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8章 恐怖主义的西方风暴
西德，法兰克福。
巴德尔提着一个大袋子，走入了自己的寓所。妻子恩斯林看到他拎着的袋子，微笑着说：“都拿到了？”
巴德尔点头，他拉开袋子，里面是两支黝黑的冲锋枪，两支手枪、几个子弹匣，还有几颗手雷，哈哈一笑：“至少这一次行动，武器足够了。”
恩斯林开始给枪贴上他们组织的LOGO标签：一把手绘机关枪上叠印“红军派”的首字母缩写RAF，很形象的标志，这是他们“城市游击队”的第一次行动，他们要以此来吸引追随者，仪式感也是很重要的。
红军派，现在已经有了几十名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一个小团队已经开始组成，本来他们还处于“理论讨论”，其实就是高谈阔论的年代，但黑豹党的行动提醒了他们，光是语言是没有用的，必须有实质的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刺杀汉斯·格罗布克（Hans Globke），此人是50年代西德总理阿登纳的总理秘书，西德的著名人物，关键此人臭名昭著，因为他曾在纳粹的内政部任职，还是《纽伦堡法案》的起草者和纳粹排犹暴行的主要推动者。当初1953年格罗布克在西德总理内阁亮相后，西欧各国媒体一片哗然，更不必提以色列和民主德国方面的震惊。
无论如何，格罗布克这个著名的纳粹，得到了阿登纳的重用，得到了美国人的庇护。在阿登纳去职后，他也顺利地退休，颐养天年。
在红军派看来，这个人是很好的一个行动目标，反人类的纳粹分子，无数人恨之入骨，以色列如果不是顾忌与西德的关系，恐怕摩萨德早就把他抓走审判了，红军派刺杀他，能够得到进步青年们一致的认同。而此人已经退休，防卫松懈，便于红军派下手，团队毕竟是“行业的新手”，经验和能力不足，不能第一次就选择太过困难的目标，格罗布克这样的正好。
西德首都的郊外，这里是平缓的丘陵，有着一栋栋独立的别墅，绿草如茵，小溪潺潺，安静而祥和。秋天的早晨，虽然有点冷，但空气非常清新。
一位老年男人正在走向自己的家门，他刚刚散步回来，准备回家，他注意到对面的一栋楼附近，停着一辆轿车，一对青年男女穿着长长的皮衣，在那里说笑着。老男人不由得露出了微笑，年轻真好。
他正要转过头进家门，两位年轻人却向他走了过来，他有点疑惑地看着他们，男青年笑着问他：“汉斯·格罗布克？”
格罗布克疑惑地说：“我是格罗布克，你们是？”他突然停止了说话，因为两人都已从皮衣中抬起了冲锋枪口，对准了他。
男青年收敛了笑容：“纳粹，去死吧！”两支装着消音器的冲锋枪的声音，低沉地响了起来，把格罗布克打成了马蜂窝，死去的格罗布克，眼睛大睁，嘴角似乎还残留着一丝苦笑。
巴德尔拿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海报”，用死者的腿压住了这张海报，大大的红军派LOGO，以及他们的声明：反动的联邦德国政府，庇护了无数汉斯·格罗布克这样罪行累累的纳粹分子，他们是一丘之貉。而红军派则以人民的名义，判决汉斯·格罗布克死刑！
库乔神色镇定，厢式车在他的指挥下，穿过罗马城的大街小巷，来到了一处看上去肮脏而混乱的街区停下。
库乔按了一下某户平房的门铃，很快几个人出来了，他们眼中有着兴奋的眼神，没有多说话，他们开始卸车，把车上的那些木箱搬入房内，又搬到了这栋房的地下室。
库乔对他们说到：“你们先整理，我太累了，要去睡一会。”女友玛格丽塔·卡戈尔走上来，轻轻地吻了他一下，他挥挥手，走向卧室躺下。
但或许是过于劳累，他反而一下子睡不着。他回想这这些天发生的一切。
武器弹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安全局，他们将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轻型武器，通过走私海洛因而形成的既定路线，从中东进入意大利，他们还介绍了巴解组织。接下来还要对库乔组织的“意大利红色旅”选择的成员，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局，在布拉格、北非及叙利亚的巴解组织营地，进行军事和游击训练。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局，是主动找上他的，当时库乔问他们为什么找到他，又是如何注意到他的。他们的回答是：按照中国同志的建议，我们首先在各国学习社会学的学生中，物色和寻找潜在的革命者。
因为中国人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最容易倾向革命，社会学本来就是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社会行为、社会变迁和发展，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综合性学科。正因为如此，社会学的学生，最容易看破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民剥削压迫的残酷本质，从而转化为坚定的革命者。
著名的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就是社会学的博士，库乔并不知道，意大利邻居西德的巴德尔，也是社会学的学生。但捷克人的说法，让他感到自得。
他的“红色旅”组织，确实深度应用了社会学的成果，是由社会学家乔治·寨梅里亚制定的组织原则，极为严密。
红色旅的最基层单位是小组，成员人数不超过5个，其中只有一个人同上级联系；每6个小组组成一个“核心”，在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再由各地的“核心”组成旅部；从而形成像金字塔一样的组织系统。
平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一个小组的成员落网，绝不会牵连到其它小组，以此避免被警方一网打尽。后来一位意大利的官员形容说，红色旅的组织机构，活像一条被切成数段的蚯蚓，每一段都能蠕动。
