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城市运营与地理布局

    上午李思华的讲话结束后，下午同志们进行了分组的讨论。李思华参加了几个小组中的部分讨论，针对同志们的疑问补充了一些说明。显然，一石激起千层浪，李思华方案的内容大大出乎了同志们此前的预料。

    李思华安排与农业农村工作有关的政府筹备人员，必须在方案逻辑的基础上，下基层调查研究，再出台政策，宁可缓而密，不可急而疏。

    当然，先“分田”是必须的，用以短期激发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也要说清楚一些关键原则，例如土地国有，农民永续承包（签署农民可选择承包或合作社等其它形式的30年合同），基本收成（3亩600斤及以下）不交公粮，而只在超额部分中征收等，合作社的政策只能先吹风。

    属于军属的优惠，另行制定专门的政策。

    第二天的会议，重点集中到了城市如何运营及布局上。

    李思华首先阐述了对于城市的功能定位。

    她说，城市者，城为聚集，市为市场，城市就是人们聚集，以交易资源和产品的市场，这是城市最初的功能，所以最初的自然形成的城市，往往是从交易集市开始的，当然也有封建王朝直接筑城，而后才在城中，发展商业交易的，这把过程倒了过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除了商业交易和物资集散外，还包括居住、教育、工坊、军事节点等，以及为了服务城市的居住人群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例如餐饮、娱乐等其它功能。

    到了西方工业革命后，城市开始与工业关系密切，兴盛的城市往往是工业最发达的城市。现代文明，往往以城市为代表，而乡村，有的时候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

    我们不能不发展城市，因为国力取决于大工业，而大工业是一个体系，必然需要比较紧密的将实现工业功能的工厂聚合在一起。

    举个例子，当下西方列强制造的汽车，需要由几千个零件构成，这样就往往需要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厂，在一个交通比较短距离的区域内聚合，如果制造零件的工厂分布得非常远，那就意味着，将因为在路途上耗费太多，导致成本上升和时间很长，整体制造的效率就会降低。对于西方资本家，这意味着缺乏竞争力；而对于我们，也意味着资源耗费的增加。

    顺着这个例子推演，仅仅一个汽车工业，可能就会在一个城市聚集大量的人群，而其它人群，例如提供消费服务的，也会聚合过来。所以发展一种工业，就会导致城市人口的相应增加。

    很多种工业如果都聚合在一起，由于很多制造的部分，例如零件和同样的原材料，都可以方便的聚集，例如技术人员也都可以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从而技术创新存在可行性。这就形成城市发展工业的种种便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就没有可能将工业布置在乡村吗？答案是有可能，但都属于特殊情况。

    第一种特殊情况，在战争期间，我们可以强行将大工业的一部分，部署在隐秘的乡间，因为这种时候，是不计成本的。但在和平时期，由于交通条件不好，由于配套不够完善，由于其它服务不够，这样的工业区就会形成成本高、制造周期长、缺乏人才、缺乏服务从而缺乏吸引力等一系列问题。说得简单点，就是不划算。

    第二种特殊情况，是为了配套当地的大农业，而发展的配套工业，这一类的工厂，是能够在乡村活下去的，也应该是我们建设工业的一个部分。

    例如为当地和周边生产日用品的工厂，例如加工当地特色产品的工厂，像我们昨天提到的罐头厂、竹编厂、积肥厂等，以及一些需求工业技术相对高一些的工厂，例如造纸厂，利用当地资源的纺织厂等。所有这一类的工厂，一般规模比较小，以满足区域市场为主。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诸如军工、汽车、飞机、火车、造船这一类的大工业，除了战争的极端情况下，很难由乡村来承载，即使承载，那乡村也就变成城市了，这一类工业本身，就需要城市量级的人口来完成。

    所以我们必须发展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城市，这是我国建设大工业体系的必然道路。注意我没有说“工业化”而是说大工业体系，是因为我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业化，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我们必然是“全产业化”，工业是最重要，但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城市具备上述的优点，但城市也有非常大的弱点。对于我国来说，在军事上长期落后于西方列强，是不争的事实。而帝国主义今天的战争，已经逐渐是海陆空三军整体的较量。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工业节点，在大的战争中，必然成为被袭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因为打击了一个城市，就可能消灭掉敌方重要的一部分军工，以及其它工业力量。

    在当代，攻击城市时，无论是用大炮还是逐渐成熟中的空中轰炸，或者对临海的城市，用海军进行炮击，都可能对城市产生极大的破坏，建设城市的资源可能需要累积几十年，但破坏它却可能仅需要一天，这是城市的安全困境。

    同志们完全可以想到，我们海南根据地就面临这样的困境。广东的粤军他们就有空军，可以来轰炸我们；国民党的海军虽然不强，但总有点舰艇，可以通过海上炮击我们的城市。更不要说如果是西方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那么城市被严重破坏的可能性会很高。

