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8章 民主是帝国的开路之旗
西元1957年5月的一天，乔治.凯南在经过警卫的检查后，慢慢地走进了白宫，总统艾森豪威尔要见他。
他能想象到总统为什么召见他。他现在只是一个窝在普林斯顿大学里读书的“书虫”，国务卿杜勒斯不喜欢他，在他因为鼓吹遏制苏联，而被苏联从美国驻苏大使的位置上赶出苏联后，回到美国时，杜勒斯公开地对他说：“我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所以乔治.凯南，最后只能是回到大学的象牙塔里，他对于美国政坛，没有任何影响力，作为一名清高的学者，他与多数政客的关系都不好。所以他认为总统召见他，无非是他作为西方的“遏制苏联战略”之父，询问他一些对于遏制苏联的看法罢了。
这让他不由想起了自己在1946年轰动整个西方的八千字长电文，当时他在美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瞒着大使向国务院发了这篇电文。快11年过去了，他当年的这封电文，已经被认为是西方发动对苏联冷战的理论基础，更确定了对苏联的主要战略——“遏制”。当然，现在美国的政客们，开始把这个战略又延伸到中国，这让他很不喜欢。在他看来，中国对于美国不具备战略上的重要性，很多人认为他这是明显的偏见，是对世界演变的落后的视野，可是乔治.凯南可是个固执的人。
秘书带着他走进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总统热情地站了起来，欢迎他。
艾森豪威尔最近的压力很大，他长期主张的“民生优先”策略，在中国人发生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已经破碎，他只能让国家转向“军事优先”，1957年公路和住房建筑的开支增加了36.5亿美元，这是延续他原来的政策。可是军费增加了58亿美元，这简直是疯狂，军工复合体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利用他无法拒绝的民意，绑架了美国的政策。按这样的趋势下去，可能到1959年左右，2年时间国债就会增加150亿美元左右，这是美国历史上政府前所未有的债务，不能不让他感到忧心忡忡。
压力更大的是，美国新的一轮经济危机来了，美国各工业部门的生产已经连续下降4个月，而且毫无好转的迹象，失业开始迅速上升，经济学家们判断很快失业人口就会增加至少一百万人。
而且在大众关注的焦点——卫星研发上，美国并不顺利，关键是洲际导弹的研发跟不上，按照原计划，美国要在1958年才完成一种洲际导弹的研发，到1959年正式装备部队，缺乏了冯布劳恩这样的德国天才，美国导弹的研发力量，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强大。
现在他拼命催促洲际导弹和卫星研发的进度，但是科学自有其规律，到目前为止，还很难保证在今年年内完成研发，发射美国自己的卫星，这让他感到心头苦涩，中国人发射卫星，已经过去了1年多了，美国却还没跟上。他内心很担心，苏联会抢在美国的前面发射卫星，那肯定会让美国人暴跳如雷，因为美国居然连老二也排不上，排到第三去了。
他已经感到了共和党的政府有点摇摇欲坠。美国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对付苏联和中国呢？这正是他最近一直在深思的问题，找乔治.凯南过来，也是想从与这些顶级学者的沟通中，寻找一些有效的思路。
他向凯南说明了近期他的困惑，第一是美国用军备竞赛的方式来对抗苏联，是否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二是苏联赫鲁晓夫现在的和平共处主张，美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第三就是与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对抗，“遏制”究竟应该遏制什么？
凯南思考了一会，他没有正面回答总统的问题，而是先说明了他对苏联的认知：
“总统先生，在我的那封电文里，我是这样总结苏联的特点的。”
“第一、发达国家内部的冲突，已不再源于资本者对生产资料的占取，而只是反映了发达的都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但俄国迄今仍未经历工业化和都市化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原因并不在于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仅仅是出于它的落后。但俄国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冲突，一定会导致战争。”
“第二、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神经质的认知的最深处，是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们对西方的仇恨，源于西方是比他们更强大、更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社会，他们恐惧我们。”
“第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俄国得到发扬，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本来就崇尚社会间的经济冲突，是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
“第四、源于以上三点，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滋生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难逃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