库乔不知道，在李思华和赵云腾的原时空，他组织的“红色旅”确实是西欧“恐怖主义成就”最高的组织，甚至连意大利的总理莫罗，也死在了他们的枪下，得力的正是这种严密的组织形态，使得警方难以抓尽红色旅成员。
获得武器后，还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红色旅成员，开始迫不及待地展开了一些“试点行动”，在罗马的国会大厦前，一个高级官员刚从汽车里出来，突然从斜刺里冲过来一个青年，举起手枪对准他的膝盖连发数枪，然后逃走；在威尼斯机场，外交部一位官员上厕所时，被埋伏在厕所里的一伙青年抓住，捆在抽水马桶上。两支无声手枪对准了他，朝他的膝盖打了几枪；在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相继发生射击射官员膝盖的事件。
红色旅在各种公告中，喜欢引用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名言：“没有美德的恐怖是灾难，没有恐怖的美德软弱无力。恐怖就是即时的、强硬的、没有回旋余地的正义；因此，恐怖是美德的延伸。”很快，这句话再次成为了欧洲的流行语。
法国巴黎郊外的维里纳尔森林，一群年轻人正在训练着射击。
又一个社会学学生，法国龙泰尔大学的丹尼尔.科恩邦迪，是这伙人的领袖，他的经历有点类似意大利的库乔，只不过找上他的，是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局。
东欧各国的情报机构，都在西欧的动荡中，看到了让西方更加动荡的机会，纷纷出手添柴加火。在新时空，东欧的党和政府相比原时空，在进攻上要积极得多，李思华著名的“软弱的政党，没有资格叫GC党”理论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党派，对于东欧各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是情报机构，他们本来就是各党中最“死硬”的一群人。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如意，他们忧心忡忡，认为只有对西方资本主义积极地进攻，才是唯一的胜利源泉。
丹尼尔.科恩邦迪被招募后，斯塔西（东德国安机构）对外情报局的局长马库斯·沃尔夫，亲自安排了对他的训练，而斯塔西的最高领导人，东德国安部部长埃里希·梅尔克，也亲自接见了他，勉励他为法国新的革命奉献智慧和力量。
沃尔夫局长对科恩邦迪的安排是长期的，不急于让他组织学生发起各种武装运动，而是主要吸收骨干，然后送到东德进行训练，当然，一些人在法国可以先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今天的射击活动就是其中的一次。
科恩邦迪将这个组织命名为“直接行动”，意思是革命需要具体的行动，而不是在那里泛泛地空谈。他所谓具体行动，无非就是用恐怖的手段，在西欧进行城市游击战，从而打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现在还是组织的初期，经过严格训练的科恩邦迪，已经不是哪个幼稚的大学生了，他知道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被法国政府的人渗透进来，那么组织就必然失败。
所以招募活动是非常低调和严密的，新成员必须经过考核。然后再是严格的训练，可信任的成员，再由斯塔西安排，送到海外去进行进一步的训练。
不过一味的低调可不行，组织需要声誉，才能吸引优秀的新成员。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动，其计划正在科恩邦迪的脑袋中成型。
这个计划只需要2个人，执行后的“直接行动”组织，必须全部转入地下，法国政府会动员一切的力量，来搜捕他们的。若干这2人被捕了，多半不能活命，几乎肯定会死，但这是对资本主义心脏的一击，很有意义。
科恩邦迪看了一眼正在训练中的青年们，心想活动必须暂停了，骨干分子，先尽量送到东德去培训，其余的人员，暂时停止活动，等待行动后风头的过去。
大约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已经是1968年的冬天，寒冷的北风呼啸，巴黎的西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巴黎总部大楼的外面，没有几个行人。
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保安扫了一眼，似乎是辆运货车，在这个时代，IMF还是被看成是商业性的，没有太多的保安措施，保安并没有让那辆车停下来。
厢式货车开到了大楼的西侧，科恩邦迪曾经参观过IMF巴黎总部，他知道在西侧有更多的重要部门，货车紧紧地贴着大楼的墙根，位置靠近科恩邦迪确认过的，大楼西侧最重要的承重部分。
他的伙伴，卡恩瑟斯，最后检查了一下引爆装置，确认无误，向他点了点头。科恩邦迪深吸了一口气，对卡恩说道：“我们先出去。”
两人戴着鸭舌帽，壮硕的卡恩，还背着一个大包，快步走出了大楼外面的小广场，又走了大约200多米，两人上了车，卡恩在后座打开了大包，里面是无线电引爆器。
科恩邦迪的内心其实很紧张，但他努力平静下来，他对卡恩说道：“引爆吧。”卡恩会意，猛然一扭引爆器的旋钮。
一声惊天巨响响起，震耳欲聋，他们轿车的玻璃都被震碎，但科恩邦迪根本顾不上这些，他眼睛紧紧地盯着大楼西侧，烟尘大起，西侧的部分开始坍塌，越来越多的砖石掉落，最后突然，一大块建筑掉了下来，科恩邦迪发现，大楼大约有1/4到1/3的部分，即差不多大半个西侧，已经不复存在！
他猛然启动轿车，与卡恩两人一起，像疯子一样地哈哈大笑，3吨重的炸药，如此规模的爆炸效果，总算没有白忙一个多月。
开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眼泪，在不知不觉地开始掉落，他擦掉眼泪，过去的那个文艺青年，再见了！
