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9章 埃塞俄比亚与坦桑尼亚
在印度次大陆相关行动的同时，中国也开始对非洲布局。
不过非洲现在相对印度，还不是重点，这是由距离所决定的。印度次大陆是中国可以从陆地，直接施加军事和经济影响的地域，有信心挫败任何帝国主义在此施加的影响及其对国大党政府的支持。但是在非洲，中国的海军强大之前，是比较被动的，从军事上来看，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可以易于使用其强大的海军，截断中国与非洲的联系。
所以与在印度次大陆几乎是半公开地推动革命不同，在非洲，则需要低调地暗中行事。好在这是一个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洲，腾挪的余地比较大。
当下中国革命基金的资本有限，所以在非洲就是先选择两个点，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
这两个国家都在东非，选择东非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中国通过印度洋，可以直接抵达东非，而未来印度或者锡兰（斯里兰卡），都可能成为中间的跳板，这就是一条“印度洋海上革命之带”。中国推动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策略，也被叫做“一带一陆”，一带就是这条通往东非的印度洋海上革命之带，而一陆自然就是印度次大陆。
这个策略，是以毛泽东为主，与李思华等人反复磋商后形成的。
在李思华看来，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在印度推动红色革命，未来实现在印度次大陆上，形成六七个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将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补充。充
印度次大陆的土地肥沃，耕地的比例极高，因此在平等的原则下发展农业，这些国家易于稳定下来。这里的土地几乎绝大多数都可以开发为耕地，原时空印度那么拉胯，也开垦了1.6亿公顷即160万平方公里（24亿亩）的耕地，实际上还可以继续扩大。
只不过印度工业落后，化肥都生产不出来，而农业科技和投入又比较少，所以在原时空平均产量只有中国的一半水平，水稻亩产不到300斤，小麦亩产不到400斤。就这样，在让一半国民挨饿的同时，资本家和地主还让印度成为了粮食出口大国。
因此如果能让印度变成6~7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支持下，能够提供耕地足够的化肥，以及种子和种植技术的改进，再加上用大型水利工程，解决印度次大陆的旱季缺水问题，那么这个次大陆毫无疑问地将变成大粮仓。有了粮食作为基础，这些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比较容易了，可以形成良好的经济体，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岛大市场的一部分。
所以印度革命的未来，是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的。正因为如此，目前革命经费的大多数，都是投资在印度上。而非洲，就主要还是非常小规模的布局。
选择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都是非洲大国，人口规模大，一旦革命成功，影响力就非常大。埃塞俄比亚面积超过110万平方公里，人口此时也有近2500万人；而坦桑尼亚面积94.5万平方公里，此时人口超过了1300万人。
很重要的一点是，两国都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尤其坦桑尼亚，可以说是直接从原始的部族社会，勉强变成了准现代社会，如果按照原时空的历史轨迹，这里要到1961年，才摆脱了英国殖民地的身份，独立建国。
政治上，埃塞俄比亚与坦桑尼亚很不一样，埃塞俄比亚可谓是非洲的“中国”，曾经有着灿烂的文化和文明，其帝国史，可以追溯约2000年，而且是个基督教人口为主的国家，与坦桑尼亚这种穆斯林为主的典型非洲国家不同。当下的埃塞俄比亚，还是海尔塞拉西一世统治下的帝国，在二战期间他们有力地对抗和牵制了大批意大利军队，战争实力在此时的非洲，大概仅次于英属南非。
显然，埃塞俄比亚上层的知识层次，远远高于坦桑尼亚。这两个目标的选择，一个是封建社会的末期，而另一个是原始社会转换的初期，都很有代表性。
毛泽东制定的非洲革命发展路径，大致是“传播思想、培养干部、发展组织、参政影响、割据发展、借机夺权”的24字诀。
在原时空，非洲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大量的国家建国后，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也不例外。
基于这种背景，中国模式的非洲社会主义组织或者政党，就可以先用当地“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想和组织派系的名义，在政治上形成影响力，参政议政，影响非洲的发展。但策略不同的一点是，组织要建立“国中之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己的割据根据地，发展经济、实践非洲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时教育群众，培养人才。等到时机成熟，再夺取国家政权，将过去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转变为中国模式的真正社会主义国家。
1948年11月的一天，坦桑尼亚鲁菲吉河下游，离开河边大约1公里多的地方，一座看起来还很新的校舍。
王珂走出教室，深吸了一口空气，刚刚才下过雨，空气非常清新，11月的天，气温大约在21度左右，非常舒适。虽然说非洲很多时候热得要死，但也有着气候舒适的季节。
这所学校刚刚开始教学不到2个月，此前先遣小组用了大量的时间，说服了当地的部族头人，让他同意开办这一所学校，因为他们了解到，有这所学校在，就会有每年对部族援助的物资，而且他们是纯粹“慈善”的学校，不收取学生任何的学费，还免费提供一顿午餐和每学期一套校服，也不会违反伊斯兰的教义。
