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部分
《唐诗三百首》了；我不点明是唐诗而只说是古诗就好了。一个小姑娘不可能说有一首乐府辞叫将缣来比素，但会说有一首古诗叫这个的。这也说明我学识浅薄，孤陋寡闻。此书若有机会再版，我一定改过来。
这事给我的教训是，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记忆，还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再一次感谢您的批评指正。您说的那些鼓励的话我也感谢，但我更感谢的还是您的批评。您批评的口气特别令我感动，是体谅与商量，而不是居高临下。
二
整个八十年代，《青年文学》始终让我心仪。它有品位、有朝气、有规格、有影响，我将能在它上面发东西，看成是一种进步、上一个台阶。
一九八四年冬天，我依据八年前在唐山抗震救灾时的经历和见闻，写了一个小中篇《乱世英雄》。当时文气很旺势头很火的青年作家矫健看后，说这是一篇好东西，应该给有影响的刊物，遂推荐给了《青年文学》。责编牛志强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他是在火车上看的这篇稿子，一看就被吸引，再一看即为之振奋。想想看，一帮囚犯于地震过后从监狱的废墟里面爬出来，会做何种表现？而囚犯中什么人都有，有受了冤枉的好人，也有罪有应得的坏人。在一种无序的特殊环境里面，肯定都会有最本质的反应，或无法无天混水摸鱼继续作恶，或误入歧途危难时节又见真情良心发现人性复归，或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用现在的话说确实就比较容易写得好看、热闹。
牛志强是个认真负责的编辑，特别能抓稿子；他认可的东西，也舍得下本钱。待他回到北京就让我去作进一步修改。此时，春节临近，街上不时地有节前特有的鞭炮声传来，咱在中青社那个小招待所里即如坐牢一般，根本没有心思改东西。好歹鼓捣完，回到家即腊月廿七了。
那时，《青年文学》时兴一种规格性的东西，即他们认为是重点稿子的，都要配发著名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同时还要将作者的照片登在封面上。这一招当时大概是他们的首创，对作者的确也是个吸引。待《乱世英雄》登出来时，确实就发了何孔周先生写的《乱世英雄艺术谈》的评论，咱的照片也登在了封面上，心里怪美的。
《乱世英雄》登出来之后，还产生了点小影响，有八家影视单位联系改编事宜。北京电影制片厂连摄制组也成立起来了，可惜由于人为的原因没有达成协议。
二百期是个大数字，它足可以奠定一个刊物的品格和品位。特别它始终如一的朝气与创新，格外让人喜爱和留恋。老夫尚可聊发少年狂，人到中年就更爱与青春有关的东西，比方《青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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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乡土小说：既不时髦也不自卑
作品的土与洋首先表现在语言上。语言朴素，生活化、口语化了，往往被认为是土；语言华丽，形容词一大堆，用翻译过来的欧式句子，还不时地夹杂点英语或五线谱、方块图什么的，那就是洋。土了好，还是洋了好？我说该土的时候能土，该洋的时候能洋就好。这是题材决定的。你写土头土脑的农村人，当然不能洋；若写城里有点文化的小痞子，那就不妨洋一点。
土是实在、朴素、扎实、亲切，心中有数的表现。洋人说中国话，城里人啦庄户呱，尽管说得不地道，但听上去挺亲切。农村人说半调子普通话，中国人得空就来上句英语，听着就怪别扭，你觉得这人张狂，不知道自己能扒几碗干饭。我小时候，庄上来了个说普通话的农业技术员，你听得出她是尽力将普通话向我的家乡话靠拢，村上的人就愿意接近她。相反，我们村有个人到县城那地方修了三个月的水库，回来就撇腔，说坐碗（昨晚）回来的，还说岂有此理什么的，庄上的人就直撇嘴。
土还是有文化、有学问的表现。一个真正土的人，他写出的东西绝对土不下来，只有有学问的人才会土，而且土得有味儿、有含金量。看《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你觉得赵树理、周立波是有学问的人，人家不是不会洋，只是不去洋。看一些前辈作家晚年写的东西，也都不洋里洋气、花里胡哨，可你还是觉得他有学问。
说话好不好听，不在于他的腔调，而在于它的内容。
越实在就越有力量，越朴素就越有内涵。
由土到洋再到土，是一个必须走的过程。我们小时候学写作文，就基本上是一个由土到洋的过程，写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晚霞映红了半边天什么的。我们遇到些华丽的词藻还会抄到小本本上，下次作文的时候就尽量用上它。这是一个重要的积累，有了这些积累，日后才能土得下来。