    当然，我们可以先发制人，可以对攻回击，长期来说还可以发展自己的空军来保护城市，然而不能只考虑进攻，而不考虑防御，我们太多的坛坛罐罐在城市里。我们如何让城市在这样的攻击下，能够保证损失最小呢？

    李思华说的这种困境，在她的前世，是极为明显的，城市建筑、人口和产业高度密集，符合经济集约化、集成化的经济性原则，而且最重要的城市大多数在沿海，军事上的第一线。这种布局，客观上助力了经济的发展，也确实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但这种自然布局，几乎是完全牺牲了安全性，尤其在大国的原子弹饱和攻击下，生存的能力很有限。即使不谈原子弹，如果地方具备空中优势，那危险性也是极大。

    所以只能是原子弹之间的相互威慑，依靠的是“世界大战几十年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但改变不了的是，这就是军事上巨大的战略缺陷。

    在她穿越前，其实世界局势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向无序化发展的趋势，未来的世界大战真的能避免？在那个时代充满这种和平信心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未来是不可测的，这种不可更改的战略缺陷，将始终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剑。

    来到这个时代，她觉得，应该提前对此有所调整，不能让城市的发展，依托于完全的“自然规律”去生长，从而重现前世的战略缺陷。也许不能完全改变，但如果能让这种威胁性下降，也是很不错的结果。

    所以李思华阐述了她设想的城市发展路径。

    我们不可能去完全改变城市作为经济聚合体的各种功能，我们能做的，是尽量改变城市的地理布局。

    假设一下，一个城市，本来按照自然的发展，它会变成一个100平方公里的城区完全体，按照圆形这样的理想情况下，直径不超过16公里，就像一个大圆饼。

    如果我们简单粗暴地按照1:5的比例，将这个城市进行分区和扩展，即100平方公里的城区，分区和扩展到其它400平方公里的植物生态中。

    城区变成了多个，每个城区之间，是森林、蔬菜地、大片的走道树、公园、分配给城市居民的郊区耕地等植物体系，这样的城市总体，就变成了500平方公里。城区和城区之间，我们会发展掩盖在大片绿植之间的公路和轨道交通，例如通过轨道电车，来联通各个城区。

    这肯定不是经济上的最优选择，如果还是一个大圆饼的话，现在直径变成了接近36平方公里，交通距离需要翻倍还多，物流运输成本上升了；即使让所有单位涉及的员工，尽量居住在一个片区内，但城区与城区之间的工作通勤时间变长了。也就是说，成本和时间耗费有一定的上升。但是，这种成本和时间的效率降低，是否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李思华自己认为是可以承受的，尤其社会发展到了她穿越前时代的时候。主要的会议、商务洽谈等等，都是可以通过网络和手机来完成。城市内部的物流，从直径16公里到36公里，真正影响的是单辆物流车每天的送货量的下降，因为要花更多的时间，但同时可以增加物流的车辆，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具规模，并不只是完全的负面影响。

    至于对耕地的更多占用，影响效果是有限的，按照1平方公里1万人的城区面积需求，她前世14亿人，城区面积14万平方公里，放大5倍，就是70万平方公里。所以对耕地影响肯定有，但相对于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仍然是可承受的。尤其是城市发展的方向未必一定要替代耕地，可以尽量使用其它土地。而且多使用的几十万平方公里，其实有大量的都是蔬菜地，甚至可以直接种植粮食。

    但这种选择，对于军事上的好处就很大了。攻击一个相比以前，面积扩大了五倍、而且受到相当的绿植掩护的城市，需要的战力可不仅仅是翻五倍的问题，也许要增加到十倍甚至二十倍。

    所以这种策略，在有限战争的情况下会很有用。当然如果是美苏全盛时代，有能力发动那种几乎是无限制的饱和原子弹的战争，那么整个地球都可能重启，自然一切都不用去考虑了。

    综合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卫这两大参照系，本来就不存在最优解，但也许李思华的这个想法，可以是次优解。牺牲了少量经济上的效率，比如说降低了10%的效率，但极大地增强了军事上的安全性，例如是15倍。这种交换比，李思华认为是值得的。

    当然，城市增加的工程建设，肯定巨大，不过前世那种“基建狂魔”的产能过剩印象，让她觉得到一定时候，这种建设并不一定是个大的问题。而且，基建技术没发展到那个程度之前，各种土办法也不是没有效果。

    单个城区在地理上，也应该在不太影响内部交通距离和便利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复杂化。棋盘式的方格街区布置最简单，也最有利于管理。可是这样的格局，在军事上，简直就是为敌军的攻击，自己画好了被炮击的目标网格。

