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3章 反贪腐与利益集团
赵云腾在伊朗的日子里，华京的气氛却有些紧张，因为一场大规模的“反贪腐”运动即将发动。
西元1963年的初春，政治局常委会议，主席也应邀参加。
主席看着眉头紧锁的李思华，笑着安慰她说：“贪腐这种事情，就像是一座屋子如果不打扫，灰尘就会不断地掉落积累，哪怕你紧锁门窗也一样。保持干净的办法，还是要勤快地打扫。不过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运动这个法宝不能丢，常规的法律制度，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关键的时候，还需要运动来实施短促有力的整风。”
李思华点点头，让她难受的事情在于，在建国初就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反腐机制，她自认为要比原时空完善得多，尤其是各种主动的监督审计模式，以及流官和流干制度，但从最近对全国的调查来看，贪腐的情况仍然在发展，只是相比原时空，规模相对较小、涉及的人员较少，以及贪污的金额较小。但也更加隐蔽，更加花样翻新。
她冷静下来，先说了一些在此次调查中，发现的各种花样翻新的新贪腐案例。
例如某个官员，帮助私企解决了一件事情，让私企获得了不当利益。私企答应给他回报，回报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给他的一个“可靠”的亲戚干股，等这个官员退休了，按照协议干股就激活，前官员就可以通过他的亲戚，让私企回购干股，当然他也可以留下一部分，每年吃分红。
这是规模比较大的，如果事情比较小，这个官员也可以让他的亲戚到这个私企挂职，当个兼职顾问什么的，享受一份最高的薪水，这份薪水，其实就是贪腐所得。类似这样的模式，大约可以叫做“市场化延迟满足模式”，很科学不是吗？
例如商品房领域，官员在土地上捣鬼，让房地产商低价取得了土地。而官员的亲戚，预付少量定金购房，并约定5至10倍的违约金。此后房产商故意违约，又将房子卖给他人，官员的亲戚向法院起诉房产商违约，经过法院宣判，可顺利拿到5到10倍的“违约金”。这是“法律化贪腐模式”。
例如某个官员的亲戚，大字不认识几个，居然是十多项专利的发明人，而这些小专利，实际上都是某个企业的，这个企业然后再用高价收购这些专利。这是“科技化贪腐模式”。
至于什么官员的书画出色，卖得高价；从农民那捡漏，收到了古玩、司机帮领导炒股赚得盆满钵满、青年干部与多位漂亮女性谈朋友、私自占有“废旧物资和报废设备”等等其它方式，不一而足，各种花样十足。单单是财务方面发现的新型贪腐，模式就有100多种。
主席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这些人可实在是太聪明了，可是聪明都用到邪路上去了。
刘韶其叹息了一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原来以为流官流干，能够克服贪腐，但还是有很多流水都冲不动的垃圾积存呀。”
李思华说道：“是的，以前听说过一种说法。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所有社会的天字第一号难题，而贪腐就是天字第二号难题，确实不假。”
“从全世界历史上的经验来看，治理贪腐主要依靠的是体制，而应对贪腐不同的体制大致是4种。”
“第一种是军人当政。我们可以发现第三世界国家有不少这样的案例，青年军官觉得文人政权贪腐，于是政变夺取政权。但从结果看，不过是以军人的封闭式腐败，替代了文人政权的广泛腐败，而且军政府几乎都不会搞经济，往往让国家的情报变得更糟，让现代化的过程中断。”
“第二种是暴民政治。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暴雨般地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但这样社会受到全面挫伤，国家无法正常运转。”
她说道这里，看了主席一眼，她前世很多人将“文革”就视为这样的暴民政治，确实冲垮了腐败特权，但也让国家失去了正常运转的机制。这个她也和主席谈过，她看到主席这会陷入了沉思。
“第三种是开明专制。一般只适合那种小型的城邦国家，它是以企业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小社会，没有普选制度，但对于腐败能够控制。就像是一家大企业中，有着一个严密的审计部门，但这种体制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规模小，对于大国是无效的。”
“第四种即西方的民主制度。普选制，通过媒体开放和法律系统独立，来防范贪腐。但我们都知道，这完全是扯淡，无论是媒体还是法律系统，都不可能做到独立，都是由背后的金主和利益集团控制的，这就像西方经济学，一直在讨论完全自由竞争，可社会的现实，永远是寡头和垄断经济。”
“我在美国那几年，亲眼见到了美国式的腐败，他们大多数是市场化的贪腐，但其贪腐程度，一点都不比发展中国家逊色。”
“除了上述4种模式，我国的模式可以算是第5种，人民民主专政。其特点是在人民支持下，建立起庞大的流动监督机构，同时实施流官流干和人民检举。到目前为止，其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很显然，也不能完全地防范贪腐，甚至让贪腐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发展，这是与一些干部思想退化腐化，丧失了革命的热情和信仰分不开的。”
大家陷入了沉默的思考，隔了一会，恩未说道：