有着这样的好处，附近村庄的家庭，都把10岁以上的男女孩子送了过来，至少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这所学校的一个好处是，虽然遵循穆斯林的要求，男女学生分开上学，但至少他们也接受女孩。大多数的家庭都非常贫困，也不担心这所学校会另有所图。
几个月来，熟悉了情况的王珂，对于这里的小孩子还是喜欢的，至少他们的积极性高，对未来有期待。对于这里的成人，他每当想到往往会露出苦笑。
这里的男人太懒了！早上6点吃早饭，8点半开始工作，10点钟是他们的午茶时间，到此，他们上午的工作基本就算结束了；中午12点至下午2点是午饭和休息时间，下午也几乎不再工作。这是因为对抗殖民主义而形成的吗？恐怕也不见得。
应该还是这里的生存条件太好了，“穿衣一块布，吃饭一棵树”，人们只靠身上裹一块布，就可以当作是衣服，气温一直在摄氏20度以上嘛。而树上的水果，几乎就可以提供他们足够的饭食。绿树繁花，遍地瓜果飘香，各种热带动植物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耕地种田，都只是把种子扔到地里，活多少算多少，这他娘的也算是种地？
这里成年男人的理想，就是吃好的和日女人，据说那些从非洲移民美国的非洲人，没有父亲的几率将近70%，生完孩子就跑了嘛。
所以本质上，这还是个原始社会，人民没有经历过其它国家封建社会或者中国那样的皇绅社会的千年毒打，自由散漫惯了，组织性是非常差的。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毕竟人数很有限，他们也只顾掠夺当地的资源，对于当地的社会，除了几个城市，大概没有任何的改变。
王珂听说过一种“文明压迫论”的理论，意思是文明只有在外部巨大的压力下才能成长。非洲以往，就是压力太小了，至少他所在的坦桑尼亚，就是如此。最勤劳的往往是孩子，甚至有父母靠自己的孩子活着，其次是妇女，很多男人娶个媳妇，就是为了让媳妇养他。“事业”这个词，对于这里的男人完全不存在，更不要说理解和接受革命理论了。
这让王珂有些绝望，至少按照他的使命，要选拔优秀青年送到中国去培训，但他觉得根本没有所谓的优秀青年，只有这些孩子还比较有希望。这个月初他打了报告后，上级同意了他把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送到中国去培训，年龄低点就低点吧，至少可塑性强。
送走孩子是很容易的，给他或她所在的家庭一些物资就可以了，尤其是在这里稀罕点的东西，大多数送孩子来上学的其实主要是妇女，这些孩子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在孩子中间，对于那几个第一批被选拔到中国去“留学”的孩子，都是很羡慕的，少年人，总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期待，对外部的世界有所好奇，而不是像成年人那样，为了活着而活着，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吃到一口好吃的，或者是日了几个女人。
他想到那些学生的一些好奇的问题，嘴角不由露出了微笑。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例如“老师，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喝热水？”、“老师，为什么中国的面包(馒头)是白色的？”他们对于中国的一切都很有兴趣，这才是活力。
在上次工作小组聚会，他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上级，自己不觉得这里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良好土壤，只能是依靠未来中国的支持，建立起名义上社会主义的国家。这里的人民素质，不经过几十年的教育改造，是难以成为具有积极主动性和进取心的社会主义国民的。
当时上级笑了笑，说他自己也知道这里是怎么一回事，不过这里也是帝国主义影响薄弱的地方。至于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单靠坦桑尼亚自己民族确实是做不到的，到时要怎么办，上级没有接着说下去。但他明白，估计需要中国派出大量的基层干部来组织管理。这个国家只能是“附庸型”的，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独立自主，完全依靠自己来发展。
实际上，在李思华的考虑中，未来非洲建立的每一个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派遣干部为之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国家组织和经济管理体系，这些民族直接来自原始社会，文明和文化都没有底蕴，对于现代化管理，如果纯粹靠自己，那肯定是一地鸡毛，所以必须是一个“10~20年的替代计划”，先大量使用中国干部，建立起体制后，逐步由经过教育培训的当地非洲人替代，直到最后中国干部退出。
在中国干部存在的时期，自然要实现与中国的“市场接轨、产业接轨”，双向的利益才是持久的。
她觉得，既然花钱援助，就要援助到根子上，原时空中国援助非洲，修铁路修工程，那都是表面的，非洲人自己管理不好，大大浪费了新中国的心血，单单那一条坦赞铁路，付出之高难以想象，影响了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发展（1970年左右，耗资高达5亿美元！）。结果呢？到2020年坦赞铁路坦桑尼亚路段总运量才23.2万吨，大概相当于具有可比性的天津铁路路段的5%左右（铁路长度差不多）。而且铁路开始有破败之相，未来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因此她对这种援助是坚决反对的，不搞定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率体制，任何基建或者经济援助，最后大多是打了水漂，除了在非洲扩散了中国的影响力，其实没有其它意义。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江景彦，正在台上做着《中国模式社会主义介绍》的讲座。这个能容纳300多人的讲堂不要说是座无虚席了，所有的空地、走廊、甚至门口都是人，这里的大学生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兴趣，远远超出了江景彦之前的预料。此前他知道，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地域的影响很深，所以一直有点担心，现在看来是多余的了，学生们固然受到苏联理论的影响，但显然也想了解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他定了一下神，继续说道：
