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扫除一切害人虫
刘玉璜不安地等待着李总理的接见。
他抬眼看了一下董必武和谢觉载两位，发现董老闭目养神，而谢老仔细地看着文件。刘玉璜不由想到，恐怕这两位内心也未必平静，因为《刑法》的产生太困难了，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修改了20多次，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被李总理认可。
没有比李总理更重视司法事业的了，刘玉璜心神有点恍惚。实际上，其它政治局委员，很少关心这些“法律条文”的，但李总理完全不同，她简直是咬文嚼字，一定要搞懂每一条到底反应了什么，一定要想清楚每一种刑法，对于社会会有什么影响。
他知道，有几部属于“根本大法”的法律，都是这个待遇，例如民法典，第一次提出的时候，李总理仔细看完文件，在封面直接批了两个字“垃圾”，让整个法律起草的小组都灰头土脸。后来才搞清楚，李总理觉得他们起草民法，虽然参考英美和法德法系，但是完全没有体现新中国的政治思想，没有体现党和政府对民间各项事务的导向趋势，单单抄别人的法典，就能用来治中国？整个法律小组都被李总理赶到国家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学了半年，才又回来编撰。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就连董老和谢老，都挨过批评，李总理的批评很重了——因为资格老，恐怕这两位已经很多年没有被这样批评过了。那以后，对于每部法律，大家都是如临大敌，首先要搞清楚法律的政治性，然后是对民间事务的影响等方面，而不仅仅是法律条文。
有些从社会上聘请的法律专家，最后都受不了退出，他们原来以为这是一个扬名的机会，是成为“法律权威”的机会，结果他们那些对西方法律的遵从，按照新的原则去看，不要说递到李总理那，就是法律小组自己，也觉得不能这样搞。
这样搞到现在，最初的刑法草案早已面目全非。一些以往他们并不重视的罪行，在李总理那得到的反应，简直是天翻地覆。
他想起有一次，李总理看到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当场发飙，没有顾忌董老在场，当场骂得大家狗血喷头。
李总理指出，拐卖妇女儿童的量刑，应该高于谋杀这样看似最严重的罪行，因为拐卖不仅是毁了妇女和儿童的一生，而且很可能毁了被拐卖的整个家庭，例如妇女或儿童的父母。这不比杀人更严重吗？
最后李总理亲手写下的判刑，让大家都感到心寒胆战，这简直是现代法律上最严厉的了——李总理在死刑之上，定了“株连”的更高惩罚。
例如挂卖妇女儿童，是不分罪行大小的，只有死刑不得缓刑。而且其亲属家人，凡属知情不举者，一律株连，协助拐卖的，同样死刑无缓刑；知情不举的，一律5年以上重刑。在这样的罪行中，不适用“罪责自负原则”。
购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与拐卖者同罪，同样是死刑不得缓刑。所谓自己有缺憾，就要用别人家庭的痛苦来满足自己？想得美！
而且还不止于此，妇女儿童被拐卖到异地后，常常存在当地人居环境中的视若无睹，不仅是邻居，而且可能包括当地基层组织，也司空见惯。现在对于知情不举是一律株连。
如果是公职人员知情不举，那是公职、党员、国企等一切“公家”身份会全部被撤掉和除名，而且永远不得恢复。即使不是公职人员的普通人，也要被劳动教育3个月。
如果是当地政府人员，知情不举不处理，则相关人员除了开除公职、党员身份外，量刑1~3年。
如果是当地司法人员例如警察，知情不举不处理，则是重罪，要判刑3~7年。
可以说，一旦触发“拐卖妇女儿童罪”，那很可能就是一大批人被严厉刑罚，只要知情不举，就变成刑事责任人，要接受刑法的严厉处置。
至于所谓出于当地“乡里乡亲”而包庇或隐瞒的，自然是罪加一等，如果是公职人员，甚至会触犯死刑。
当然，如果主动举报的，将给予重奖，这种重奖会被各级政府长期执行。
李总理用红字写的一字一句，让法律小组看得目瞪口呆，寒意森森。李总理对这种罪行的仇恨，那真是“比天高、比海深”啊，联想到李总理是女性，大概也可以理解。
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类似的，只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罪”，同样不适用“罪责自负原则”，而适用“株连原则”——只要知情不举，就触犯刑法，要接受惩罚。
唯一区别，大概就是吸毒者不至于死刑，但必须进行劳动教养并戒毒。
李思华之所以对这两种罪行看不过去，自然是因为她前世目睹这两种罪行的泛滥，认知这两种罪行，对社会和家庭的破坏性太大，甚至超过了谋杀这样的罪行。因此根本不能给予这两种罪行存在的空间，需要始终保持最高最强的压力。
例如前世的吸毒者，真的有管吗？就连一些戒毒所，都成为了创收的工具。很多城市，都存在一批这样的长期吸毒者，客观上就形成了毒品的“市场”，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人拼命要提供“产品”来赚钱，怎么可能彻底清除毒品市场？要彻底消除贩毒，就要根绝“消费者”，她的对策就是送到远方艰苦地域劳动教养，让他们此后根本接触不到毒品，而且戒毒后也必须在当地永居。发现一个吸毒者就如此处理一个吸毒者，彻底消除“消费者”的存在。