由洋再到土就困难得多，那是一种境界。你看透一些时髦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儿了，你觉得一切的华丽都是小儿科了，还是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吧，这时候你自然而然地就土下来了。
乡土小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品种，它当然要姓土。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首先就体现在富有地方特色的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描写上，其次则是要在这风景画和风俗画的背后，揭示出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和隐于生活表层下的历史趋向。如果仅仅停留在“地方色彩”的描绘上也不行，那就如茅盾先生所说，“它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留给我们的却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却不能产生持久的艺术魅力。
乡土小说是我思想和情感的载体。它寄托着我的渴望、怀念与呼唤。
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失意与不快，我却愿意回忆那些温馨和温暖的东西，甚至不惜重复它、放大它，是与性格、经历、观念、爱好乃至心地有关吗？
如此写来，很容易遭遇“不深刻”。但我总写不好残酷、写不好丑恶、写不好坏人。我愿意让温馨、温暖、温和、温柔、温情这些字眼儿，充斥在我的所有作品中，让温情浓浓的，苦涩淡淡的。
写残酷、写丑恶，比较容易深刻。但那可能是另外一些作家的任务。
维护美好的事物，多么重要，同时又是多么具体的任务啊！
乡土小说如同一片厚土上的植被，雨水再大，也不会造成沙土流失。这是因为它有着深深的根脉，有着用之不竭的地力。它不拒绝化肥、复合肥这些东西，但它往往不直接吸收，而是将它们转化成便于与自身相融的“有机肥”。它只能使其花繁枝茂、果实累累，而不致使土地板结。
乡土小说不能玩儿，不能讨巧。你得老老实实地体验、感受和提炼生活，不能生活不足花招补，也不能作坊式的操作或制作。它完全是那片土地生发和流淌出来的东西。
乡土小说既不时髦，也不自卑。它自信地踞于一隅，遥视着这个世界。守住了它的乡土品质，也就扎深了它的根脉，旺盛了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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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温柔是一种品格——就《乡村温柔》答《书海泛舟》记者问
问：关于《乡村温柔》的故事梗概，《齐鲁晚报》已经连载了，不少喜欢你的读者也在打听从哪里能买到书，咱们先告诉一下读者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好吗？
答：小说以第一人称模拟主人公牟葛彰在沂河边练讲演，边自语独白，边自我解嘲，说相声似地嘟哝了三天（自然地形成了小说的上中下三卷），诉说了自己的家庭历史和个人经历。他小时讨过饭，长大了外出打工，一次冒名顶替到建设兵团种地，又到无人过问的黄河滩头垦荒和躲避阶级斗争，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只是几次不期而至的艳遇，给他不堪重负的生活增添了些许温馨。最后在改革开放中就成了“农民七（企）业家”和“正邪（政协）委员”。还有他父母可笑可叹的特殊经历，以及沂蒙山钓鱼台村的家长里短等等，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与乡土共存的五味人生。我试图以两代人的遭遇、一个人的成长为线索，来描摹和呈现沂蒙山人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及文化形态，以及它们形成的思想和情感依据。
《乡村温柔》选用的是农民的视角，“我”就是农民中的一员。农民那种刻苦耐劳、坚韧乐观、善良智慧等传统的民情民性，也是我想表现的，还有沂蒙山人的奉献精神及其个性是怎么样潜移默化地形成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
问：有评论家说这部长篇的出版，标志着您营造的“沂蒙山世界”大功告成，是指什么？
