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 苏联“毛李主义派”的出生
1956年10月23日下午3点多，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雕像和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的纪念碑前，匈牙利的大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越聚越多，人山人海，可能已经达到了20万人！
游行的人群中，“是匈牙利人就站到我们这边来”、“俄国佬滚出去”、 “我们要纳吉”等口号，此起彼伏。
洛特尼克夫痛苦地看着这一切。他是一名20岁出头的青年大学生，主修政治学。他的父亲是苏联二战英雄，一位苏联中将。十年前他的父亲曾经是解放匈牙利苏军中的一名指挥官。正因为这份亲切感，他才来到匈牙利交换留学进修，没想到，仅仅是十年，匈牙利人已经从对苏军的热烈欢迎，转变成了对苏联的痛恨！
有人拍他的肩膀，他转过头，发现是在匈牙利认识的好友，中国人金武怠。金武怠的俄语很好，而由于对政治理论的共同爱好，两个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在匈牙利这个异国他乡，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洛特尼克夫向着金武怠叹息：“怎么会变成这样？苏联究竟做错了什么？匈牙利人不相信社会主义了吗？”
金武怠深沉地看了游行的人群一眼，说道：“没有信仰的人民就会这样，当利益不能满足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去管政治上的信仰谁正确，而是茫然地在追逐似乎更好的生活方式，并不认为那是镜花水月。”
洛特尼克夫又摇了摇头，金武怠接着说道：“走吧，我请你喝酒。你和我，都改变不了现在匈牙利人对苏联的反抗。”
洛特尼克夫颓丧地跟着金武怠，来到了他的住所，金武怠打开一瓶伏特加，两人就着一些零食，沉闷地喝起酒来。
金武怠说道：“直接的原因，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使得被作为斯大林信徒、被苏联推上台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实际上失去了合法性。而苏联此前对东欧的简单粗暴管理，导致了当地人民积蓄的不满，在这样的时刻爆发了出来。”
洛特尼克夫点点头，他认同金武怠的看法。到了匈牙利，他才知道东欧人对苏联现在有多不满，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原因，经济形势在恶化，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不断下降。
他感叹了一声：“任何的革命，如果挫折的时间长了，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多数的人们，总是会动摇的。能够保持对信仰的坚定的，总归只有少数的革命者。”
金武怠冷静地说道：“东欧就在生活水平很高的西欧和中欧边上，群众会对双边的生活水平进行对比，由于他们比较贫穷，自然就会蕴积不满。他们已经忘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前，他们与西边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同样巨大。想过好生活，却不知道这需要长期的奋斗。加上东欧政府在苏联政治动荡下的左支右绌，东欧的形势变得动荡，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我认为，苏联将东欧当成一个缓冲区就正好，让东欧人自己调整和改革他们自己的体制，只要不是变成苏联的敌人就好。但现在苏联是把东欧完全当成了苏联的利益区，而又不能为东欧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反而因为要让东欧人固守苏联体制，让东欧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了苏联的身上。长期来看，苏联因此而得不偿失。”
洛特尼克夫脑子有些混乱，他对金武怠的说法不置可否，他还要自己好好想一想。他转变了话题，问金武怠：“中国对于次大陆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做的？”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将次大陆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正好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分别扶持起来的小国。
金武怠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在次大陆的做法，但是认为苏联无法仿效。
中国在次大陆与苏联在东欧，最大的区别并不是次大陆的国家更加贫困。而是中国是从当地真正的底层人民出发，彻底重新塑造新国家的体系。
在前期中国帮助各国完全从底层人民中，塑造出来了他们自己国家的革命军，在建国成功后，又派遣了百万干部，正在协助他们建立具备自己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并且协助消灭了这些国家的剥削食利阶层和资产阶级。中国对次大陆革命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是苏联在东欧能比的。