刘玉璜收回思绪，李总理的脚步声音听到了。
走进会议室，李思华对着《刑法》，又指出了几处她觉得值得商榷或者修改的地方，不过整体上她已经比较满意了，刘玉璜感到了一阵轻松，他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他也能感到，董老和谢老的神色，也轻松了不少。
李思华指出，在《刑法》通过后，要在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宣传，尤其是拐卖妇女儿童和贩毒这两种罪行，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的严厉和决不妥协态度。而体制内，则要进行相关的专项学习。近期，要组织一次对两种罪行的专项举报活动，打掉一批罪犯。
走出会议室后，刘玉璜心想，一旦《刑法》通过并通知到各级司法机关，应该就是一场风暴开启的时候，这两种罪行，必然会让他们无比重视，开玩笑，这是“株连”！这种除了古代，现代还没有的超级刑罚呀。
江南苏州吴江唐府，“族长”唐老先生长吁短叹，他的四周，坐了几个同族的中年人，他们一样的面色愁苦。
唐老人感叹了一句：“这个新社会，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几个中年人都连连点头，他们也是一样。
让唐老人他们愁苦的，正是政府开始实施的“四流工程”，这完全击中了他们的软肋。
唐家是很有生存智慧的，已经经过了一千多年的传承，什么没有见过啊？历朝历代，其实最终都没有能动摇唐家的根本。
所谓唐家的根本，无非是“聚族而居、巨族而兴”。唐家在当地是巨族，这就足以让他们在改朝换代之后，族内总是能逐渐地占据很多的公职，族人互相护持之下，也会发展和占据很多当地的重要生意。唐家又一直是书香门第，对于读书重视无比，族内也逐渐出人才，将唐家推向新的高度，成为当地的名族大户。
新中国建立后，比较富裕的唐家损失不少，因为有些族人的生意或者以往作为，已经够得上新中国对“剥削食利阶层”的定义了，自然没办法保住。
不过他们也不在乎，改朝换代嘛，总是要损失一些，历史上也是如此，清朝替代明朝的时候，唐家的损失，比现在还大。
新中国建立的头两年，他们觉得历史的轨迹又会重演。唐家比较“寒门”的一些子弟，已经考上了“公务员”，到政府吃皇粮了，甚至有人开始被提升到重要的岗位上。新中国没有禁止私人企业，一些唐家人开始彼此配合发展，他们作为唐家的支柱，自然也是鼎力支持，虽然不能像过去那样欺压穷人掠夺财富，但唐家“人多势众”，努力适应新的社会规则而慢慢发展，他们相信唐家总会恢复鼎盛的。
但是这个“四流工程”一来，似乎所有的打算、过去的策略，都失效了。
首先是唐家的影响力，在政府几乎没有了。所有的官员，都是“流官”，他们5年就要走的，在乎的是做好任期内工作，有更好的别的地方的前途，而不是在当地形成势力或与当地“势力”交好，包括与唐家这样的“当地强豪”之间，所有的事情都是公事公办。
其次，是他们一些加入公职的子弟抓瞎了，要么被交流到异地永不复返，而且不是临近的异地；要么就退出公职，并且会被视为动机不纯，未来几乎是没有再被使用的可能性。“流官”是全面性的，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司法，未来甚至公立教育机构和医院机构，都有一定的交流名额。
更可畏的是那个流动民兵计划，未来几乎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是从这个计划中出，而不是在本地选拔，但如果唐家子弟去参加，最终也不知道会在那个犄角旮旯定下来，原则就是不返乡任职的。所以除了“官”以外，连“吏”的道路也被斩断了！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就是考大学这条路，也不是好走的。唐家子弟书香传家，能保持在高中生成绩20%从而上大学的人数不少，因此能上大学的也不少。可是如果要加入国企或者是公职，那就同样迈入了“流官”和“流干”的行列，毕业分配回乡的可能性不存在，更不存在旧时代那种官高了，就可以让别人顾忌和讨好的几率，就算你官做大了，可是这个新朝监管干部，至少现在是非常严厉的。
那么在本乡办企业呢？缺乏了“官”、“吏”的支持，真当唐家人都是办企业的天才啊？得不到本乡资源的支持，发展企业就要硬桥硬马，都不一定能干得过那些以前的穷棒子。
看起来唐家在本地就剩下了唯一的一个资源，那就是族人众多，“人多势众”，可这在新时代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人心隔肚皮，族里现在能拿出多少资源来呢？例如你要族人为某家企业奉献，那人家也会问个为什么凭什么，总不能让人家白干。
而且在“四流工程”之外，还有移民工程，那几乎是有一定强制性的，眼看着本地族人因此而逐渐减少，唐老人和几个“族老”不能不为此而忧心忡忡，所谓“巨族”，已经逐渐名不符实了，等到人少到一定程度，那当年的风光，也就缺乏了基础。
