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中国派和准军事化时代?
1941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思华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以及计委和经委等的主要领导，展开了一场座谈会。
一些李思华前世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座谈会，她熟知的，就有王亚楠、马赢初、吴大昆、赵兰平、左炯、顾谆、孙制方和薛幕乔等人。她内心感叹，这也算是集一时之“俊彦”，可惜其中不是所有人都会跟随党的脚步，有些人的屁股，还是会坐在他思想向往的那一方。
这些经济学家，注视着台上的年轻女子（李思华此时35岁，在1941年勉强还算年轻），他们的感触很复杂。除了薛幕乔这类属于党内的经济学家，其它人几乎没有接触过这位李总理，但她在经济学界中，当然是“大名鼎鼎”，甚至可以说是“泰山压顶”。从缅华、西华时代到新中国，这一位几乎是独立地一手建立和奠基了国家的经济体系、经济思想导向，没听说过她受到任何国内或者国际上哪位经济学家或者哪国经济体系的影响，她的独立性非常强。
她的几乎每一本著作，无论其论述有关于经济学多少，这些经济学家无不仔细拜读，因为人家人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其思想很容易会变成具体的制度、政策和指导性方针，从而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重大影响。
在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不是没有认为中共高层多数都是“土包子”，认为他们根本不懂经济的人，不过新中国2年多运行下来，已经很少有人会那么想，尤其是对李思华，她主导现成的经济运行结果就在那里，人家的理论和逻辑就在那里，你可以认为有瑕疵、有错误，但完全否认的话，只会被圈子里的其他人鄙视，高速稳定发展的国家经济和迅速改善的民生，是最好的证明。
这位李总理显然是懂西方经济学的，而且造诣很深。在她的著作中，非常熟练地应用和引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甚至超过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引用。但很明显，她又是非常鄙薄西方经济学的，经常耻笑西方经济学者的谬误，以及理论背后不可告人的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逻辑。例如西方微观经济学最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就被她称为“对幼稚儿童的烟雾弹”，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界著名的梗，甚至都已经传到国外去了。
而且她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判断，现在甚至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学界，让他们感到狼狈，不能不为自己辩护，发表了很多对她的反驳文章，不过相信她的人也不少——按照李思华的看法，当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变成了庸俗经济学，不是在试图揭示经济发展的实质规律，而是变成了主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辩护，这样的核心本质，导致了学说的偏颇，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价值，变得微乎其微。这让国内的这些经济学家们多数感到很痛快。
哪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不想自己的理论，能够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呢？他们当然期望李思华能够重视他们的理论，他们也学习和努力理解李思华的经济思想，琢磨自己研究理论与她理论的异同。
会议开始，李思华先讲话，她的逻辑立即吸引了全体人员的注意，她实际上是在宣讲新中国对经济学和经济理论发展的根本逻辑和政策，非常重要！
李思华的讲话包括几个重点，是一整套严密推进的逻辑：
“我个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谓严格，是指像物理学规律那样具备完全普适性的科学规律。经济学则完全不同，所有的“经济规律”实际上都依赖于设置严苛的假定前提，例如西方微观经济学的那些结论，实际上都需要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理想条件下才成立，而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自由竞争”这种条件的。”
“所以经济学是总结一个特定环境（即假设前提下）内的科学，不能超越，所以不是普适性的科学，也因此，经济学具备文明、国情和阶级三大属性，不考虑这些环境因素，单纯去研究所谓人类社会“普适性”的经济规律，没有意义，完全不实用。”
“新中国需要的，就是“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华文明、中国国情和底层人民发展需求这三大基础上，构建的新经济学。对于国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说白了，那些都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确实有一定参考的价值、研究比较的价值，但我们要小心地把糖衣剥下来，而将毒药丢弃，切不可不假思索地盲目引进和应用。”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首先要实现的，是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中国本土的经济实践，给予解释和指导，而不是什么“贡献于世界”。自己还没有走稳呢，奢谈什么贡献世界？”
