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6章 格瓦拉与赵云腾
西元1954年的3月，一艘邮轮即将抵达沪苏市。
格瓦拉这个时候，才觉得海洋又可爱了起来，横渡整个太平洋的一个多月，让他实在厌烦了大海。不过即将抵达中国，他的内心高兴起来，看着远处的海洋，觉得现在海水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海波是平稳如同湖泊。偶尔微风，只吹起了细细的千万个粼粼的小皱纹，这更使照射于春天的太阳光之下的金光灿烂的水面，显得温秀可喜。
格瓦拉去年6月，毕业于医学院，这个时候的他，还想着要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革命做出贡献。1951年他与好友用摩托车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这次旅游的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格瓦拉，南美资本主义剥削下的农奴社会，让他震惊和愤怒。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他已经变成了革命者。
然而如何拉美应该如何革命呢？他的内心仍然是茫然的，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革命著作，除了在拉美影响最大的托洛茨基的著作外，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外，近期他又阅读了主席和李思华的著作，这让他对中国革命有了高度的兴趣，并做出了这个常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到中国去，到那里寻找拉美革命的思路。
实际上，他并不是孤例，这个年代，从南美、非洲、次大陆，乃至欧洲来的一些青年，已经陆续在中国出现，因为中国革命的影响力现在已经是世界级的，而中国为了培养以次大陆和非洲为重点的未来革命的高级干部，以及扩大中国革命思想的影响力，已经在武汉开办了一个“武汉国际革命理论教育学院”（简称国革），专门对国外来华学习革命理论的学生、学者和革命者，提供全面的政治思想教育培训，包括理论和案例学习。
“国革”未来在全球大名鼎鼎，因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很多左派党、以及多支游击队的知名领导人，都有在这个学校学习的经历，他们以此为荣，而这个学校则被西方称之为“西方最仇恨的学校、恐怖主义的教育基地、恶魔学校”等等。不过，赞赏也罢、诋毁也罢、仇恨也罢，只不过让这所学校的名气，变得越来越大。
其实当下这所学校的知名度已经不算很低了，因为中国为了扩大影响，通过全球的各种驻外机构都在暗暗地宣传这所学校，格瓦拉远在阿根廷也听说了，所以他此次来华，就是为了到“国革”接受短期的培训，“国革”提供正规的4年学制，但也有很多3个月、6个月到1年的短训班。
在沪苏市逗留了两天后，格瓦拉很快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飞驰的火车外的景致，让他目不暇接。在沪苏的短暂时间，以及火车上看到的所经过中国城市乡村的情况，让他得到了一个奇怪的第一印象，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是西方宣传中贫穷的国家，这个国家现在很富裕，至少比南美要富庶得多，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效吗？西方又在胡说八道。
其实格瓦拉的第一印象没有错，经过开国后15年的建设，现在的中国，至少相当于原时空八十年代后期的平均生活水平。
更关键的，是西方在五十年代的收入水平并不高，原时空苏联在五十年代，除了比美国差以外，多数西方国家的收入领先他们并不多。直到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开始停滞之后，欧洲国家才逐渐超过苏联，原时空人们记忆中那种，西方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的印象，其实主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印象，并非长期的事实。而中国是八十年代打开国门，刚封闭地搞了30年工业建设，生活水平一直落后，自然对西方的印象，就是他们一直的生活水平很高。
其实这是错误的认知，西欧也是通过资本主义、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黄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
以1953年当时候的GDP来衡量，美国大约是3800亿美元，人均大约2000美元左右；苏联按照CIA估算接近1500亿美元，人均大约800美元；英国略超480亿美元，因为人口略超5000万，人均大约950美元；法国GDP约400亿美元，人口大约4500万，人均大约是不到900美元。很明显，英国和法国的人均GDP，都和苏联差不多，这个时代苏联并未在人均上落后他们多少。
而在新时空的1953年，新中国的GDP突破3000亿美元，人口约6.5亿，人均GDP已经超过了450美元，开始接近和超越苏联和西欧的一半水准。这个水平，已经超越了几乎大多数的南美国家，因此格瓦拉有这种印象，是自然的。
抵达武汉后，格瓦拉顺利地入学，他报读了为期6个月，从4月到9月底的短训班，开始了他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学习。他还发现，很省钱，中国基本上补贴了大多数的费用，吃饭住宿都不要钱，也不用缴纳学费。
赵云腾与张巧云，很快开始了他们的蜜月，皮将军批了他一个月的假期，他与张巧云回国后，也来到了武汉“国革”参观一下，其实还有访友的目的，一些次大陆他熟悉的革命领导人，也在这里进修。
6月的一天，赵云腾走在国革的校园里，他打算去找那几位熟悉的次大陆革命者，顺便把他从次大陆带回来的一些信件交给他们。
这并不是件紧急的事情，所以他在“国革”中悠闲地走着，欣赏着这所他以前没有来过的学校的风景。
