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 章节
ly Completed Thier Increasing Bloodless Conquest of the Mainland" Newsweek, Dec. 9,1949 P.27
[12]Meril Miller, "Plain Speaking,AnOral Biography of Har-ry Truman" Berkeley Publishing Corp.N.Y."They are thieves,every damn one of them.
[13]同[6]。
[14]同[1]，第581－582页。
[15]李资生著《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香港《新闻夭地》，一九八三年丸月九E1。该文作者的真实姓名夏晓华，原供职保密局。
[16]《国军政工史》下册，台北国防部总政治部印行。
[17]同[1]，第565页。
[18]孙家琪著《蒋经国窃国内幕》，香港日力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19]戴国辉教授于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八时，在Oakland的尤腾阁餐馆告诉作者。
[20]作者熟知的事。
[21]成中雄著《李政道母亲被捕经过》，《台湾与世界》第4期，一九八三年九月。作者的真姓名是陈鼓应教授。童轩荪先生，老报人，曾任《时报杂志》创办人，香港《新闻天地》主编，现退休在圣地亚哥。
[22]歌词就是三十年代名作家孙陵先生所撰写的。
[23]《国军撤出海南岛》，《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三日。
[24]蒋经国著《台湾第一，绝对正确》《中央日报》一九五0年五月十九日。
[25]同 [24]。
[26]同[1]，第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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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蒋主任
海南、舟山撤守，台湾进入战时状态。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央日报》社论指出：“在这东南亚大战烽火一天天逼近的今日，我们要加倍警觉共匪声西击东的策略。它一面装腔作势，压迫着越南，而一方面向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因此我们大声疾呼，台湾是进入战时了。”
一般估计，台湾有三个月的危险期。九月开始，进入台风季，不利征战，海峡将因而暂时息兵。“煎熬中的台湾”，[1]处处充满悲壮的气氛，由经国主持的政治部发动，各部队“纷纷歃血连盟，誓死效忠领袖”，甚至效法二次大战末期日本的“神风队”故技，发动“反共敢死队”。把“成功成仁誓为国死”的情绪，导引至空前的高峰。
党报以《发扬“同舟共济”的真精神》为题，重申“我们国家实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
每个人私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再也没有一个时候能比现在更加一致。今日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大声呼吁，“在这个目标下，我们首先要求每人把所有的私的利益完全克服下去。”[2]
舆论带头，提倡战时生活。六月初，“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订定实践纲要，宣称“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3]
先后处决吴石、陈仪，接着公布检肃匪谍条例，强制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要告密检举。经国强调为“无形的战斗”，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保甲连坐”的现代版。
官方努力的次目标，是正面侧面地，灌输台湾必胜的信念。那篇《论海岛攻防战》的专论，[4]历举克里特岛、西西里岛和诺曼第岛登陆的例子，引经据典，史实奏证，至少具相当程度的说服力。有位军事权威家《台湾守得住吗？》的论文，那就荒谬的可以。他说；
“只要台湾的七百五十万人对战争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觉悟，一致参加战争，支持战事，台湾一定守得住的。战斗力好象一条铁链子，它的大小，由最弱的一环决定的。战略上打胜仗的秘诀，就是利用我们最强的一环打击敌人最弱的一环。”[5]
最后的结论，自然是条光明的尾巴：“台湾一定会守得住的，只要大家认清自己的责任，拿出决心和勇气。”
上海失陷前夕，谷正纲尚力竭声嘶地保证“共匪无法成功”，其理由是“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主义——三民主义和最伟大的领袖—蒋总裁”，这种教条口号式的说词，原十分可笑。是围着“主义、领袖中心论”的陈年老套，了无新意。不幸，台湾的“匪党理论家”、“三民主义理论家’”如任卓宣（叶青）之流，一味抱残守缺，照本宣科，并拿不出货真价实，掷地有声的说理文章来。
其实负责宣传的机构，在党有中宣部，在军有政治部，后者由经国总其成，以压倒优势，全面控制新闻舆论的走向。本来，他躲在幕后，指挥为数五万以上的特工，从事侦查逮捕可疑的子，破例披挂上阵，走到前台，会见记者，发表谈话，宣布案情（“匪谍”）侦破始末。在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中，除了行政院长陈诚，就数他最权高势大。
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一九五O年台湾的六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三十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被称为“民族救星”的蒋先生，无非绕着空洞的“成仁”哲学，大做文章。
“战争的台风”没有如蒋经国的预期，光临危殆中的台湾。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却在朝鲜半岛登陆。
那是个星期天，部队休假，机关停摆，金日成借用日本人的惯技，乘南朝鲜不备，跨过三十八度线，发动全线总攻击。李承晚的守军，仅有八个师的番号，约九万人，空军只有训练侦察机十余架，既无战车，又无战车防御炮。[6]强敌当前，摧枯拉朽。北军迅速占领开城、春川等要地，直到距离汉城仅二十五英里的议政府这一线，方遭南军第二、七两个师的有组织的抵抗。
消息传到台北，蒋先生正用早餐，负责简报的是经国。所获情况，零星混乱，直到深夜十点，始接邵毓麟大使首次报告，了解大致的进犯战况，半小时后，续电抵达。蒋先生望眼欲穿的三次世界大战，终露眉目，他的初步反应，大致和邵的研判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7]