这就是新时空有名的IMF巴黎总部爆炸案，超过132人在爆炸中丧生，其中包括刚从华盛顿总部来到巴黎总部视察的现任IMF总裁保罗施威泽，全球震惊。
当天下午，巴黎的众多媒体都接到了信件公告：“法国直接行动组织”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这是我们对资本主义金融心脏的攻击，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反人类的回答。
伴随着全球的学运，恐怖主义运动在欧美广泛兴起，例如美国在黑豹党之后，出现的第二个“恐怖组织”，白人学生组成的“地下气象员”组织，让FBI更加头疼，他们的宗旨很简单——“在一个暴力的时代，看着你的国家，在别人的土地上，屠杀无辜的人民，如果什么也不做，只是继续享受你的中产阶级舒适，这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的行动！”因此他们认为，惟有把战争带到美国本土上，才能让美国人民了解其政府在国外犯下的罪行。
在这段时间，地下气象员组织不断发动炸弹袭击，攻击美国的政府建筑和一些银行，他们更加隐蔽，更加被学生庇护，让FBI头疼不已。
从“凝固汽油弹下裸奔的小女孩”照片事件开始，2年多的时间，欧美发生了超过7千次的恐怖袭击，上万人在这些事件中伤亡，使得欧美政府在这个阶段，都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国内的维稳。而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伊拉克战争的激化，让油价保持在67美元/桶左右的较高的位置，动荡+油价，西方各国的经济成长，趋向于缓慢。
学运、恐怖袭击、民众空前的抗议，也让很多西方政客开始变化思路，他们发现，西方的路线，必须有所调整。在美国，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结束伊拉克战争，尼克松此时就在日记中写道：“伊拉克战争已经被证明是愚蠢的，美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约翰逊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声誉，他现在声名狼藉。未来竞选，关键就是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就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从57%下跌到了41%，被美国媒体称之为“戏剧性的大转折”。
从第三次中东战争开始的蝴蝶效应，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世界。
除了被认为是长期有意义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国CFIA并没有直接介入和组织推动西方的恐怖主义浪潮，不像苏联KGB和东欧各国安局，几乎都多多少少地都介入了，这倒是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不能伤害西方无辜民众”的“圣母主义”，而是中央政治局，认为这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虽然一时间，让西方政府手忙脚乱。
李思华就曾经指出：这些西方激进青年，以恐怖主义为特色的“革命运动”，其实几乎都是小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的“虚无浪漫主义”，并没有真正的社会根基，所谓的革命运动，因为西方部分人民、对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部不满而存在而发展，但这些不满是脆弱的，是民众因为生活不如意而不满，而不是真正的阶级觉醒。参与者自己，也多数是一时的激情，并没有长期斗争的意志，他们还比不上中东的宗教分子，他们更有毅力、更能坚持。
没有基础，就是空中楼阁，“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不可期待，不可持久，一段时间之后，必然走向低潮，没有阶级觉醒的民众，看到他们的恐怖主义行径，除了部分激进青年以外，其它人更多的是恐惧——恐惧他们二战后好不容易的“安全的生活”被破坏，恐惧他们的坛坛罐罐被打破，所以不会支持，只会反对；越是激烈，他们越反对。
这些人的“革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两码事，西方的恐怖主义运动，虽然多数都打着GC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本质上，更多的是西方传统无政府激进主义的滥觞。中国旁观就好，至少这些西方的内部矛盾，对全球社会主义的事业发展，是有利的，分散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精力，冲击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CFIA的一些负责海外行动的同志，倒是觉得很可惜，他们认为有不少可以利用的地方，但中央既然不同意，也就只能偃旗息鼓。
这就是恐怖主义大流行的时代，“一个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斗士”，每个人屁股坐在不同的地方，对他们的看法当然就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冲击着原来的社会，改变了一些微妙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