唐老人深知，名门世家的传承，除了个人的努力，例如读书从政或者是习武从军外，“借势”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唐家当年占据了大量的土地，也不脱“强取豪夺”四个字，凭什么能强取豪夺，不就是自家有官有吏，又勾结了其它官吏，共同分肥吗？所谓名门世家，哪个屁股后面不是这样一堆屎，东家不笑西家，所谓“忠厚传家”，最紧要传的，当然就是那张厚脸皮。2
例如灾年一来，就是他们勾结发财的好机会，高价售粮，低价收地，放印子钱，发财的手段多着呢。现在新朝不允许这些了，他们也不以为然，没到时间吧，等自家子弟恢复当年的威风呗。
但现在发现，世间彻底变了，再有若干年，吴江还有没有他们唐家都是一个问题了，子弟分散到全中国那么大的地方，就像几粒米洒进了大海，固然可能也有子弟会冒出头来，可是大多数恐怕就会泯然众人，关键是家族就要散了呀，这样的情况，唐家还有什么凝聚力？如何去见列祖列宗嘛。
类似唐家这样的情况，在此时的中国绝不罕见，尤其是那些传统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地区，例如江南、华南。一个个所谓传承千年的巨族大户，在新中国狂暴的政治浪潮之下，虽然挣扎着，也开始一个又一个地被迫解体，整个社会的基础，开始急促地变化，变得让老人们和当地文人们面目全非，那些他们深切怀念的“乡贤治理下宁静美丽的村庄”、“几十年大家都熟悉的邻居”、“亲切温馨充满人情味的乡里乡情”，开始如同一个又一个的泡沫破灭。
当地民间报纸上，很多文人虽然不敢公开地反对中央政策，但我哀怨总行吧，他们怀旧过去小巷中“丁香花一般羞涩的姑娘”，怀旧当年邻居之间交往的亲切和温馨，怀旧过去那些旧景观的消失，那些古典村庄的变得荒凉，林林总总，就像是李思华前世的“民国怀旧潮流”。
然而，大江毕竟东流去，社会的急促改变，并不以这些哀怨文人和宗族大佬们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怀旧，比他们多得多的人则在憧憬新生活——过去的家庭穷困潦倒、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有什么可怀旧的呢？现在看得到的，是国家一天天在好起来，生活一天天在好起来，就连自己的工作，也在一天天地好起来。青年人们高呼，向着未来前进！向着中国社会主义前进！这个时代“文艺青年”们的向往，可是革命的文艺、诗歌和艺术。
各种政策、方针、思想、行动的推行，整个中国的社会，都在急促地改变中。不仅仅是那些最吸引眼球的大动作，很多不引人注目的体系建构，在后世都让人们重新体会其对新中国各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例如在科学技术领域，新中国自己的一整套期刊和评级体系被建立了起来，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论文，在这些期刊被选择刊登的途径，成为了科研人员们极重要的评级和晋升参考，每篇论文根据其后的引用量等数字指标，赋予不同的影响因子。
对这个体系的监管极严，一个专门服务和监管科研领域的特殊监察系统被建立了起来，被人们称之为“科研警察”，他们负责对科学技术领域的学术成果和考级评级进行严密监测。每个重要期刊，涉及论文和科研成果的工作人员、期刊聘请的业内权威人员等，都必须登记在册，其所有家庭银行账户将被监管，决不允许贿赂之类的事情，一旦发现，无论是权威还是普通工作人员，一律开除公职，并按照“学术禁入令”，一律失去未来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可能性。
在建立国内科研评估体系的同时，也摒弃了参与西方科研评估体系的可能性。中央规定，任何公立的学校、科研机构等部门，一律不得参与任何西方排名体系，在西方学术期刊等发表文章的，并不影响国内的评估结果，也就是完全不承认西方评估，对国内学术评估的影响力。
就算是“诺贝尔奖”也一样，按照中央的说法，诺贝尔发明了炸药，这并不是件坏事，总会有人发明的，可是他利用自己的发明，拼命向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推销他的炸药，而且他那个时代的炸药（十九世纪后期）很多被帝国主义用来侵略中国，所以从政治上，中国是不会接受诺贝尔奖的，何况这个奖就是西方用来宣扬他们的“先进文化”的，对中国而言就是一种“文化侵略”，我们干什么要去捧西方的臭脚呢？
国内最高的科学奖“龙吟奖”，计划在1946年举办第一届，此后年年颁奖。时间上是认为经过一五计划，我国的科学技术将发展到一个可以有所独立贡献的程度。
至于“龙吟”这个名字，则是来自于毛泽东有一次参观原子弹研究所的时候，临走大家请他题词，他就写了“且听龙吟”4个字，意思是他要等待原子弹爆炸的“龙吟”。后来李思华请他为中国科学最高奖命名，毛泽东又想起了这几个字，就取名“龙吟奖”，每一项大的科学成果或者发明，就如同在人类社会响起的龙吟，带来时代的进步和变化。
和平的生活，似乎没有战争年代那样的激情澎湃，但是当几年过去，人们才发现，原来国家已经改变了那么多，自己和家庭已经改变了那么多。大时代的激流中，有时人们恍然不知道，已经前行了有多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