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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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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基本任务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8]
    一九五O年,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由经国一手包办,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资料组设副主任,由陈大庆担任,调张师执行秘书,彭孟缉的保安处,则为直接行动的基干。政治部第四处主管保防,实际等于夺取了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
    “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功效亦有目共睹,破获的中共间谍网,如蔡孝乾案、吴石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国际间谍如李朋案,居高职的“台糖”、“台电”总经理,亦因“通匪”伏法。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衣扎着,大概怕
    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19]翻开一九五Q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
    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20]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琅珰入狱。
    受害人童轩荪的遭遇,提供我们活生生的故事,益证特务们如何荒唐与无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深夜三点多,情治人员猛敲大门,闯进童宅。他们借户口检查为名,到处翻搜,但一无所得,仅搜去一本翻译小说《汤姆历险记》作为罪证。便将童轩荪押走。
    在逮捕童轩荪之后,情治人员又将他公司的经理、会计及其它职员全抓到刑警总队。保安司令部出示封条,将公司查封,童家偌大财产,就这样毁于一旦。
    童轩荪最初被送到刑警总队,三天内被押往西宁南路保安处。保安处座落在日据时代的东本愿寺,警备司令部最早时在那里设立调查处,侦讯政治犯。提起这“最可怕的黑地方”,童先生余悸犹存地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随时可以枪毙人。”
    童轩荪在保安处关了三个月,刑求盘问,查不出任何罪证。童太太问说:“没有罪是不是可以释放?”他们回说:“进来容易出去难,还要留一段时间做‘参考资料’。”
    由于查无罪证,情治单位便以“思想左倾,意志不坚”为名,发交内湖新生营感训七个月。这样,童轩荪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段“历险记”。
    所谓“思想左倾”,唯一能够找出的“罪证”便是一本小儿读物《汤姆历险记》。童轩荪大为不解,问说:“这本书和我有什么关系?”侦讯人员说:“这上面明明印着马克·吐温的字样,那不是马克思一家吗?你看这种书就是思想有问题。”这使我想起老友陈映真《小说家》被捕时,他们要他写下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当他写出《左拉》时,那位侦讯人员目光为之一亮,瞪大了眼问:“这是谁,这是谁?”映真忽然明白过来,笑笑说:“啊!左拉是音译,他是法国作家,并不属于左派。”[21]
    特务所逮捕的,自有不少同情中共的分子,但其中,更多是无辜的人民或光复初期来台的知识的子。当局如是血腥遍野,肆无忌惮的原因,报复主义为其一,大陆丢了,他们又想腐蚀台湾,把这些人作为发泄情绪的对象。肃清主义为其二,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不论。报销主义为其三,彭孟缉领导的军安司令部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上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彭孟缉后来坐直升机,爬到参谋总长的位置,即种因于此。
    五十年代的大屠杀大恐怖,迄今争论不休。患有恐共症的极右派,认为经国的铁腕政策,为台湾存亡所必需;开明派如省主席吴国祯,则持异议,指责蒋、彭作风,过分践踏人权,与国民党倡导的民主自由,名实不符。吴、蒋后来闹到公开决裂,此处不赘,将在以后详加论述。
    孙立人以陆军总司令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日以继夜,不眠不休。防空演习、民众组训,次第展开,那首扣人心弦的《保卫大台湾》歌曲,[22]响彻街头、学校、空中。其中第一节的最后一句“我们已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悲壮激昂,反映军民心声。
    前面说过,国军除了台、彭,尚控制一系列岛屿,其中仅远在雷州半岛的海南面积较大,军事价值较高。假如国军能同时保持台、琼,蒋先生未来的声势,将因而倍增。其奈,国军的力量,无法兼顾。
    西昌失陷后,海南守将薛岳,专程晤蒋,要求主动撤离,蒋予拒绝。[23]蒋先生的苦衷,值得体谅同情,但他的固执,往往导致更大的失败。不听魏德迈的建议,东北未保、华北放弃,促成骨牌式的倾倒。
    五月十七日清晨,林彪所属十五兵团的三个军(四十、四十三、四十五),终于采取攻势。只六天时间,守军不支溃退,“海南转进”。
    海南之失,距离重庆陷落,逾时半载。过去一百八十天中,政局渐趋稳定,至少再没有听说什么丧师失地的消息。枕戈待旦声中,再传恶耗,对七百万台湾军民的打击,自不待言。领土收缩,台湾即成为次一目标。所以,政府当局必须找出令人心服的说词。
    经国首次以总政治部主任,出席政府发言人办公室沈昌焕的茶话会,予以辩护。他说:
    “海口对于海南岛,在军事上讲起来是个极重要的据点;而整个海南岛,在反共抗俄战争中,自然亦有他的价值。毋论哪一种战争,能够多一个人,多一支枪,多一个乡村或城市,就是多一分力量。反过来说,能够多消灭敌方一个人.一支枪,多夺得一个城市和乡村,就是多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是战争的定理,所以,我们能守住海南岛任何一个地点,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战争是最现实的,而且一切应以争取最后胜利为打算。……由目前的形势看来,自从国军撤出西昌之后,海口已失去了‘跳板’的作用,同时我们反共抗俄的最高策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准备反攻大陆。所以军事力量的分散,就是战略的失败。在过去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海南岛布置必要的防务,所以海口的放弃,就是基于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24]
    经国列举了四个中共进犯海南的理由:(1)压制大陆人民反共情绪。(2)苏联用以为海空基地,准备世界大战。(3)以海南的铁砂运苏联,制造武器。(4)海南是国军军事上的弱点。最后要求大家“用冷静的头脑来判断千变万化的形势,沉着的态度来应付危险万的的情况,坚强的决心来贯彻反共到底的政策。”[25]
    上列意见,只第四点说的真话。果如他所说,西吕失陷,“海口已失去‘跳板’作用”,何以国军未在西康陷落之后,主动撤退?而拖到林彪大军进攻,才仓惶出走?