他走在一处草坪的边上小路上，草坪上很多外国人，看起来就是个小联合国。突然他的眼光停下，因为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仔细地辨认着，确实就是格瓦拉！他也来中国了？这真是意外之喜，他前世对于格瓦拉可不陌生，这位革命家，被誉为“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完美的人”、“浪漫冒险家”。科尔达为他拍摄的那张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一直被人们美誉为“世上最知名、最有魄力的照片”，那是出现在T恤上次数最多的照片，他前世也曾穿过几件。
格瓦拉正在草坪上读书，看上去很专注。赵云腾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去，说道：“您好，您是南美来的革命者吗？”
格瓦拉抬头一看，是位年轻英俊的中国军官，居然挂着大校军衔。不过他并不知道中国的军衔，所以也没有吃惊。他友好地回答：“是的，我来自阿根廷。您有事吗？”他的中文还很吃力，只会些皮毛，上课也是上的西班牙语的课程。
赵云腾笑着说道：“我一直想了解一些南美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不知道能否耽误您一些时间？”
格瓦拉大致听懂了赵云腾的要求，他回答说：“当然可以，但我的中文太差。”这个时候边上的人看到赵云腾这个解放军军官，很感兴趣地围了过来，就有人自告奋勇地为他们担任翻译，那些4年制的南美学生，中文的水平有的很不错，旁边的学生还可以帮助纠错。
对话就这样开始了，格瓦拉先介绍了南美现在社会主义斗争的情况，重点是危地马拉在左翼总统阿本斯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一列改革，包括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赵云腾仔细地听着格瓦拉的讲述，南美的革命，充满了革命的冒险主义和浪漫主义，但是缺乏组织性和长期斗争的能力，更缺乏坚强的革命党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听完格瓦拉的叙述，赵云腾平静地问了他一个问题：“您的讲述，给我的印象是，南美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受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影响吧？”
格瓦拉有些吃惊，这个军官难道是托派的反对者？不过他来了以后就发现，中国并不禁止托派的书籍，图书馆里都有。所以他爽快地承认了。
赵云腾看到他的表情，笑着说道：“您不必担心。如果斯大林活着，也会把中国的革命理论，视为一种类似托洛茨基理论的异端邪说，但是我们并没有苏联那么狭隘。”
“托洛茨基的主张，是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提倡国际不断革命，强调废除官僚专制，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的思想。主张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必须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主张首先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阶段论。”
“南美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那个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几乎就是这个时代南美的东印度公司。虽然南美一些国家有了一些加工业这样的工业基础，但本质并没有改变。你们的情况，符合托洛茨基主张的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难怪你们比较推崇他，不过我愿意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来说明一些对他理论在南美应用的看法。”
格瓦拉非常感兴趣，他到中国来，不就是想寻找这样的答案吗？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南美的学生，他们都想听听这位明显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看法。
赵云腾先讲述了当初李思华发动革命的早期，对“农民无产阶级”的定位，以及为什么不认为工人阶级，能够独立地担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
他重点指出，托派当初在中国遭到反对，主要是因为他们主张，中国虽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帝国主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统治性的资本主义关系，因此在反对阶段论的前提下，中国革命必然是必须打倒资本主义，这种理论，否决了当时GC国际领导下，实行果G合作的前提。
这种托派的理论，其实就是南美当前的现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统治的却是一个农奴社会。
其实中国革命在果G合作破裂后，走的道路，确实是符合托派理论的一部分的——与资本主义直接决裂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应该承认托派理论的一部分合理性。正是因为托派理论的部分合理性，早期的中G重要成员中，不乏内心能够接受托派理论的，例如著名的陈多秀先生，他根据托派理论，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是“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
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表明，托派理论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很多现实。例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孱弱的，所谓建立了统治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并不存在，革命的对象，是传统的剥削食利阶层。