“中国经济学，必然采纳马恩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不是完全遵循和教条地尊崇，马恩是在欧洲生活，从未到过中国，而且他们的理论是七八十年前的了，其太多的“假定”，与今天我们经济面临的环境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扬弃”，我们坚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立场，而不是具体的经济理论和手段。例如中国经济学，不会去涵盖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经济发展，因为两国的文明、国情甚至底层人民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前提都完全不同，很多经济理论自然也不一样。”
李思华最后总结，我们既不能“言必称希腊”，也不能“言必称苏联”，中国就是中国，自有自己的文明、国情和人民特征，只能是“唯中国经济学”，希望各位学者从这样的角度，努力研究，为国家民族，提出有实用价值和有指导意义的新经济理论。
李思华的讲话对经济学家们震动非常大，她提出的完全是一个总原则，未来中国的经济学界，必然要求遵循这个总原则来形成，自身的经济研究能否被承认，显然是必须符合这个总原则的要求的。
有几个经济学家脸色惨白，他们明白，自己以引进西方经济理论为核心的“学术道路”完全被否定了，未来西方经济理论，只会是新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种“参考”，而不会是主流。
李思华的一个计划，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
她说明，最近几年她在忙碌之余，写了一本厚厚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初探》的书，准备作为大学经济学的主要教材之一。这让在座的经济学家们精神都一震，他们迫切想读到这本书。
李思华坦言“我自己都不认为自己这本书的理论、思想、逻辑和观点，肯定是一定正确的，所以在每个章节背后，我计划要附上很多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也有可能是赞同的，但不管赞同还是反对，每一种观点都要求言之成理，有着自己的逻辑，甚至有着实证案例。”
“这个方式，就是提供学生全方面的思考，而不是填鸭式的接受，让他们知道，每一种经济理论可能都有适用性、或者谬误性，接受之中，必须始终保持着怀疑，我们要的，就是人人成龙，要一些温顺的羊群的话，是想干什么呢？”
“这个大工程，自然需要很多经济学家来完成，我希望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多一些，共产党人不害怕错误，改正就行，害怕的就是粉饰掩饰，这会对未来的革命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
李思华的态度赢得了这些经济学家的好感，很多人觉得她“风光霁月”，不少人决定认真地参与这个工程，她的这本书，可能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自己参与完善，也是留名青史、影响国运的大事件，这比自己发表十篇八篇论文，重要得多。
话题很快转向了新中国目前的经济形态，李思华称之为“半战时体制”，又称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新中国的经济体系，将是“准军事化”的，这个论断，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冲击很大，不少人是反对战时体制过于延长的。
原厦门大学校长、《资本论》中文版的翻译者王亚楠就不太认可，他向李思华说道：“李总理，战时状态长期维持是不可行的，这会对国民经济的平衡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压制民用工业和产业的发展。”
李思华笑着解释：“包括您王校长在内，可能大家对我所说的半战时体制和准军事化的内涵有所误解，我来解释一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战时体制大家很熟悉，这是为了应付大规模战争而采取的临时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本质上是短期的。重点是在国民经济中向军事倾斜，优先将经济资源用于军事和战争准备。本质上，这是以高度集中的生产、分配和管理体制，来提高战备和军事准备的效率。”
“我们现在说半战时体制，就是因为当前的国际环境，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国家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倾斜到军事准备上，例如，这几年的军费比例，占到了财政支出的30%。这在和平时代本身是不正常的。但坦白地说，没有办法，当下所有的大国，除了美国还没有完全发动外，其它国家都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投入战争或者准备战争。我们能够做到不完全将所有资源投入战备，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点点头，他们也很清楚，这不是正常的时代。
李思华继续说道：“如果未来大战结束，各大国都开始裁军，我们自然也会将战备的规模降下来，将军费的比例降下来，解除现在这种半战时体制。”
“不过说道准军事化，其实可能对这个词有所误解，它与战时体制毫无关联。它指的主要是国家以军事化的一些模式，来进行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执行，其内涵有类似苏联斯大林模式以及日本德国的军国民化的一部分，但又在很多方面不相同。”
“回顾世界国家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后进国家往往会有一个阶段，在国家体制上实施一定的军事化，来推进国家的初步快速发展。例如德国在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初期阶段，例如苏联建国后从战时体制到斯大林体制。”
李思华在这里不方便提到日本，其实日本也是得力于这种“军事化指挥”的国家体制的，二战后日本的复兴，除了其它各种条件，吉田茂政府的主要官员，就是当初日本918之后在我国东北殖民地的主要官员，而日本在东北实施的其实就是这种军事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批官员熟悉的就是这样的管理体制，即通过顶层设计，拟定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主要建设内容，然后集中政府和社会资源，强制发展，以此再带动私营投资。