    如果按照这种地理布局，那么城市应该如何进行功能分区呢？是让每个城区自由发展吗？还是坚持规划优先，将同一功能的尽可能划分到一个城区？

    李思华认为，规划优先是必然的。但是否将同一功能集中化，则要根据不同的产业情况。例如教育，不如集中在一个教育城的片区里；例如日用品，可以自由选择；例如军工，为了生产效率，应该集中到一个地理上最复杂的城区，比如靠山入地；例如造船，如果不集中到某个靠海的城区，根本无法组织起来。至于服务业，是由每个城区的人口规模所产生的需求所决定的。

    大工业天然有集中性的需求，扭曲了自然规律也解决不了。前世的方法是，对于大工业，通过三线建设，在内地山区备份了一套较小的体系。而让此前依托大城市而形成的大工业体系，自由生长。以这种“1+1”的格局，来形成战争时期对大工业体系的保护。

    李思华知道，在城市这一部分，她讲了太多的远景，在目前的海南根本实施不了。但她希望的是，通过这种对于城市的战略规划的讲解，让同志们理解我们的城市，应该如何管理、发展和建设。

    现实是很残酷的，目前海南的城市，海口或者文昌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商贸型”而非“产业型”的，说白了就是由于基本没有工业，这些城市都是贸易集市而形成的，所以商人及其贸易就构成了城市的命脉，而不是很多西方城市中，由已经形成的工业及其它产业支撑的城市经济。

    这就涉及了另外一个大问题，对商业和商人的管理。

    李思华是有心理准备，在这个部分她是需要暂时妥协的，因为海南还缺不了与外界的贸易。

    按照西方的理论，贸易的逻辑是“比较优势”，意思是你生产的某种产品，成本比别人高，你就应该进口，这样会节省你的成本；如果你生产的另一种产品，成本最低，你就具备比较优势，应该出口，可以打败别人，赚取利润。

    大家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贸易，就可以获得多赢。进口的都是自己高成本的东西，而出口的都是自己低成本的东西，大家都得到了好处。当然你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又需要，那自然应该贸易进口。整个理论看上去很美。

    然而这只是书本上的逻辑，也掩盖了通过贸易来剥削的本质。现实中的商业，要比这残酷得多。就中国目前的商业而言，看得到的最清楚的现实，就是“低买高卖”，商人的主动权和定价权，远远超过了提供商品的工坊和农民，这是不对等不公平的贸易关系。

    例如对于农民生产的稻谷，在收获的时候，商人会拼命压低价格，甚至联合起来，用超低的价格收购；而他们运到销售目的地的时候，却会拼命抬高价格，囤积居奇，炒作宣传。以此来实现他们居间，获得高额的差价利润。所以有人认为商业其实就是战争，是商人对生产者的战争，这种理解有一定道理。

    我们的对策是怎样的呢？对于我们能提供的商品，是比较有主动权的。我们设立物价部门，就是为了形成根据地统一的物价管制。管制物价如何形成呢？物价局应该调研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劳力成本等整体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后形成。这就是定价权。

    商人要从我们这购买，就必须尊从管制物价，要不我们就不卖。而商业部门除了管理商人和商业外，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对我们自己内部消化后，有剩余的产品，在如果商人不买的情况下，自己寻找销路，不低于管制物价而卖掉。

    对于我们需要买入的商品，主动权就没有那么大。商人可能出高价，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只能接受。但我们应该尽量地开辟多元化的采购渠道，例如采取招标方式，让商人比价，或者寻找其它的采购途径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取得采购商品的合理价格。

    最复杂的是，需要根据对需求的把握，来控制商品的生产，每种产品的需求不是无限量的，例如我们拼命发展大量的茶园，就可能导致有过多的茶叶，卖不掉。好在现在还处于早期，现在的问题不是产品太多，而是生产都还没组织起来。商业上的同志们，要在实践中摸索经验，与商人们斗智斗勇，保护根据地人民的利益。

    同志们需要高度警惕的是，无限制的商业，对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性。中国历代王朝，没有不对商业或者商人去做一些限制的。有句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强。”历代统治阶层难道不知道这个“无商不活”的道理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更知道商人和商业的破坏性，因为财力上的巨大差距，如果不加限制，就会被商人掌握产品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于是提供产品的农民或者工坊，就会被破产、逼死，至少是穷困不堪，造成社会不稳定。

    完全竞争的只有贸易，那是只存在于西方的书本上的，事实上，占据了定价权地位的一方，必然侵害贸易对手的利益，所以大多数的贸易情况下，本质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需要物价管制，以集体和组织的力量来平衡商人。而且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因为革命的当前需要而暂时的，长期而言，我们需要另外一套规则。

    在这里李思华没有深入下去，因为彻底的变革需要等待建国，以国家的力量来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