“这种教条，使得苏联得以获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巩固了其内部社会。但副作用就是，他们必须与我们本质上不妥协地进行斗争，所以俄国人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对绝望的、饱受战争创伤的世界人民，做出涂上蜜甜的承诺，这个运动，因此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危险，更加险恶。”
“既然苏联坚信为了苏联权利的安全，必须破坏我们的社会的内部和谐，必须消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必须摧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那么我们与苏联的坚决斗争，就是必要的，这是我的遏制战略的根基。”
艾森豪威尔频频点头，凯南的总结简明扼要，说得非常清楚。
“面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世界，苏联人仍然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中国虽然与苏联有着类似的信仰，但大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同，使得他们很难形成统一的力量，来对付西方。”
“根据我对苏联近期的观察，俄罗斯广大民众对共产主义教条的心理反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苏G这个政党，已经不再是鼓舞人们情感的源泉。据此，苏联的内部健康和长久，并不可以看作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苏维埃式的宣传，本质上是消极而具有破坏性的。因此，通过充满智慧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宣传，将其打败，相对是容易的。”
“遏制战略的成立，必须教育公众，使之正确认识GC主义和我们国家体制的优势；必须让我们的社会充满健康和活力，GC主义就像是一种恶性的寄生虫，只会发生在生了病的肌肤组织上生存；必须展现和描绘出，一个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要比以前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世界的前景。”
“至于中国，总统先生，我还是那个观点，中国对于美国不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我知道他们已经非常强大，或许比苏联更强大，他们在核武器和卫星上，都暂时领先了美国和苏联。但是由于文明、种族、文化和地理距离距等一系列的巨大差异，他们对西方的影响是薄弱的，反过来我们对他们的影响，也是薄弱的。他们不太可能会伤害我们，他们也不太可能帮助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最终学会不打扰他们——各走各的路。”
“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重合，我们也不应该假装重合。两国应当在可合作之处合作，在不可合作之处尊重差异。尽管我们存在着差异，看看我们目前能否和平地共处，互相不要要求太多——也不能太少。”
艾森豪威尔对于凯南关于苏联的分析，是十二分的赞同。但对于他关于中国的分析，则是不以为然，凯南不了解中国，他没有好好地研究中国。当然，他不会和凯南争论这个。
他继续问凯南：“既然你认为苏联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遏制苏联呢？”
凯南突然振奋起来，他有一个策略，构思了很久，也许今天能够让总统采纳这个策略。他稳稳地说道：
“总统先生，您知道我一向不赞同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因为这会通往互相毁灭的道路，并不是战胜苏联的最好方法，反而会让美国耗尽国力、变得筋疲力尽，甚至动摇我们民众的根基。如果我们不去推动军备竞赛，苏联人也就不会在军备上，发展到疯狂的程度。”
艾森豪威尔内心苦笑，心想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虽然身为总统，在国内各种力量的压迫下，我也只能被迫开始推动军备竞赛。凯南继续说道：
“我以为苏联的破绽，在于他们的内部，在于构成其力量的上层建筑和警察系统的腐败，在于他们民众对于GC主义意识形态的倦怠。所以，我们要用宣传来打败他们，让他们内部生变。”
艾森豪威尔心思一振，心想确实在硬实力上，美国也无法压住苏联，从软实力下手，也许才是美国远胜于苏联的地方。
“我们以往的宣传核心，是自由，这个概念是不行的，或者至少是不够的。自由这个口号，让全球的很多民族认为是殖民、掠夺的同义词，当初英法这些国家，都是以自由为口号，所以虽然西方内部，这个口号仍然响亮，但在外界，却是声名狼藉的。自由世界，他们会认为是殖民主义的集合体。”
“我们新的宣传核心，应该把苏联号称的民主这个词抢过来！”
艾森豪威尔身体前倾，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苏联的民主，是公有制，所谓的人民是主人。但我们的民主，形式上是民众的选票制度。但这不是根本，而是一整套的思想、信仰、文化和价值观，是“民众自主”！表现在外在，就是民主国家，有着让世界人民羡慕的不同寻常的高生活水平，有着多样化的消费选择。我们的人民，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居所充满现代化和科技感，他们的消费物品无比丰富，他们的娱乐方式多姿多彩。”
“而苏联能提供什么呢？他们的国家相对我国仍然贫穷，而且二战摧毁了苏联大量的财富，因此他们的民众不能不住在统一的火柴盒房子中，居所狭窄，除了基本消费品外，一切都贫乏。他们职业和生活的一切，都只能等待官僚阶层的安排，他们的生活枯燥无味。”
