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7章 盛世华章之党与政
台上来自中央党校的何教授讲得神采飞扬，台下的陈建业边录音，一边还在笔记本上，随手记录着自己的感想和领悟，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陈建业在西南某市的党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这些年他感觉压力最大的，就如如何在数字化的新时代，理解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演变逻辑和趋势。很多人是不关心这个的，反正中央说了怎么做，他们跟随就是了。但总有陈建业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要搞懂背后的逻辑，要用自己的理性、知识和思考，来确证中央的决策思路是正确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径是合理的，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作为GC党员和GC主义者的本分和职责。
何教授今天讲的，对于多数人是比较“偏”的内容，而对于陈建业这样理论功底深厚的同志，也是他思维上的盲点，所以他听得非常仔细。
何教授先向台下的听众们（包括陈建业这样的党务人员和一些青年干部党员）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注意到国家这些年的理论阐述中，更多地使用了列宁的很多理论？这背后包含了中央领导全球社会主义体系前进的什么逻辑？
这个问题引发了陈建业等人的极大兴趣，因为这是过去他们并没有关注、被他们忽略的事实，因为应用列宁理论再多，也不会超过对主席和领袖两人理论的引用，难怪被他们忽略了。
何教授的解释是：这首先是世界革命的实际需要，例如对亚俄和中亚，他们最熟悉和最能让他们的党员和同志信服的，当然就是列宁同志。我们必须承认，过去大量的俄罗斯人以及中亚民族的同志，中国对于他们，总是“熟悉的陌生人”，主席和领袖两人的理论，在他们中间普及的程度和引起的共鸣，当然不如列宁同志。
从中央的角度看，列宁与主席和领袖理论，是高度共鸣和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甚至远远超过了斯大林与列宁理论之间的一致性。所以列宁理论，完全可以是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GC党员思想融合的“润滑剂”和“黏合剂”。
列宁的思想，由于其与斯大林革命阶段的不同，天然地倾向于“世界革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那个时代最有号召力，也成为列宁理论的核心诉求。到了斯大林时代，民族和沙文主义的色彩加强了，更强调“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对于国际革命的考虑和支持，更多地从是否有利于前苏联的本身利益出发。本来作为世界革命发动机和领导机构的第三GC国际，逐步变成了代表前苏联利益、而不是全体社会主义信仰者利益的机构。
在列宁理论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真诚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例如列宁和党在1913年左右，坚决地反对沙俄企图让外蒙从中国独立的企图，列宁也确实想要解除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和其它国家强制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不过列宁答应归还国土之类的，大致属于当时国人的天真梦呓。
后世大多数的史家，把列宁他们这段主张的过程，完全归结于当时前苏联“立足未稳”，所以“结好四邻”的权宜之计。等到列宁去世，斯大林当权，原来的临时策略全部被推翻，斯大林坚决地推进了外蒙独立，并且力图保持那些苏联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例如中东路等。说白了，苏联放弃的不平等条约，例如放弃在中国的俄租界，那不过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继续沙俄的做法，利益太小，反而彻底坏了自己名声而已。
何教授认为，这种说法肯定不是全错，但也不是全对。因为列宁当时的主张不能认为是权宜之计，他设想的革命道路，本来就不限于俄国，而是全欧洲，最好再带上中国这样的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然是世界革命，必须对全球的革命者都保持公平和平和等，所以帝国主义侵略之类的，他们当然要坚决反对。
到了斯大林时代，理想主义消逝，斯大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让苏联这个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活下来并发展壮大，他的革命策略转化为：为苏联谋取一切的利益，所谓的世界革命，成为牵制资本主义力量、为苏联创造发展环境的手段，而不再是革命的目的。一国要单独建成社会主义嘛，哪怕掠夺别国的利益也是可以的，只要这个别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盟国。其实到了后来，对于东欧的社会主义盟国，同样要掠夺，这就过线了。
理解了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前苏联上层建筑的革命思想演变，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央这些年强调列宁的相关理论思想，关键就是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已经走过了自己特色的“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历史螺旋上升，又到了强调世界革命，发动全球底层民众的时代，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有其合理性和影响力。第二则是亚俄和中亚，在其最初发展中国模式的20年左右，与其用中国两位领袖的理论，来说服他们的党员干部，还不如直接用列宁的理论，更能够深入人心。
