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1章 东方亚运会和勋章控
中国共和纪元2807年（西元1966年）1月，华京。
李思华看到电视里央视的报道：苏联领袖勃涅日涅夫在从中国返回苏联后，对于亚运会赞不绝口的报道，笑了起来。
这真的是很奇妙，去年9月11日召开的亚运会，虽然影响很大，勃涅日涅夫亲临，当然他实际上是来与李思华“首脑外交”的，参观亚运会只是借口而已。当时他在中国，不过是呆了9天就返国了，然后3个月都没有太多的表示，现在突然发声称赞亚运会，这就是一种明确的信号——经过3个月的时间，苏联高层已经在中苏缓和上，统一了意见，所以勃涅日涅夫才会在最近，对已经过去的亚运会不吝夸赞，苏联人有时也是很细腻的，可不是只有简单粗暴，尤其是此人刚刚接掌苏联大位，正是最用心的时候。
不过这一次的亚运会，确实办得不错，虽然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全国人民仍然津津乐道。
在赫鲁晓夫1964年10月下台后，勃涅日涅夫在中苏问题上很快表现出自己的态度——他不想和一个全球经济第一大国，关系一直僵化下去，所以在接到主席和李思华的亲笔信后，他先释放了第一个友好的信号，允许苏联亚洲部分的各加盟共和国，例如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共和国，参加此次的亚运会。
得益于苏联的参加，此次亚运会完全实现了“全亚洲”的目标，中国也主动将自己的体育团队分为7个，避免了各国太大的压力。而且在项目设置上，也是和各国商量，属于他们优势项目，或者具备发展前景的民族项目，也在选择后，纳入了亚运会比赛项目。
新时空由于中国的抵制，到目前为止隶属于奥组委的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亚奥理事会）并没有得以成立。而开始筹备亚运会后，中国体育总会，协调中东的西亚运动会组委会，加上苏联的亚洲各国，以及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国大党印度都邀请了，而印度也同意了——明摆着，不参加的话，在亚洲只能是孤立的。
所以一个崭新的与西方奥运会无关的亚组委诞生了，在它诞生后，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洋三国（爪哇民国、印尼、马来西亚）以及太平洋诸岛国，都申请加入。对于澳新来说，从国家利益出发，他们并不希望被亚洲各国排斥在外。
如果说亚运会筹备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国家犹豫是否参加，那么到后来，都是踊跃参加，这场体育盛会，俨然成为了“亚洲身份入场券”，基本上就是不参加的话，那就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了，会成为鄙视链的底端的。即使是那些最小的太平洋岛国，本来根本没有运动员的，凑也要凑一个出来，到赛场为国家扛旗嘛。
所以最后的“亚运会”，其实名称都改了，从“亚洲运动会”改成了“亚太运动会”。而且出现了明显的“体育搭台，经济、政治、外交唱戏”的格局，让外交部很是欣喜。例如印尼总统苏加诺、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等人，都亲临盛会，很多国家也至少派遣了外交部长或者商务部长这样重要的人员。等到苏联领袖勃涅日涅夫宣布参加开幕式的时候，亚运会已经轰动了整个世界，即使是西方媒体，也认为这是1965年全球最重要的外交盛会，而不仅仅是体育盛会了。
所以外交部也因势利导，在赛事之外，安排了多场论坛、研讨会和商务合作洽谈会，让这场体育盛会，扩大成为了亚洲国家之间各领域交流的盛会。
所以亚运会有了几个副产品，例如一致同意建立了亚太经济论坛——博鳌论坛，每2年一次在琼南的博鳌召开；例如中国主导的亚太开发银行和亚太货币稳定基金顺势建立，大量国家申请加入会员国；例如《亚太NGO组织管理和保护条约》，被确定在1966年首届亚太首脑高峰会议上讨论。至于多个国家之间双边和多边的其它协定，在这次体育盛会之余，也开始酝酿了多个。