东欧原生的资本主义势力其实很强大，他们对当地人民的影响力，其实原来就超过东欧社会主义的政党，只不过苏联用军事力量逆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已。但是在建立之后，又不能肃清东欧资产阶级。社会各阶层的头面人物，绝大多数都还是这些过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如果在苏联支持下，这些国家的经济一直发展顺利，那还好说，但其实又做不到，所以只要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停滞，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资产阶级的机会来了嘛。更讨厌的是，资本主义确实还在其黄金时代，西欧和中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们在美国支持下，发展顺利，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这样的内外夹攻之下，这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陷入了困境。
金武怠提醒洛特尼克夫，苏联迄今为止的成功，可是从镇压白军开始，到契卡对付反革命，再到斯大林大清洗，不断地用鲜血献祭，才有苏联的今天。当然，镇压反革命并不是一切，经济不能成功，那革命胜利就是空中楼阁。
但无论如何，苏联做不到像当年契卡那样地清除东欧的资产阶级，那么有今天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
洛特尼克夫突然抬起头来，对金武怠说道：“你不是最近要回国吗？我想和你一起去一趟中国。”
金武怠吃了一惊：“你确定你不是在说酒话？是一时冲动？”在新时空这个年代，中苏的交流还算顺畅，即使与赫鲁晓夫关系冷淡之后。毕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常的贸易还算顺畅。所以洛特尼克夫真的想去中国，并不算困难，金武怠也能给他弄到签证，不过洛特尼克夫还需要搞定护照。
洛特尼克夫坚定地说道：“我不是在说酒话。我早就想去中国了，我想对比研究一下中苏两国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
金武怠点点头，明天再说。
第二天，金武怠确定洛特尼克夫确实是要去中国后，两人商量，为洛特尼克夫弄个在中国交换学习一年的身份，各自搞定中国和苏联方面的手续。
11月25日，两人终于抵达天津港，洛特尼克夫开始了他“游学”的生涯，他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各地旅行，金武怠还支持了他一笔旅费，在他去的每一个地方，金武怠都为他安排当地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接待。
于是，在洛特尼克夫的观察中，中国的城市和城区、中国乡寨和农场的新农村建设、中国的经济管理体系、中国的四流工程和流动民兵体系等等，逐渐熟悉了起来，有的内容对他非常震撼，有的让他暂时不以为然，有的他对比之下难以区分中苏的优劣，也有的他认为苏联的体制仍有优势。
通过金武怠，他甚至还跑到了比孟国和奥恰国这两个次大陆的社会主义国家，观察中国是如何帮助这两个国家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
他有的时候很沉默，有的时候很兴奋，有的时候话很多，不同的场景，让他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洛特尼克夫对中国各地和次大陆的考察研究，持续了半年多，当他回到天津某学校，再见金武怠的时候，金武怠问他有什么收获，他想了想说道：
“政治上最重要的就是两点吧，第一是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能与本国的具体实际国情结合，就不能建立起坚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根基；第二是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人民的内部矛盾。镇压反革命，是GC党不能有丝毫犹豫的根本原则，指望与资产阶级共和，是天真幼稚的错误。”
金武怠赞许地点点头，说道：“每一个GC党，都可能在成长的道路上犯错误，但这不是放弃政权，听任资产阶级卷土从来的理由。还是总书记的那句话，软弱的人，当不了无神论者；软弱的组织，没资格叫GC党。”
洛特尼克夫点点头：“经济体制上感觉收获很大，但是非常繁杂，你要我一两句话总结是说不好的。但是我确实认为，苏联的经济体系有点走偏了，对于如何组织人民开展有效率的生产和消费，远远不如中国。这是我接下来要研究的重点。”
接下来洛特尼克夫又在中国读了几个月的书，研究了一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理论。然后他直接回了苏联，对他而言，匈牙利还有什么意义呢？
得到了与洛特尼克夫交往的启示。此后的几年之中，类似洛特尼克夫这样的苏联革命青年，断断续续有几百人来过中国，对中国的各领域进行考察和中苏对比，对中国的革命理论进行中苏对比。其结果，自然也是有的人印象深刻，有的人走马观花，有的人深刻反思苏联，有的人则不以为然，有的人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强烈， 从而看低中国的举措，有的人则觉得看到了世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林林总总，就像自然界被风吹到各地的种子，有的有会开花结果，而有的则湮灭无闻。
不过有一件事情，他们的印象都很深，就是觉得中国革命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苏联，广度上中国真的是在把革命的意识，贯彻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民身上；而深度上也是如此，苏联是管制几乎每一个领域，而中国则是在每一个领域，创造社会主义特色的新模式。
这个“苏联种子工程”，规模很小，但级别很高，是李思华亲自关注的事情。未来能不能有成果不说，先洒下种子才有希望。
此后的十几年，在苏G的意识形态中，慢慢地出现了一个“毛李主义”导向的小派别，他们非常低调，非常弱小，在苏联仍然如日中天的这些年代里，影响力也一直很小。直到七十年代后期，这个派别的影响力，才开始逐渐增长，而到了八十年代苏联陷入“滞涨”，这个派别开始成为苏联政坛中不可忽视的思想流派，可惜始终未能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派别。