何教授的这段话让陈建业恍然大悟，尤其让他感兴趣的，是何教授的这个说法：前苏联在第二个阶段，即强调本国利益，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广义的“斯大林”时代，就已经折戟沉沙。而新中国则已经走过了这两个阶段，进入了前苏联没有能够进入的新的第三发展阶段：因为国家已经极其强大、富裕，拥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对于全球社会主义的总体发展的态度，也就从列宁的“利众”到斯大林的“利己”，发展到了现在中国的“利他”。
利众和利他，当然这两者之间的理论和思想共鸣性更高，但也不能说斯大林的“利己”就是恶的，那是针对现实压力的策略调整。当然，后来苏联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搞得上层建筑都演变为“利己”，让苏联彻底崩塌，是另外的一回事。
所以现在中国统合全球的社会主义国家GC主义信仰者的思想，以毛李主义为主，列宁主义为辅，就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世界革命的“最大公约数”嘛，尤其是亚俄和中亚，因此而说服其忠贞的党员和干部，就容易得多。
陈建业敏感地体会到，何教授所言，其实就是这些年党的理论总路线，不仅要指导国内党员的思想，还要指导国际上社会主义各国的GC党员的思想，形成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合力和统一。
他内心感慨了一下，继续仔细地聆听何教授的进一步阐述。
何教授认为，毛李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统一，还在于排除两种有影响的错误或者误导性思想的干扰，保持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平等原则的初心和发展道路。
第一种，是要排除“资本主义民主派”的欺骗性，因为中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完全压倒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所以在这些国家，广泛地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派”，这些人思想上承认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性以及其它的破坏性，承认国家体制要对这些负面进行限制；但同时他们又认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过于严苛，过于强调底层民众利益，而忽视社会精英阶层；过于强调平等和公平，而忽视精英人物，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突破和进步。
这种“资本主义民主派”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就像国内的小富人阶层的成员，在思想上与他们真的有很多的共鸣。
在中央看来，这当然是胡扯，无非是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成果彻底压倒了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正面进攻就改成侧面。强调精英效率，无非是说如果重视精英（资本主义人上人），中国能够发展得更好；强调资本主义改良，无非还是留恋资本主义，不愿意上社会主义的船。总之，东拉西扯，含含糊糊想说的，不过是在中国模式之外，一定有符合他们心愿的更好的人类发展模式，不愿意承认和接受，中国模式是目前人类寻找到的最好的发展模式。
其实就是这样的思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搞得不好，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不好，改良后可能就好了；中国社会主义搞得好，也只是相对其它国家而论，如果精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同步就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国家才能发展得更好。
这样的思想，完全没有坚实的逻辑性，陈建业难以想象，怎么会有人对这套玩意发自内心地相信呢？
但是不能否认现实中，这个在资本主义国家影响力很大的思想派别，尤其是要重视这种思想，在亚俄和中亚等地，对干部阶层的诱惑力，如果自身没有思想上的抵御力，还是很容易把自己代入他们描述的“指导人类前进的精英”的人上人的幻梦之中的。
面对这种思想潮流，列宁主义一点都不“古老”，相反，当年的列宁对类似的思想，做了彻底的批判。
列宁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就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者，不排除与这类资本主义民主派的联盟和合作，前提是一点都不能影响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性。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民主派是天生具备两面性的，在面临外来压迫和剥削的时候，他们会和无产阶级合作，一致对外抗争；一旦危机解除，他们就会变成无产阶级的敌人，企图维持资本主义的剥削体制，依靠剥削无产阶级，来维护其精英人上人的地位和财富。
所以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唯一的道路——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只有这条路，才能保护劳动者的民主参与，保证国民从形式平等发展到真正的实质平等，而不是让资产阶级继续剥削。
这样的列宁理论，当然对我们揭穿“资本主义民主派”或者说是“改良派”有着巨大的理论作用，值得阐发和推广。
第二种，是要规避把社会主义引导向“欧洲福利社会主义”这样方向的错误道路。
所谓的欧洲福利社会主义，无非就是过去北欧的丹麦、挪威和瑞典这样的小国，他们也号称“社会主义”，由于过去这几个国家，在欧洲确实属于第一流的生活，福利水平较高，薪资较为平等，所以被有些人，认为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其中一条道路。
其实随着这些年欧洲的经济沉沦，北欧国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的高福利高收入社会，本来就是因为特殊的契机而成立的。这几个国家都是地广人稀，资源在欧洲，反而是最丰富的，单单人均资源的丰富性，就让他们不可能贫穷。所以本质上是倒果为因：因为经济资源丰富易于发展，所以高收入带来了高福利，让其“福利社会主义”体制得以成功，而不是因为“福利社会主义”体制，让他们发展到高收入水平的。不但是无可模仿，在中央看来，这些北欧国家，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毛线关系都没有。