整体成果之丰硕，不但是李玉振他们喜出望外，李思华自己也觉得有点出人意料。这让她判断时机基本成熟，指示李玉振他们，可以着手从外交上推动建立整体的“亚太经济合作体制”，从银行、货币、金融、贸易、人道合作等多个领域，建立起一套亚太公认的“国家间规则”，例如在贸易关税上，就要谈判建立“亚太关贸总协定”。
她的意图很清晰，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强到了可以主导亚太经济的程度，就算是美国控制下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指望的主要贸易对象，还不是中国？美国的去工业化，在被动地迅速发展，自身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对于澳大利亚的矿产消化，是很有限的。所以通过一整套的亚太经济合作体制，努力让所有的亚太国家，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和经济体系，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因此中国还单独与澳大利亚达成了双边贸易协议，主要的贸易产品，当然是铁矿石，其实澳大利亚不知道的是，目前主宰西澳铁矿石开发的澳洲最大铁矿集团，即必和必拓公司，最大的股东是美国的先锋财团；而挤掉力拓公司，收购了哈默斯利铁矿有限公司和北方矿业公司的美国杰富瑞集团，与先锋集团一样，都是中国在美国的暗子。实际上，从资本角度，中国已经控制了澳洲的主要铁矿资源，甚至从安全角度，保护这些矿产的全球最大雇佣兵组织——美国“黑水国际公司”，背后的操控者也是中国。
所以已经有了“必和必拓+杰富瑞+黑水国际”的澳洲矿产体系，现在只是在扫清最后一个障碍，即实现正常的铁矿石贸易通道。而在未来，这个体系还会深度渗入澳洲的煤炭、油气等其它重要矿产资源，相对比较困难的只有铀矿，因为美国人看得很紧。
在这些海外的经济领域，李思华逐渐感到了“得心应手”，根本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新时空的环境下，已经变得太强大了，正在逼近美国GDP的两倍，在这样的经济实力支撑和辐射下，很多事情，并不像她以前想象的那么难办。
至于亚运会本身的体育运动，李思华自己是没有太过关心。她可不是一个金牌榜第一爱好者，中国各队的成绩只要还不错，没有丢脸就行。她从来不太看重体育的所谓“弘扬国威”和“树立民族自信”的功能，因为她相信民族自信和威望，都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当然，她也不会去反对，体育毕竟是最强的文化武器之一，能够产生很大的文化影响力，而贺隆等老同志，以此来消解对当年“东亚病夫”蔑称的耿耿于怀，也是人之常情。
当然这场体育盛会，本身是办得不错的，各国的评价都很高，尤其是开幕式和闭幕式的精彩程度，让所有与会的各国首脑和高层，都目瞪口呆，就连勃涅日涅夫，在与她谈判的时候，都对他看到的开幕式赞不绝口，认为是了不起的东方文化。而此后关于开幕式的报道，所有新闻媒体，甚至包括西方的媒体，都是一片赞誉。
有趣的是，中国东北代表队获得了金牌榜第一，而排名第二的，就是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队，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哈萨克队中有不少的俄罗斯人，老毛子也是要面子的，生怕自己队伍的成绩不够好，临时“加强”了。
在亚运会期间最重要的事情，当然还是李思华与勃涅日涅夫之间的中苏谈判。
勃氏肯来中国，其实已经代表了他的态度。赫鲁晓夫下台将近一年，勃氏已经坐稳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宝座，而他也必须“建功立业”，来稳固自己的地位。
中苏关系显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新时空可不是前是世——原时空的苏联，可以蔑视新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而新时空现实中他很清楚，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按照KGB的研究，已经是苏联的3倍或以上，其核武器和导弹，仍然对美苏可能有微小的优势。苏联在与西方激烈的斗争的同时，当然不能与中国这样一个实力还在苏联之上的大国同时敌对，东西夹攻的阴影，始终是苏联领导人心头的一种噩梦。