前面说及杜鲁门和蒋关系，以及美国的“袖手政策”。假使，朝鲜战争未起，杜鲁门、艾奇逊乐得看蒋的笑话，看国民党政权的最后沉沦。蒋自己更清楚，华府彻底的遗弃他了。金日成挥军南进，使情势发生三百六十度的改变。[8]
美国可以无视台湾的存亡，朝鲜半岛代表着美、苏实力的对峙，如果华府向苏联的势力屈服，国内的右派不肯干休，而失去南朝鲜这个缓冲区，日本将受威胁。以麦克阿瑟为首的鹰派，结合五角大楼参谋本部的战略家们，更其众口一心，主张以牙还牙。杜鲁门的直接反应，咸认朝鲜战争非单独事件，为苏联全盘扩张政策的一部的，新中国不幸为此集团的新进成员。[9]
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杜鲁门由密苏里家乡，赶返华府，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六月二十七日，发表声明，有关台湾部的，援引如下：
“……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10]
两天后，第七舰队的九艘船舰，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进入台湾海峡，并即开始巡弋。旋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访台，但别忘记，在是年六月以前，美国留驻台湾的只有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11]
形势突变，气氛迥异，七月底贾纳德少将，派驻台湾，接踵而来的是麦克阿瑟元帅戏剧性的台湾之行。
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冷冻三十一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国民党政权，因势利便得以在夹缝中生存迄今。
警报解除，台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蒋先生个人的声望，再度为美国新闻界高抬起来，台湾的国际地位，获得暂时的再生。蒋甚至幻想，乘着历史的浪潮，借外力重返大陆，收复失土。
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七月二十六日，蒋先生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和新的中央改造委员人选。声言，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
被提名的精英人物共十六名，[12]过去庞大的组织，由大改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撤消，改以二十五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改选委员会固出现不少新面孔，顶着地理学家头衔的张其昀，以黑马姿态，跃栏而出，担任秘书长。但真正的新人，却是四十岁的蒋经国。
如果论党的资历，经国赶不上时任台省主席的吴国祯，吴的重要性，不下于经国，但吴仅中央评议会的二十五位成员之一。蒋先生作此安排，已可嗅到人事倾轧的气味。
二陈兄弟，陈果夫卧病，膺选评议委员、姿态多于实质，真正的CC巨头陈立夫放逐美国新泽西养鸡。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五万美元的程仪，被迫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非赶走CC的势力，才能铲除经国当权的阻力，那是父亲的意思。经国记住当年南京时代任“政大”教育长受阻的一箭之仇，也非报不可，父子俩心心相印，所见皆同。
经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国民党，党龄十二载，．过去占着团的据点，党的上层结构，没有他插手的机会。论劳绩，在正常的情况下，决不可能以大跃进的速度，跻进中央决策单位。可是，蒋先生打着改造的旗号，既“改造”便不宜沿用旧规，靠换几个麻将搭子，新阵容老班底的办法，来刷新党政关系。
从国民党组织功能去了解，国民党是党天下，党权高于政权，政府的一切举措，唯党命是从。这是当年抄袭于苏联的作法，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无本质的悬殊。中央改造委员相等于政治局常委的分量，是内阁之上的内阁，或太上内阁。经国要进入组织内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最重要的阶梯。
蒋先生作此安排，含有磨练和培植的双重意义，好在撤退到台湾后，过去错综复杂的派系力量，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因祸得福，再无所顾虑内部的倾轧与平衡，蒋先生说了算。
当内部的肃清工作告一段落，经国的注意力暂时转移到政工方面。政工为整军的主体任务，而军队又是保权专政的工具，个中利害蒋氏父子，心照不宣。北伐时期的周恩来、抗战时期的陈诚，[13]虽都担任同一职务，但经国的权威，却超越他的任何前任多多。
政工的重要性，董显光著《蒋总统传》的第四十一章，有所说明。
“士兵与军官之训练，在政治的意义上尤有其必要。在过去，中国的将领只要其部下忠于个人，而不使他们知道对其敌人作战之任何理由。这就是军阀制度所由产生之故。蒋总统却具有大不相同的观念，要使官兵早日认识其所从事的政治目标。当然这些目标都是为着人民的福利。蒋总统认为士兵如果不知道为何而战，那他们就只是一种募兵，而募兵是不会成为优良士兵或斗士的。[14]
中国军队中所建立之政治作战制度，其主要目的在激励军队的高度战斗精神。为达此目的，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栖牲之坚决意志。军队精神之完全统一必须确立，最高水准的士气达到，借此而使军队成为一支革命军，具有钢铁般的战斗意志。”[15]
“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的主题，大多数的国军官兵，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兵员来自农村，毫无疑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他们参加军队的原因，如非强迫征召，即是受生活贫困所驱使。和他们大谈空洞的三民主义，“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至于“为谁而战”？是为国民党？为领袖？“领袖”和一个普通大兵又有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呢？
中共不然，他们井不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道理，
只是强调“农民翻身”、“土地改革”、“阶级斗争”。战争的目的，深入浅出，所以，三年内战，国军弃甲曳兵，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