这种欧洲福利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是南辕北辙，驴头不对马嘴。当年列宁之所以要成立第三GC国际，就是要与自由主义右翼的第二国际划清界限，自由主义右翼这种“左派的右翼”，其实就是想通过议会制路线，“和平和充满爱地”改善资本主义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北欧就是这一脉流传的典范。但北欧之所以能做得比较好，是因为有充分的资源，可以应用在很少人口规模的国民上，大资产阶级指缝里漏一点，就够底层民众吃的了。
但是其它国家，哪里有这样的条件？凡是采用这样“议会制”方式的GC党，或者社会主义政党，其结局都是死亡——要么变质，要么被洗脑成为资本的附庸。
按理说，北欧体制，随着欧洲的整体沉沦，已经是昨日黄花，谈不上有多大的示范性。但是尤其在欧洲和欧俄等国，这些年其“思想界”，对于“北欧社会主义模式”的探讨，反而一直是很热门的理论研究方向。
这种“思潮”同样被中央看破，这是欧洲人作为殖民者后裔的莫名其妙种族优越感的滥觞罢了，他们失败了，但又不想承认中国的胜利，老式的残酷压榨型资本主义不能玩了，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温和资本主义”还能不能玩？参考中国，不如参考北欧，欧洲需要的，是一种非东方的“新社会主义”。
说到底，就是俺们输了，但是俺们不想完全变成敌人那样，俺们自有更好的选择，虽然鬼才知道他们选择的道理在哪里？不过是寻找的虚无缥缈的稻草绳罢了。有趣的是，他们把以前他们污蔑中国和前苏联的台词“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无需努力工作、无需奋斗就能无限满足各种需要的社会。”现在变成了他们宣传的理想——高福利就是社会主义。
列宁曾经批判这种“高福利社会主义”：GC主义社会，不是无限满足消费的高消费社会，也不是人人可以不工作、就能享受一切的懒人社会。GC主义社会，当然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多种需要，但GC主义对需求的满足，不是无限的，而是合理的。
所谓合理的需要，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有利于对社会公正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所谓无限的需要，本质是一种无尽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不可能满足的。越是追求满足欲望，人越是变为非人，GC主义社会，是要满足一群贪图享乐的纵欲者吗？那不是扯淡嘛。
在两种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小富人阶层中，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想，虽然从逻辑上不值一驳，但对于利己主义者的吸引力，是不容否认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党在这些年，坚持毛李主义，结合列宁主义，来实现思想上正本清源的目标。
讲座结束后，陈建业仍然在继续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其实思想和理论斗争和发展的重要性，变得更为关键。物质满足已经做到了相当的高度，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当然就更为凸显。
例如，在中国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党大政府小”的格局，日益强化和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家政体和发展上，党掌握的，类似“立法权”，是权力、原创、路线和方针；而政府掌握的，类似“行政权”，是规则、程序、流程和服务。随着数字化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权，大量地被数学算法为基础的大数据平台直接替代，毕竟数学算法，其实就是在固化规则和各种流程程序嘛。
这种替代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数学算法肯定是最公平和最平等的，没有了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影响，政府的行政，就更加廉洁、公平和高效。
当然，这与政府的职能，本身大量地属于按照法规程序性、流程性，并且可重复性地执行的特点，是直接相关的，这样的特点，使得人工智能+大数据服务，在各个层面上，能够成为现实。
这种趋势，在政府逐渐失去了行使职能权力的能力后，让“党大政府小”的格局，变得更为明显，当然这种格局本身没有党的压力，政府是不可能主动变革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哪个政府愿意革自己的命呢？但在中国，由于党掌握更多权力，就能够让这种数字化政府模式，克服所有的人为阻力，变成现实高效运行的体系，人为干涉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小。
佛经里的名言：“大道无亲疏，圣眼无贵贱，一切众生，皆以平等解。”在新时代，倒是以这样的一种特殊方式实现了。
陈建业的进一步猜想是：随着现在格局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模式演变下去，未来可能就没有政府了，因为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未来的政体格局，最可能的应该是“人类-机器”为本质的二元体制，党是人类（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多数人群体）的代表，是保障人类利益、GC主义原则和发展方向的先锋队；智能机器则替代了政府，按照党设定、符合多数利益的法规逻辑（数学算法），对人类社会、组织、企业、个人，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服务。
没有一直完美的政体和思想，中国的这一部分，也仍然在发展变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