二战后日本复兴，在经济体制上实际上得益的，就是这种后世被大批“经济学家”诟病的体制。李思华收回思路，继续说道：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建国或者改革的初期，民众的心气最高，奋斗意志最强，对困难和艰苦的承受度最高，这就使得军事化的管理最有效率，能够让指令得到比较彻底的贯彻。”
“为什么要军事化？因为人类组织起来的中心化管理组织中，军事组织无疑是最强有力的，具备最高效率。”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新中国目前的经济组织，有不少是准军事化的，例如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建设，例如不少大型综合工业基地的建设。而很显然，事实证明，在军事化的组织下，其建设效率甚至建设质量，都远远超过了任何市场化的组织。”
“所以准军事化，就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国家可以在短期内，按照顶层规划建立起良好的基础，而后来市场化的经济体系，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良好发展。”
“本质上来说，建国初期犹如人大病初愈，想要马上按照市场化的规则来组织经济，将是缓慢的，这个时候普通经济措施的效果非常滞后，通过国家手段强行调配，反而是最快、最合理的方法。准军事化就是一剂良药、一剂补药，让人快速恢复正常的健康。”
“当然，是药三分毒，准军事化不是万能的，它讲求严格的纪律、精神奉献、降低生活享受。所谓刚不可久，在经过十年左右的阶段后，还是必须过渡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正常经济发展阶段。”
李思华的说法大大出乎了这些经济学者所料，虽然很多学者其实早已反复研究了新中国这两年的经济政策，但按照李思华现在所说，仍然感到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看得明明白白了。
李思华笑了笑，继续说道：“其实现在客观条件还不适合全面市场化，当然以后我们也不会实施全面市场化。现在的经济制度、管理体系、资源配给都不完善，放开市场化，任由市场漫卷，很可能并不能带来经济大发展，反而是少数人，就可能通过投机手段，急速垄断大量资源和财富，导致大多数人会无法生存，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
顾谆说道：“李总理不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地分配资源的手段吗？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市场，但我听说李总理曾经将之视为对幼稚儿童的烟雾弹。”
李思华点点头：“市场很重要，市场是最重要最珍稀的资源。但我反对将市场神话，市场调配资源的有效性，其前提是参与市场交易的各方，必须具有同等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可以进行平等的博弈。但在现实中，这种条件根本不存在，所以市场一定是必须有所管制的。”
她笑了笑，说：“我一直很喜欢举一个例子——粮食市场如果放开，那在我国的条件下，就是农民对商人交易，你觉得农民会有与商人同等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吗？商人会保持所谓的“公平和良心”？看不见的手，在这种情况下，会让市场价格达到有效均衡？傻子才会相信。推而广之，很多工业品的市场同样如此。所以我才说这是对幼稚儿童的烟雾弹，分明是做不到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对市场的态度就是调放结合，顶层宏观调控，下层微观市场放开；顶层计划经济，下层市场经济。”
学者们琢磨着李思华最后的这几句话，觉得信息含量很大，孙制方不由得对坐在边上的赵兰平说了一句：“未来国策，就在这几句话之中了。”赵兰平重重地点了点头，他也是一样的看法。
最后，李思华提示经济学家们应该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等到一五计划完成后，新中国经过了7年的高强度投资和建设，基础交通体系也足以支撑大市场的交易需求，可以说各种产业的下层市场化，就具备了基础条件。那么下层市场化究竟应该如何搞？才能在“公平”即保证底层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高效率？
二、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均衡”问题。保证底层人民利益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注重公平就有可能失去效率。而私有制具备高效率，但可以肯定私有企业会忽视社会公平，如何管理制约？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该如何搞？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体系？
四、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出我们的“唯中国经济学派”。
在李思华走后，经济学家们又流下来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们都非常感慨，如果说思想上没有受到很大冲击，那就是扯淡了。按照薛幕乔的总结，李总理代表党中央对经济学界的指示，包括三个方面：
一、以我为主，研究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和总结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而西方经济理论只能作为批判性的参考。
二、重点研究准军事化经济奠基阶段与调放结合的计划市场经济阶段之间的接轨。
三、重点研究未来顶层计划经济与下层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和经济体系。
一个独立自主，以解决中国经济实际问题为导向的中国学派，开始在这之后逐渐地诞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