    备多力散的道理,人人都懂,国军无力防守南海,为公开的秘密,经国偏偏说。“政府尽了最大的力量。”
    不是骗人吗?明明国军且战且退,党的《中央日报》却宣传“国军大捷”、“歼匪逾万”,岂不自我糟塌政府的威信?
    海南的余波未定,两周后,位于东南沿海的舟山,再沦海南的命运。
    且看董显光记述舟山撤退的原因:
    “一次代价更高的撤退是在次一月内自动将舟山群岛放弃。
    国军凭借舟山群岛的海空军行动,使上海的经济生活濒于瘫痪者不止一年矣。此举延缓了匪党对于整个长江地区的稳定。匪党首领们遂决计以消灭舟山的威胁,作为进攻台湾的初步。他们以杭州湾为屏障,结集了大批的帆船与种种船舶,准备对定海作两栖的进攻。
    蒋总统前此对海南岛所为的决定,此际的舟山问题又呈现于眼前。他应否栖牲台湾所有资源之半以保守舟山群岛呢?此举固可使共匪付出极大的代价,但蒋总统也知道如果他们愿付这样的代价,那是无法阻上他们的。于是最重要的决定便是在敌人得到撤退消息以前,赶速把这十五万的精锐国军撤离舟山群岛,”[26]
    同一时间,万山群岛放弃,福建海外的东山岛,为解放军所占,好在地方小,无足轻重,不甚受人注意,焦点仍在舟山的放弃。
    自舟山撤退,迫于形势,蒋先生的决定,十分明智。保全十五万人的实力,远比平白牺牲要好。但宣传上,海南的故技重演。五月三日,假舟山“革命干部学院”,举行陆军官兵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确认三民主义是救中国救世界的唯一主义,蒋总统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好象是经国代他们拟的原稿,找人念一念而已。经国专程前往致词,特别把战争的性质予以歪曲,说“我们的战争,是民族的战争,不是狭义的内战”,有“一万俄兵开到上海帮助共匪制造枪炮”等等。
    原来,大会只是撤退的烟幕,石觉司令早于五月七日秘密赴台。一周后,撤军开始,全师回航。
    接二连三的挫败,怎么向台湾本岛的军民交待呢?前面说过,政府笨拙的宣传,一再自打耳光,信用扫地。挖空心思,乃于十六日,发表蒋的一篇演讲——《军人魂》,俾转移视线,作迎接挫败的心理准备。
    《军人魂》的要义非常可笑,重弹革命军人“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声言蒋先生曾有意和南京共存亡,发誓台湾一旦陷落,决定以身殉国。满纸低调,正义凛然,第二天,发表广播演说,道出舟山撤军真相。
    文告强调,放弃舟山,“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同时开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政治支票。这张支票,因永远兑不了现,到六十年代,始悄悄失踪。
    蒋夫人亲自出动,到基隆劳军,台湾省党部,发出《告全省党员同志书》,呼吁“齐一步骤,齐一战斗”,中央党部举行宣誓式“宣暂效死,确保台湾”。
    五月十九日,经国二度登场,但改变技巧,以“复函批露”的形式,在《中央日报》答“明丰先生”。其中一段.这样写着:
    “你还提到舟山的撤退,使得抱失败主义的人,更加倾向于失败,动摇分子,更加动摇;想靠拢的人更是靠拢,甚至香港想来台湾的人,也会不敢来了!是的,这些都一定是事实。朋友,天下最可怜的,就是这些把不定方向,只顾现实而没有理想的人;最可耻的,就是这些拿不定主张为了苟且偷安而出卖灵魂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恐怕将是最悲惨的。人各有路,那末最好还是想一想再走路。天下‘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人很多,时代是最残酷的,时间是最不留情的,总有一天,我们的战争将要胜利的结束,到那时候,一切自然都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事在人为,今天的日子虽穷,生活虽苦,环境虽然险恶,人心虽然浮动,但是只要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大家肯咬紧牙关,真正能够觉悟,并且体会到环境的危险和困难,一心一意来从事于反共杭俄的大业,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台湾会有新的胜利环境和乐观现象产生出来。”
    结尾时说:“朋友!我们所争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利钝,我们所争的是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试问火已经烧到眉毛,来日安危未卜,谁有心情去谈“千秋”之大业?
    失去海南舟山,相当于割断台、澎的手足,毛泽东的下一步,将是渡海攻台,九十英里的台湾海峡,假使荷兰人三百年前,抵抗不了郑成功的海师,国军凭什么能“确保”呢?
    蒋先生自日本请来军事将校一批,其中包括前华北派遣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在内,蒋亲自去澎湖,共商防御大计。剑拔弩张,大战在即。
    国民党进入它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台湾,这最后的堡垒,在本年台风季节来临之前,蒋先生日月潭垂钓的好兆,至少此刻尚无影无踪。
    注释:[1]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第554页。
    [2]照片陈列于台中日月潭。
    [3] Brian Crozier, Eric Chou,‘The Man Who Lost China” Charles Scribner&sons,N.Y. 1976 P.349 “On seeing it, the fisherman exclaimed that he had seen no,ich sight in twenty years. A good omen,thought Chi-ang Kai-shek.”
    [4]同[3]。
    [5]《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新华月报》第一卷第1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6]“Formosa:Climax of the China Tragedy&quot;News week,Jan.16,1950
    [7]同[6]。
    [8]同[6]。
    [9]同[6]。
    [10]同[6]。
    [11]&quot;CCP Vir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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