答：我最早的作品大都是部队题材的东西，像《深深的海洋》了，《静静的海岛》了，《一个人的海滩》及《那年冬天在岛上》了等等，那是一束同类地域、同类题材的东西。八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回到我家乡沂蒙山之后，有那么两三年我仍然沉浸在那样的一种氛围里面。我不轻易转移阵地。当我适应和熟悉了农村生活，调度起我关于童年生活的记忆的时候，我写了《钓鱼台纪事》。此后就一直没离开过钓鱼台，我差不多围绕着钓鱼台经营了有十五年之久，那还不形成一个小世界呀？我理解评论家们说的这个特别具有个人色彩的小世界，首先是指相对固定的地域性，其次是与之共存的人物、精神、情感与话语的共同性。你一看就是钓鱼台出来的人，他们说着一样的方言土语，有着差不多的思维方式等等、等等。比较成熟一点的作家都是有这么一个小世界的。这个长篇也算是钓鱼台系列的一个小结吧，我以后估计还会写沂蒙山，但不会再写钓鱼台了，比方写写那里的小县城什么的。我不轻易转移阵地，但我会慢慢地转。当然这又会是一外漫长的过程。
问：您笔下的这个小世界永远都是那么温柔、温馨，这部小说第十三章的开头有一段牟葛彰的话，“我喜欢说一些美好的事物、温暖的故事、轻松的话题，而极力回避痛苦、残酷、丑恶、尴尬之类的事情，我就是这么个人，这与我的性格、心地及周围环境的熏陶也有关。痛苦是肯定都有的了，谁没痛苦？我只是不说”。有评论家说，这段话比较能代表作者的创作思想及审美情趣，您个人是怎么看的呢？
答：我承认这段话是我自己的观点，只是借用了主人公的口吻将它说了出来。作者在生活中所感兴趣的及注意捕捉的，一般都是和他心灵相接近和亲切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不同作家不同内容和风格的作品。当然，生活中并不都是喜剧因素，《乡村温柔》里面也免不了要写到一些“小沉重”，甚至是很悲惨和残忍的事件，但我写到最惨烈之处的时候，往往立即煞住或笔锋一转，以一种幽默、调侃、揶揄的喜剧手法，来冲淡和超越悲剧。这种对生活的处理，一方面与我的性格爱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对生活重新审视的结果。历史当然充满着悲剧，但当这一页被掀过去之后，再回眸这段生活，痛苦的程度往往要减轻，尤其在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之际，乐观主义将使沉重的历史回归为喜剧。所以马克思说，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温情主义和乐观主义者。温柔是一种品格，我追求这种品格。
问：这部长篇的叙事方式很独特，是让主人公在河边准备讲演稿的形式，在那里自言自语，您为何要用这种形式呢？
答：我在部队当新闻干事的时候经常给部队首长写讲话稿，写得多了，我就琢磨着它是可以展开故事、抒发情感、表白心迹的，我们那时听忆苦思甜报告和学习毛**著作的讲用，有时听着也挺受感动，遂将它移植过来当作小说的一种样式了。
这种形式比较自由，用起来也比较得心顺手。想想看，一个人蹲在河边嘟嘟囔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可以冠冕堂皇地说大话，也可以窃窃私语地说隐私；他可以正说着过去，又倒过头来说现在；还可以说着说着又想起了某人（记：你让主人公不时地想起韩香草，又不彻底地作交待，就像有根线拽着一样，特别吊读者的胃口），挺来劲儿是不是？
这种形式就特别要求两点，一是靠细节连缀，二是靠生动的语言。我欣赏这样一句话，叫做作家靠作品活着，作品靠真实立着。那么真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细节。二一点，我对我的语言比较自信，凭我流畅而有味道的语言，就不愁吸引不住读者。
问：读您的作品，确实能体味到一种阅读的快感，很流畅，也很幽默，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答：语言的问题，确实是我十分在意的一个问题，我主张文学语言要生活化，口语化，正像韵律并不就是诗一样，语法也不是文学，语法规整的语言吸引不住读者。我注意将一种方言、俗语、古文和时下流行的一些词汇揉和在一起，形成一种朴素实在、自然流畅而又具有幽默调侃意味的现代文学语言，我觉得读者是买账的，是喜欢的。
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作家的本事在于有些话你比一般人早说了一点，群众还没这么说的时候你先说了，有点先知先觉的味道。可现在不行了，有些话作家还没开始说的时候，群众先说了，有时群众说了你还不敢说，那么作家的本事体现在哪里呢？就在于你能将群众的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所以我比较注意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我语言中的那点幽默主要是来自生活，来自群众。
我主张语言简洁、生动。那么，怎么生动呢？就是多用动词。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