此变得奇大。
田代要求各部队通过反复演练战术，以提高兵士在各种环境下的作战能力。例如驻丰台的第三大队在卢沟桥一带，演习就极为频繁，日军的解释是，当地“乃北宁线路所用沙砾地区，多属荒芜，只有适合荒芜地耕种的落花生等作物，因此夏期高粱繁茂时，便成为丰台驻屯部队唯一的演习场所。”但民国有谁相信呢？
田代正是来丰台阅操的，部队入驻丰台还不久，他非常重视这里的部队军事训练。要求按照日军1936年新式《步兵操典》达成高质量的训练，尤其要重视两点：
第一是步兵必须特别熟悉夜间行动，因而以白天重复如此演练为要。其中夜间攻击，通过教育全期的反复训练，以期使其精到。且步兵以熟悉利用黎明、薄暮为要。
第二是教练战斗，以尽可能追求与战场实际情况相近的地理环境、气象，演练各种战斗动作为必要。教练的实施，因为会受到土地等其他的限制，故需应对巧妙，投入心血，必须留意实现教练之目的。
这样的训练，自然是追求未来对中国军进行突袭和夜袭，以精熟的战术，一举打垮29军宋哲元部。
对于田代来说，现在他视察中的训练，只不过是开胃菜，这是以中队训练为主的基础科目而已。他计划在10月末，要进行华北驻屯军的首次秋操大演习，逐一模拟对卢沟桥一带发动的攻势作战及北平与通县间的攻防战。而在1937年，还要进行夏季的第二期检阅以及秋季的第三期检阅。
当然，田代还要关心空军方面的准备，日军当前对空军的应用，其实考虑空中格斗的部分不算多，因为民国的空军太弱，对日军总体是构不成太大威胁的。所以日军重视的是空中轰炸对国民党军队的摧毁效应，此时正在建设天津东局子、北仓、塘沽、北平南苑、北平丰台赵家村和通县六个机场，这当然也是为七七事变时的空中轰炸做好准备，而且开辟了五条航线，直通伪满洲国。
这些行动，其实与李思华前世历史上差不多，只是兵力的规模差不多是3倍了。单单从日军的训练就知道，所谓卢沟桥七七事变，是因为一个日军参谋的独立暴走而发动的说法，有多么可笑。日军早已演练过百次千次，而且是在整个华北驻屯军级别。人们都以为日军习惯了“下克上”，那是看轻了日本上层对军队的控制力，很多时候，这不过是事后用来解释的擦屁股纸而已。
日军不断进行繁杂的训练与演习，就是迫切希望提高兵员战斗力，他们对于全面侵华，已经变得急不可耐。事实上，在1936之末，华北局势高度紧张，在华的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知道“早晚重要事态即将不可避免来临”。
其它方面的准备，日军当然也在积极行动。
首先是经济侵略，这个时候，日本的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入华北，例如日本国内的大型纱厂，如钟渊、大日本、东洋纺等，或在天津购地，或于当地收购华商纱厂，使得天津也一跃成为继上海、青岛之后，日本在华棉纺织集团的第三大“据点”。这当然是一种战争的预先准备。
在去年即1935年的12月，“满铁”的子公司兴中公司，在大连正式成立。这个兴中公司的重点，就是其天津分公司，掠夺的重点是华北地区的煤、铁、长芦盐和棉花。实际上，此时日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掠夺华北战略资源的政策，逐步明确了对华北工农业、商业、矿业、交通运输、纺织、通信及金融等全方面的掠夺方针。
兴中公司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军方的支持下，会同日本轻工业资本机构，一起对中国民族工业中较有基础的纺织工业进行兼并。至 1937年初日本在天津的独资纱厂达10个，而中国民族纱厂仅存5个。
至于在兴中公司名义下的其它掠夺，简直是数不胜数，例如控制井陉煤矿和开滦煤矿；例如设立冀东采金公司，开采遵化金矿；例如在1937年就将十万吨长芦盐运到日本，且盐价低到完全是抢掠。
实际上到1937年6月，兴中公司已经代表日本垄断了华北棉业。
不过日本人最狠的，还是走私。不要以为他们是简单地走私日本货物，逃避国民党政府的关税，实际上，大头的收益是毒品。
日本毒品贩子一向是日军侵华的急先锋，那个有名的川岛芳子，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不仅是走私，他们1934年还在热河，种植了罂粟60万亩，直接建立了原料基地，不过这些基地现在被西华在热河袭击毁灭。这让日本人痛彻心扉，因为热河在1935年向华北走私的烟土，获利在3亿元以上。
这让日本人设在承德的大型毒品加工厂，无料可用，对华北的毒品输出，需要从奉天的毒品加工厂运来。
在日军看来，销售毒品自然是一石数鸟，奉天的毒品生产，非常廉价，而输出后，不但获得高额利润，而且用这些利润配合军事强迫，就可以在华北和民国其它地区，套购大量战备物资和矿产资源，这些资源通过东北的军工生产，变成武器弹药，又加强了军队的力量，并且用毒品麻醉中国人，还能减轻对日军的抵抗，这完全是他们的“正循环”，所以鼓励在华北推广毒品，就成为了日军重要的策略。
日军毒品贩子的主要手段，是在华北的各大城市广设烟馆，当地的地方势力，但被日军所震慑，不敢去管这些烟馆，于是这些烟馆得以密布华北城市，单单北平，就有鸦片馆300余所，而玛啡馆，更是高达3000余家。小得多的青岛市，也有土膏店70多家，玛啡馆180多家。
对于华北，这是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暗时代。
然而，日军的猖狂行动，开始迎来了连锁反击。备战已经接近尾声的西华，抗战前的前期大行动，在1936年末，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