再如托派倡导的战斗性的工人革命，在中国的根基太过薄弱，在1927年左右，全国都只有300万工人，只不过是4亿总人口中的极少数。所以中国的经验，是必须发动农民无产阶级。
赵云腾总结说：“所以我们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注意中国特色这几个字的定语，我们承认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例如宗教、社会基础、民族性格等都不一样，所以每个国家的革命理论，不能完全一致，在基本原则相通的前提下，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整，这就叫做实事求是。中国对于苏联革命理论部分的不认可，就是因为这些部分，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但是有一些基本原则和革命的宝贵经验，则是适用于大多数地区的。对于南美，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四件事，革命政党、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革命战略，以及农村革命教育。把这4件事做好，组合起来，就是一整套的革命策略。”
“对于南美革命的个人观察，我觉得现在是太多的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这可能符合拉丁人热情的性格，但缺乏坚强的组织性和长期斗争的坚持性。依靠短期的热情，点把火就走，这样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革命政党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南美现在的社会主义党派，是缺乏严格严密的组织性和坚韧的革命精神的，大多数很松散，与其说是党，不如说是彼此思想相近的团体，被帝国主义一打就散。”
“南美与中国有一些类似之处，城市是资本主义力量集中的地区，而农村则以大地主种植园为主，实际上是其薄弱之处。因此建立山区农村根据地的策略，相比苏联模式的发动城市工人，更符合南美的现实。把农民组织起来，革命政党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才有本钱与资本主义长期周旋。”
“长期革命战略，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点把火就走的所谓革命模式，在中国这都不算是革命，被我们叫做流寇主义。所有的流寇，不但难以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反而会招致群众的厌恶，最终被帝国主义消灭，战略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确定在哪里建立根据地，根据地如何运作，如何建军和壮大等等，没有一整套严密的策略，所谓革命，不如说是盲动。”
“农村革命教育，就是主席说的发动群众。在革命之初，能有多少人理解和支持革命呢？对农村分田地可以取得农民的初步支持，但是要长期坚持，不把他们动员起来是不行的，只有群众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他们才会毫无保留地支持革命，使得革命获得强大的基础。这就需要在农村实施革命的教育，不断向革命提供教育后的积极分子，获得长期的人力基础。”
“托派理论对于南美而言，很明显的，也并不是完全地适合，必须加以改造，吸收其它理论的合理之处。南美的革命，最终是需要南美特色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战略的。”
赵云腾的阐述让格瓦拉非常震动，近期的学习中，他已经能够隐隐约约地认知南美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很多薄弱之处，赵云腾的阐述，让他升华了这些认知，他似乎已经知道，南美的革命应该怎么办了。旁边的一些南美学生，也陷入了深思。
赵云腾看着这些认真的革命青年，内心不由得有些激动，这就是革命的大时代！前世在他穿越前，世界革命已经进入了低潮，再也看不到如此之多的青年，立志奉献革命，不怕杀头牺牲，不怕颠沛流离，虽然其中很多人会牺牲，很多人会退出，一些人最终会叛变，可是他们的热情和努力，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
这是一个真正勇敢的时代，不是那些怂人的时代；没有那么多的所谓大棋，只有斗争和牺牲；这是真正的觉醒年代，不是金钱至上的年代。格瓦拉出身贵族家庭，卡斯特罗的父亲是有名的种植园主，他自己读到了法律博士。可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这样的大时代，也只有这三十年！
他们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有很多性格上和生活上的弱点，但他们仍然是宝贵的革命种子。
赵云腾接下来又与格瓦拉，探讨了很多其它方面，包括城市革命如何配合农村根据地，面对资本主义军队讨伐的游击战争，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体系等等，让在场的南美学生都觉得大开眼界。
等到赵云腾告辞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他们还依依不舍。
格瓦拉感觉自己的心中，仿佛有着一团火焰在燃烧，燃料大概是自己作为革命者的热血吧，他预感到，南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潮，也会逐渐地“星火燎原”起来，他渴望着，尽快完成学习，带着新的先进理论和思考，返回南美，投身这个革命的大时代。
中国共和纪元2795年，即西元1954年的世界，已经看得到遍布全球的星星之火，这些星火，有的会熄灭；也有的，会燃成大火，照亮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