“主席和李思华同志对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要建立在具体国情基础上，实事求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就不同，每一种理论都是有适用范围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例如新中国解放和建国前，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是个农业国，全国的工人只有几百万人，相对于全国5亿人口，比例都不到1%。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遵循苏联理论，只是以工人阶级为革命的依靠，那么后果就很可能是革命的失败。”
台下有点骚动，学生们开始低声议论，这和苏联的理论确实不同。
“旧中国95%以上的主要人口手是农民，如果不把他们发动起来，革命的胜利就无从谈起。因此李思华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民无产阶级的概念，即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几乎一切其它生产资料的佃农。而主席则进一步发展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的依靠农民的革命理论。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站到了革命的一边，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迅速走向了成功，才有今天的新中国。”
台下的议论声更大了，江景彦只得先停了下来。旁边的一个教授赶忙上前，要求学生们安静。江景彦才继续说了下去：
“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是革命先锋队、无产阶级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这些理论，其实只适用于欧洲这样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以工人为底层劳动人民主体的国家。而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还是非洲，都不适用，在这些地方，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必须将人口的大多数的阶级成分搞清楚，这是个浅显的道理，国家的人民主要是什么成分，革命就必须以主体人民作为依靠，发动他们，否则革命就会失败或者是不彻底。”
台下已经是轩然大波，中国来的老师直接否认了马恩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时候类似埃塞俄比亚这里的左派知识分子，其实就像过去我党的很多人一样，对于他们的理论奉若神圣，根本没有去想是否适用的问题，何况苏联在这个时代如此成功，他们根本不会去注意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所以江景彦看似平淡的说法，对他们心理的冲击力是巨大的。
隔了一会，江景彦才继续说道：
“所以我们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适用我们，但不一定适用于其它国家，就像我们发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一样。”
接下去，他解析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很多不同方面。例如重工业、民生工业、农业均衡发展的选择；例如公有制为主体、但允许私有制辅助发展的产权结构。他还解释了中国这样选择的原因，就是因为与苏联不同的国情，也是因为双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理念有所不同。
由于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农牧业大国，因此江景彦重点说明了中国的农牧业发展体系，从消灭剥削食利阶层夺回土地开始，到乡寨体制，到农场组织、到基层党组织、到民兵组织、到“永佃承包3亩制”、到“五通五建”的新农村建设、再到规划发展的美丽乡寨、大规模人口的流动民兵、基层流动官员等等。他还解析了背后的原因，例如中国极其重视打破过去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格局，所以从大流动到集村并寨，整个是破而后立的“新社会新农村”。
在他说这一段的时候，场下鸦雀无声，很多学生都被他的描述惊呆了，场下和边上的大学老师也都听入了神，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革命！一片辽阔的新天地，犹如打开了放在他们的面前！中国的一切，让他们着迷，中国农村的革命，是何等的一个严密而周到的体系！这与苏联模式很不同，但怎么听起来，感觉中国的模式，更适合埃塞俄比亚呢？
最后江景彦用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作为结尾，送给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主义者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意思是革命者必须满怀豪情壮志，为之不懈努力，哪怕是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己的性命。为的就是要彻底打破旧的社会，让国家和民族的天地日月，都焕然一新。祝愿埃塞俄比亚的同志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
台下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热烈的掌声响彻了好几分钟，而江景彦也被老师和学生们围了起来，他们有着太多的问题，让他良久无法脱身。
中国模式非洲革命的种子，开始播下，一点点的暗流，开始涌动。或许还要很久才能发芽，不过不着急，革命有着必要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