至于当年的领土纠纷，勃涅日涅夫大概是看得最轻的一个苏联领导人了。领土是在斯大林的手上失去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又有什么用？发展到现在，苏联毫无收回领土的可能性，大家都必须向前看。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官僚，这都对他构不成心结。
西方对于苏联甚至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封锁，日益严密，尤其是苏联不少物资和日用品匮乏，是他的一块心病，而显然中国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这有助于他在国内民间的声望，也为干部们解决了大问题。所以勃涅日涅夫本人，其实对于改善中苏关系，抱有很大的期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就谈得非常愉快。主要达成了三方面的共识：
第一自然是双边贸易，不仅取消了赫鲁晓夫时代的一切限制，完全恢复了当年斯大林与中国达成的10大口岸贸易区，而且提升了“货币互换”的规模，以300亿人民币：300亿卢布为基准（此时卢布官方汇率是0.68卢布兑换1美元，但实际上黑市是3卢布兑换1美元，黑市价可以看成是美元稍微高估下的真实汇率。中国仍然保持在2.5人民币兑换1美元），人民币与卢布1:1的汇率，表面上中国吃了点亏，这让勃氏很满意，他可清楚，卢布在外界，远没有人民币好用，因为人民币，可以换取几乎所有的物资和工业品。
其实“货币互换”现在是无上限的，如果贸易超出了300亿的规模，两国央行可以随时增加互换规模，而顺差方多余的货币，双方承诺以购买对方的产品或资源来消化。例如某一年，如果苏联买了400亿中国产品，而中国只买了300亿苏联产品，中国方多出来的100亿卢布，就用来购买苏联的油气和其它金属矿产，每年年底，一次性地填平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和顺差。
第二是铁道交通。双方协议了三条铁路。
其一是打通新疆与苏联新西伯利亚州和鄂木斯克州的铁路，使得从中国新疆，可以直接铁路货运和客运，抵达苏联鄂木斯克这样的重要城市，从而完全接上苏联的国内主要铁路网络。这就要求修筑穿越阿尔泰山、通过苏联阿尔泰边疆区的新铁路。
其二是外蒙库伦（即乌兰巴托）到伊尔库茨克的新铁路，这条铁路实际上是从贝加尔湖的西侧绕过。这条铁路可以将中国的中北地域与苏联的中西伯利亚地域连接，发展贸易。
其三是对原来的远东铁路加以修缮，使得中国东北大区与苏联通过远东铁路，恢复大容量的物资贸易。
对于这三条铁路，李思华都慷慨地表示主要由中国出资，苏联境内铁路建筑所需的资金，可以由“亚太开发银行”贷款。原则是各自国境内的铁路，由各自建筑团队完成，但是要求苏联部分，必须加快建造速度，不能慢腾腾地，好在六十年代的苏联，建设能力还是很强的，可不是原时空后来俄罗斯那样，几乎失去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大国的建设能力，毋庸置疑。
这样的条件，勃涅日涅夫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苏联的铁路是宽轨，而中国的铁路是国际标准轨，双方在国境线必须有换轨站。中国的产品大多数都是集装箱化的，换轨还算高效率，但苏联运往中国的矿产，都是散装，换轨当然会导致低效率，但也无可奈何。
当初新中国选择国际标准轨，一方面是民国时期的铁路已经有3万多公里，都是标准轨；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更重要——宽轨虽然有不小的优势，例如运力获得提升，运行的稳定性更强；但缺点也不小，尤其是地面线路、桥梁和隧道的造价大幅上升。