“我觉得贪腐的发展，还是与干部的利益格局有关。现在的普通干部，薪资相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要在当地人民收入的中位数左右定级嘛；住的也是组屋，相比普通人也多不了面积；子女必须与人民子弟同样参与各种竞争，并没有什么照顾。而干部还必须不断流动，自然有一些干部不满意，不满意深了，就会走入邪路，开始贪腐。”
恩未和刘韶其一样，今年都是65周岁，马上要全面退休，未来除了在中顾委担任中央顾问以外，按照规则，再不能担任任何职务了。所以他近期的言论，胆子大了许多。
任彼师皱着眉头，他是在1953年，接替已经超龄的朱得，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他忍不住说道：“那不就是想要干部的特权？这可不行，脱离了革命群众，那还是党的干部，是革命的干部吗？”
恩未默然，他认为需要给干部们一些特殊待遇，算不上特权，这样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积极性，也能避免贪腐，但他的这种观念，显然在政治局内，得不到太多支持。
总理宋长彩摇摇头，说道：“如果干部有了特权，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每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天然倾向，就是不断强化本集团的利益。最后会逼得只有打掉利益集团，才可能中断他们推动的政策。这不是好的方法。”宋长彩是在1958年主席彻底退休退出政治局后，递补入常委的。
李思华暗暗点头，她很清楚既得利益基层组织和集团的厉害。例如前世计划生育发展到最后，计生委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不仅在体制内部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次人员，而且包括外部的大量计生用品的企业等也在内。
以至于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推动的生育转向，大致到了她穿越的2022年，才算是真正尘埃落定，代价是让计生委变成优生委，用新的利益替代了过去的利益。其它例子，例如更大的动作——解散了邮电部，通讯网络的提速降费，才能够正常实施。
但反过来，一个政策想要推行并有效果，往往就必须要有相对应的“既得利益集团”。譬如她前世，用房地产作为自主产业，很快中国强大的房地产集团形成，但到后来，他们一直在鼓吹降息并阻止房地产税；而新冠疫情的推动下，很快又形成了一个新冠检测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想要维系着自己的生存，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政策与舆论，后世很多专家教授被称为“砖家”和“叫兽”，是他们不懂事实吗？只不过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为利益集团说话罢了。了
所以如果干部有特权，就会形成一个“干部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断争取新的干部特权，而反贪腐的初衷，并不能因此而实现，反而因为有了特权，变本加厉也不一定。
更为严重的是，干部与人民群众一体化无特权，可以说是中G政权最基本的对人民承诺之一，如果干部有了特权，就代表党组织的违约，那么就失去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这是最根本的规则，就是要一根杆子捅到底，所谓“徙木立信”，要一条规则管到底，一根杆子捅到底，一个办法落到实，不能天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人民群众凭什么信任我们党？
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干部占着分配的大头，最后让人民群众奉献，这样的模式，没有持续的可能性。干部拿着大头，最后让人民一起共渡难关，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有问题，先解决；有利益，先分配；有不良现象，先纠正；这才能凝聚起人心。
李思华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思考，让大家再次陷入了沉默，然后主席首先鼓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主席接着说道：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制度，就是官僚制，成也官僚制，败也官僚制。过去的科举，不就是为了选出王朝得力的官僚嘛。现在的问题，是我党这些本来应该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干部，把自己等同于皇绅时代的官僚了，不是代表而是官，这是贪腐发生的思想基础。干部如果把自己当成是人民代表，就不会觉得自己的收入，应该比普通百姓大大超过；如果把自己当成官，那么老百姓在他的思想里，当然就变成了羊，而他自己是牧羊人，褥几把羊毛，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
“平民百姓极端痛恨贪污腐化的官僚体制，但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官僚制，就没有稳定。但官僚制一旦确定，贪污腐化和特权就接踵而来。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周期律，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打破的桎梏。”