达列力汗走过伊尔吉斯的一条街道，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刚被任命为伊尔吉斯区的区委副书记。
伊尔吉斯只是个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小城，在哈萨克的西部，城市规模很小，但其实管理的地方很大，这里是农牧区，养羊、种小麦和棉花，是这里的三大主导产业。
他很快走到了这条街的尽头，他的家，就在这里的一个小区里，他抬眼看到离开城市不远的那处山包，脸色立即变得严峻起来，他在家门口不到的地方停下，望着那座山包，出神了好一会。
他的爷爷、奶奶，还有家族的一大帮人，都埋在那里，而且因为是群葬，他也不知道究竟埋在了哪里，不可能分辨出他们的尸骨了。
这件事，和他内心痛恨的一个人，非常有关系，那就是当年哈萨克自治共和国的第一任书记菲利普·伊萨耶维奇·戈洛谢金，他在1925年2月上任，为了尽快推动农业集体化，戈洛谢金直接动用了军警，将哈萨克人和他们的牲畜，迁移到集体农场定居。这当中当然也少不了暴力行动和雁过拔毛。
戈洛谢金的队伍没收了11260个农场的财产，强制转移了450万头牛，实际上当时整个哈萨克，都只有600多万头牛。圈养完全打破了游牧民族的经济规律，不仅让圈出的放牧地生态急剧恶化，牛羊的食物来源也捉襟见肘。达列力汗爷爷奶奶所在的32000户牧民，只分配到了2500所平房，根本不能住人。
无奈之下，他的爷爷和奶奶只能带着家人逃亡，当时这样做的人至少有110万以上，而哈萨克全部人口也不过200多万人。但是包括他爷爷奶奶在内，大多数人都被强制驱赶回了集体农场。
到了1932年终于维持不下去了，整个哈萨克的羊减少了90%以上，羊肉羊奶是哈萨克人重要的饮食来源，没有了羊，人也活不久。他的爷爷奶奶还有很多家人，都饿死在了这场饥荒中。他的父亲，曾经亲眼目睹牧羊犬当着主人的面吃掉了他的一个叔叔，而其它人都因为断粮许久，连驱逐狗的力气也没有了。
有传言说这一次饥荒，饿死了120万哈萨克人，数字也许有些夸张，但按照他自己的看法，起码死掉了超过80多万人——按照苏联官方自己人口普查的数据，1926年苏联的哈萨克人数为397万，到了1939年则降到了310万，相差的87万人应该是死于饥荒。
他把这个哈萨克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深深地埋在了自己的心里。
作为一个GC党员，他信仰GC主义，相信必须解放全人类，也自认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对于苏联前期的这种行为，他无法认同，这算什么解放哈萨克人民？对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他是拍手叫好的，但他在政治上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他并不认为赫鲁晓夫，是真心地想改变俄罗斯人的大国沙文主义。
他曾经在中国留学了3年，是这个时代苏联少有的曾经留学中国的官员。在他看来，中国的那一套，才是真正解放各民族底层的人民。中国人不承认国内的民族划分，将每一个国民都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移民是为了保持建设期的稳定和融合国民，但不管怎样，他们做到了一视同仁，所有人的待遇都是平等的。而那些移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
如果当初是中国占领了哈萨克，或者是中国像扶持印度次大陆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扶持哈萨克的社会主义国家，哈萨克人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如同野狗般地大规模死去。这是他脑子里偶尔会蹦出的奇怪念头。
解放底层人民的同时消灭民族，才是全世界无产者能够联合起来的前提。这是他在中国学到的理论，而他视之为真理。
作为GC党员，他并不追求民族国家，他认同中国的理论，绝大多数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压榨底层人民的上层建筑，用来维持自己统治的工具，他们借此劫持了底层的人民，让他们对来自外界的解放形成免疫。民族主义只有在抵御外来的旨在奴役本国底层人民、掠夺本国资源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正义的。
对于苏联在哈萨克的很多政策，他内心有着说不出的疑惑，例如苏联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让哈萨克贡献了整整100万的兵源，他们大多数都没有能回来，都牺牲在了苏联西部和东欧的战场上，抵抗德国法西斯是正义的事业，但哈萨克人这样的牺牲比例，远远超过了俄罗斯人，让哈萨克人丧失了多数的青壮。这使得二战后在哈萨克地区，哈萨克人已经下降到了人口只有40%多的比例，而俄罗斯人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这是斯大林的阴谋吗？借着战争来减少哈萨克人的数量？每次想到这里，他都不寒而栗，这种思想太危险了，他不愿意过于深思，但阴谋论的思想，如同毒蛇一般地缠绕着他的心灵。
还有哈萨克的工业建设，全部都集中在了北部，由俄罗斯人主导，工人也主要是俄罗斯人，而哈萨克人在南部为他们种棉花、种粮食，提供原材料。据说是因为哈萨克人的教育程度低，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他叹息了一声，还是先做好自己的工作吧，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或许，自己可以在工作中，应用一些在中国学到的理论和经验案例？但是可不能说是来自中国，赫鲁晓夫当权的时代，对于中国模式肯定是反对的，只能说是地方的自主创新。
当苏联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下降，即使在苏联的内部，不同思想的种子，也在不断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