在建国初期，当然选择标准轨的性价比更高，因为可以在同等投资下，建设更多的铁路，而更多铁路的重要性，短期自然是远远胜过已有铁路的运力重要性的，何况，运力的提高，还可以通过火车和铁路其它科技的提升来达成。
已经到了核武器和空军导弹时代，双方对于铁路的“安全化”顾虑，降低了很多，不会再去考虑铁路必须远离邻国，才会有安全性的问题，因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这种几百公里内的近距离，可以产生的保护效应太微弱了。这也是这三条铁路，得到勃涅日涅夫赞同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石油管道合作，同样由“亚太开发银行”贷款出资，修建由苏联秋明州，通往新疆和外蒙的两条石油管道。苏联此时的三大油田，罗马什金油田、萨马特洛尔油田和秋明油田，后两者都在秋明州内，而从鄂木斯克再往西，就是秋明州，所以通往新疆的石油管道，实际上是与通过新疆的铁路，几乎是并行的。
从中国的角度看，通往新疆的石油管道已经是现成的，由于逐步开发塔里木盆地等新疆油气的需要，已经修筑了新疆通往东部的石油管道，所以现在相当于再延伸到苏联，而管道的输油能力，李思华很多年前就已经考虑了从苏联进口原油的输油能力，所以并不构成障碍。
而从外蒙通往华北的输油管道，就需要新建了，但这也是应有之义，在没有与苏联达成协议前，修建这条管道是没有意义的。
石油管道问题，是勃涅日涅夫相对有点犹豫的一项。好处很明显，让中国对苏联有一定的能源依赖，对于未来苏联影响中国，以及与中国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当然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这就使得苏联可以向西、向东两个方向，出售油气，对于西方的议价能力上升，保证了苏联销售油气价格的稳定性。
但也不是没有潜在的风险，“东方管道”几乎只有中国一个客户，如果中国什么时候不用苏联的油气，新建设的能力不就废了，总没有这两条管道在苏联的部分，都由中国承担建设成本的道理，中国只能是贷款支持。
最终，在中国愿意签署“三十年长期供油协议”锁定苏联产能的基础上，勃涅日涅夫终于同意了这个项目。不过他还要在回到苏联后，与苏联高层取得一致性的意见。这个问题可能争论较多，不像前两个方面，他预计高层中的绝大部分都会赞同。
勃涅日涅夫也向中国提了一些要求，尤其是阿富汗，此时苏联已经将阿富汗看成是自己的禁脔，而他们担心中国人也会进入阿富汗，毕竟中苏两国，都是阿富汗的近邻。
李思华向他承诺，只要苏联不是以军事占领和出兵的方式，军事控制阿富汗，中国就不会介入阿富汗，承认苏联在阿富汗的特殊利益和主导性。
李思华坦率地说出了中国的担心，如果苏联是军事占领，那么新疆的整个北部和西部，都被苏联的军事力量威胁。而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准盟国，同样会受到苏联的军事力量的重大威胁。这是中国难以忍受的。
所以中国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态度，是以苏联军事力量是否进入而决定的，只要苏联不是军事进入，中国就不会染指阿富汗。
勃涅日涅夫对李思华的承诺是满意的，他内心知道，李思华对苏联军事行动的担心，从中国的角度是有道理的。此时他自信满满，不觉得控制阿富汗，会需要苏联军事占领，所以对于李思华的表态很满意。
李思华则在心中窃笑，这可是个天大的坑，就看你勃涅日涅夫最后是否还会像原时空一样地跳坑，反正中国为你预留了位置。
谈判结束后，主席又接见了勃涅日涅夫，与他亲切交谈，向他赠送了自己的书籍。
不过，重头戏还是李思华代表中国国家，向勃涅日涅夫授勋，他毕竟是原时空大名鼎鼎的“勋章控”嘛。
一枚金质特制的“中苏友谊万岁勋章”、一枚“共和国勋章”、一枚“红星解放勋章”，李思华一下子，就向勃涅日涅夫授予了中国最顶级的三枚大勋章。这可让勃涅日涅夫高兴坏了，对于这三枚勋章，那是爱不释手。李思华让勃涅日涅夫，挣足了面子。
1966年2月，苏联与中国签署修改后的《中苏友好条约》，并签署了贸易、铁路、石油管道等多个合作协议，中苏关系，由此进入了十多年的稳定发展和友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