主席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思华却想到了原时空，文革为什么在初期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不能不说老百姓支持主席打击贪污腐化和特权的初衷，但打倒了官僚制，也让国家失去了稳定。后来的希圣，在七十年底末，迅速稳定了大局，实际上是得了“官心”，大批的老同志恢复了职务、权力和待遇嘛，江山一下子就稳了，但贪腐从此开始高速发展。
有一得必有一失吗？在新时空必须打破这种历史周期律！她停下思考，听着主席继续说道：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国家。有官就有权，可以作威作福，欺压鱼肉百姓，以权谋私。旧的社会虽然覆亡了，但旧的传统思想不会被一起埋葬，仍然会流毒久远。我党的党员，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所以特权是万万要不得的。”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而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在有的地方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少数的GC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今天的贪腐发展就是这种情况，而我们必须制止这种情况发展。”
“要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当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不是西方那种选票的假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反对贪腐的最大法宝，我看还是要发动人民群众，实现人人对贪腐的监督和斗争。”
主席的发言，算是一锤“定性”，相关的具体措施，也很快出笼，主要包括：
第一，需要有一次风暴式的全民反贪腐运动，充分发动群众，检举发现贪腐现象，对发现和怀疑的对象“倒查二十年”，但以事实为准绳，不搞扩大化、不搞怀疑一切。
第二、对发现的贪腐干部和贪腐分子，依法严肃刑罚，不仅追回贪污所得，而且家庭受到牵连，全家迁徙欠发达地区乡寨，不得流动；作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家庭，三代之内，不得有任何公职人员；其家人可保留的原有家庭财产，仅按社会家庭中位数收入的一半，计算保留，算是对其家人的人道待遇，其余全部没收充公。此条将纳入刑法中的反贪腐法。对家人检举的，免于株连。
其家人在三代之内，摆脱此种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对国家有着特殊贡献，例如其子孙是科学家，有重大研究成果。
这一条在中央引起了激烈争论，但在主席和李思华的坚持下，在任彼师和宋长彩等人的支持下，最后还是得以通过。李思华提议此条的理由是，很多贪官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是不怕坐牢和枪毙的，他们害怕的，是变得像穷人一样又穷又苦，还连累子女后代受苦受累。
所以就干脆实施这种“株连”的严厉刑罚，打在他们最害怕的点上。不过这一次风暴运动，算是网开一面，主动自首坦白的，免于株连，但开除公职，退还赃款，家庭只能保留按照社会中位数收入计算的财产。当然如果不是自首，是被查出来的，或者以后发现的，自然按照新规，严惩不贷。
第三，开始全面实施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制度。公职人员每年一次，向组织申报家庭财产，数据纳入调查总局数据库，审计部门、纪律部门、干部调研部门等，均可以调用数据，对现实调查结果进行比对。而省部级干部在上任前，要对家庭财产进行公示。
第四，全面健全完善群众举报贪腐制度，在中央纪委、调查总局、反贪腐局内部，设立群众举报管理部门，公示联系方式。群众可以以各种方式实名举报，接到举报的中央部门，不得泄露任何有关的举报人姓名，将举报内容发往对应反贪腐地方至少2个不相隶属的部门，对被举报人进行调查，确定举报是否属实。重大案件由中央部门直接执行。
当然，查实是编造谣言的，要以诽谤罪等严厉追究假举报的责任，还被举报干部的清白。
对于举报查证属实的，对举报群众予以重奖，根据追回的赃款，在其中最高可以奖励举报者的10年薪资现金，或者一套全免费的组屋。群众担心自己和家庭安全的，组织负责异地安置并提供工作，并对相关信息保密。
第五、完善干部考核制度。在上述的风暴打击下，有些心怀不轨的变质干部，可能以消极工作、怠工和不作为等方式来应对。所以党组织和政府各级部门，要全面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尤其是KPI量化管理，争取在反贪腐风暴中，也能将一些潜在的不稳定、不革命的干部清除出去，净化队伍。
这一次的反贪腐大清洗，对后世历史影响深远，不仅是一次性就清理掉近百万的变质干部——所谓的建国后最大规模的清洗；也不仅仅是确立了全世界最严厉的反贪腐法规、最大规模的反贪腐组织，以及最强硬的反贪腐机制。更重要的是，再一次从根本上确立了新中国的干部原则：党的干部，必须是先利他后利己讲求奉献的革命者；其收入只能在共同富裕原则下、以社会收入的中位数为基准；干部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变成官僚。
这一场清洗的好处是，很多投机主义者，现在对于“当官发财”开始绝望，觉得机会很少，在客观上，大大抑制了这类人试图加入干部群体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