“苏联显示的力量，无非是军事上的大成就。但这些是对其人民无感的，人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消费，消费主义才是我们最有利的武器。”
艾森豪威尔的眼睛变得越来越亮，凯南不愧为号称冷战最杰出的战略家。这么一说，让他的思路就有了。
“总统先生，您读过麦克维尔的《白鲸》这部著作吗？”
艾森豪威尔回忆了一下，作为名著，他还真的读过，还能回忆起书中的一些情节。他问道：“为什么你提到这本书？对我们的现在有什么启发吗？”
凯南回答：“是的，我认为这本书的故事，已经完美地说明了美国应该是怎样的民主制。”
“这个故事表面上讲述的是，亚哈船长指挥一艘捕鲸船，追杀白鲸迪克，在经历了血腥残忍的过程后，与之同归与尽的一个海洋历险故事。浅薄的人也就只有理解到这个程度。”艾森豪威尔有点尴尬，他好像也是凯南说的那种浅薄的人。
“啊，总统先生，我不是在说您。”凯南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也有点尴尬。他赶紧继续说道：
“你可以把美国当成船长率领的捕鲸船，而苏联则是那头鲸鱼，在西方的历史上，总是有一头又一头的鲸鱼，需要捕猎。这部书中，包括了4个重要维度：以我们欧美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美国民主模式的胜利；妖魔化的强大对手就像是苏联；长驱大洋的美国远征军。”
艾森豪威尔想起这本书，立即发现凯南的解读，简直是绝妙。
“捕鲸船为了人们的福祉而出海捕鲸，这是正当的和英雄主义的；强大而残暴的白鲸，破坏了一切的和谐和美好，令人恐惧、不可战胜，对正常秩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亚哈船长的捕鲸船与它英勇战斗、同归于尽，终于恢复了海洋的平静。”
“我们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就是书中的港口。书中的海洋就是中心以外的地域，现在受到全球社会发展尤其是苏联的压力，我们表面会承认国家间的平等。但实际上，从基督教文明出发，港口中心以外的大海即其它地域，没有我们承认的主权，都注定要成为欧美民族征服的对象，这是天定的命运。非西方人当然会仇恨这点，但您知道，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不但不必感到良心不安，反而值得引以为豪。”
艾森豪威尔面色深沉地点头承认。
“海洋就是我们特殊的种植园，我们世代在上面耕种。而我们能够耕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民主模式——捕鲸船的两位船长是大股东，其余的股份属于港口的一大帮人，他们手中的钱都投到了船上，形成了船上的每一片木板和每一颗螺丝钉。”
“他们愿意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财富来自于异域，尤其是来自于鲸鱼和鲸鱼身上宝贵的鲸油。海岸上所有的建筑和财富，都是捕鲸船用标枪从大海里戳上来的。”
艾森豪威尔的脸色变得更加幽深。
“欧美的捕鲸者相遇时，或者联欢，或者分享鲸油，或者为了争夺大鲸而展开竞争。他们在海上追逐利益，既是盟友又是竞争对手。”
“请注意，在这本书中，没有边缘民族的任何地位。”
艾森豪威尔身体霍然一震，他内心十分复杂。
“捕鲸船在海上的所作所为，就是对我们民主模式具体运作的生动写照。例如异教徒奎奎格，是个胆大而高超的标枪手，于是船长不顾忌他的信仰，给了他1/90的拆账，这是高额的分红。”
“捕鲸是产业，更是探险和开发。为了胜利和利益，必须民主化。什么是我们坚持的民主？那就是边缘的民主模式，要由欧美基督教文明的中心来提供。总统先生，在这个时代，民主才是帝国的开路之旗，也是战旗！”
艾森豪威尔不由得站了起来，用力地鼓掌。凯南今天的阐述，在他看来，比起凯南过去那8千字引发了冷战的文章，更为重要，因为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战胜苏联的方法，也许还会是未来战胜中国的方法！真是了不起的战略家，这是真正的顶层设计！
确实这个乔治.凯南，是这个时代西方了不起的战略大师。
二战结束后，他是美国推出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几个智囊之一。在1947年，凯南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游说国务院成立了政策规划司，并出任首位司长。原时空克林顿时期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哈尔普林曾说，"第一任司长凯南，是每个继任者都想达到的标准"。
而为了全方位实施他的"遏制"战略，凯南又一手推动建立了中央情报局CIA。他在十多年之前，就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肯定会分化。
在原时空的历史上，他还是第一个公开反对以核战争为威慑手段的美国人。确实，如果冷战持续，而苏联能够再扛十年，美国自己就可能搞得民穷财尽顶不住了。
凯南的“民主”新理论，迅速传遍了美国的上层建筑，对美国此后的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在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在两个月后，得到了凯南与艾森豪威尔对话的文件，传回了国内。主席和李思华还专门为此讨论了一番。都觉得针对苏联而言，凯南的策略非常高明。就是中国，如果不能连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内部的各种矛盾，那么凯南的战略，也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威胁。
1957年，一个冷战不断深化的年份，各国的斗争，已经根本不局限在军事的对峙、武器的更新、重点地带的争夺上，而是进入了最高层次的竞争——思想的决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