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坦克飞机与钢铁
重庆兵工制造基地，赵琪瑞是这个基地的副总师，他还很年轻，19岁到德国留学，今年刚刚归国，不过24岁。
赵琪瑞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因为他实际上是重庆兵工坦克项目的总负责人，他还如此年轻，就肩负这样的重任，压力可想而知，可是没有办法，到处都缺乏人才，他已经是组织上能够筛选出来的最合适人选了，毕竟他在德国学的就是履带车辆设计与制造，而且从1933年起，就被组织送到德国亨舍尔父子公司(Henschel und sohn)及克虏伯公司，边学习边实践。可以说，他是看着后来德国大名鼎鼎的“虎式”坦克成长的过程而自我成长的。
早在1931年，李思华就已经安排安华集团的德国分部，与亨舍尔公司，签署了联合研制小体积而大功率的发动机的协议，其实就是坦克发动机。实际上就是亨舍尔研发，安华出钱并获得技术和生产线。这比历史上在1935年亨舍尔得到德国政府资金支持后，开始的研发，早了整整4年。
不过，安华否决了亨舍尔的汽油发动机计划，而是要求研制具有多气门技术的12缸V型柴油发动机和使用铝合金铸件，这是后来苏联T-34坦克的经验，这样的柴油发动机，故障很少，而且重量很轻，有利于坦克连续作战。如果是德国自己，是不会考虑用铝合金铸件的，还是因为缺乏原材料。
同期，安华也与克虏伯公司签约，研制搭载的火炮和相关弹药，目标是75毫米锥膛炮，使用钨合金身管和炮弹。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因为国内的钨储量不错，而且在云南就有部分，足以满足抗战时的钨合金需求。这样的火炮，其实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都无法使用，因为缺乏钨合金。
这使得西华的重型坦克可以仅用75MM的炮管口径，其穿甲威力却超过欧美主流的88MM或者105MM口径。而炮管口径下降，就意味着坦克的全重下降，现在这辆主战重型坦克的全重，只有32吨，说是重型，不如说是中型，比较适合国内比较崎岖的大部分地形。而如果使用88MM主炮，坦克全重就至少要达到41吨。
所以，现在这辆坦克的数据是：全重32吨，装甲正面厚100毫米，侧面厚60毫米，最高时速每小时40公里，搭载的锥膛炮，可以在1400米距离上击穿100毫米的装甲。这样的坦克，在北方碰上日本的那些豆丁坦克，自然是虎入羊群，是压倒性的优势。甚至可以说，其威力还远超德国初期的“虎式”，尤其是避免了虎式发动机故障频频的大弱点，而且减轻了至少4吨的全重。这型坦克，在西华被称为“猛虎坦克”。
为了避开英法对德国的制裁和监管，1933年10月，双方还联合在缅甸修建了坦克试验场，对样车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各种试验，不断改进。到1934年底，这辆坦克终于堪用了。当然，还在不断继续改进完善。
李思华担心希特勒行为的不可测，所以已经催促尽快实现全部生产线、工艺和技术转移，尤其是发动机。本来中型和重型坦克，是计划在未来的包头和陕西建设大规模生产基地的，不过现在的选择，是先在重庆兵工，搭起一条较小规模的生产线，先实现年产1000辆的生产能力。赵琪瑞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了。
就算是“小生产线”，其实规模还是很大，包括了坦克总装厂、车体炮塔铸造厂、坦克机械零件加工厂、坦克炮厂、坦克发动机厂、炮弹厂、光学仪表厂以及后勤服务设施。
坦克生产的车间是很简单的，就是搭起空旷的大厂房而已，不到大半个月，就已经完成。真正等待的，是电力，目前的柴油发电机，只是临时用电，无法用作生产的，电力的供给，还是要依靠在附近正在紧急建设中的火电厂。交通建设也在加急中，公路和专用铁路，都已经开工。全部配套的完成时间，上级只给了7个月，一切都要求是战时的效率。
主要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已经从原来在海南的轻型坦克厂调来，当时工人就是超配的，提前进行了培训教育和操作训练，又补充了大批今年的技术学员和新工人，正在进行培训，尤其是焊工，焊接工艺和水平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坦克的质量，工厂对于这一块极为重视。
组织为赵琪瑞配了一个大约50人左右的高层管理和技术团队，除了不到10名的类似他自己这样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人以外，大部分是这几年在美国专家的培训下成长起来的工程师。
团队其实不弱，但大家的经验确实不足。所以这些日子，大家几乎拼了命，对工艺和生产做着准备，焊接、组装、去应力、水密封试验和表面处理等等，每一个环节，都在检查着最后的设计。前两天，设备终于开始批量到达，整体安装工作全面展开，赵琪瑞这两天累得嗓子都有点哑了。
不过他的精神非常兴奋，学成归来，马上负责如此重要的项目，简直就是老天爷的好安排。他想着，李书记（李思华）说，一共要建设包头、陕西和重庆三个坦克生产厂，到1937年年产坦克量要超过3000辆，到1938年突破5000辆。想到这些数字，他内心就充满了力量，这就是大国的国力，用我们的“猛虎”，干死那些小日本！
成都青羊黄田坝，飞机制造基地的大工地上，尘土飞扬。
卡车司机田春华眼前的建材堆积如山，他回过头望去，连绵不绝的卡车队，还在将各种建材运到现场。
这就是大建设，帮着卸完货的他，擦了一把满脸的汗，出神地端详着仓库墙面上的宣传口号：“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
据说这是李书记（李思华）亲自为成都飞机制造基地提写的标语，在现场好几个地方，他都看到了这条标语，每次看到，他心里就有种自豪。
成飞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与德国联合研制的BF109战斗机的技术、工艺和生产线的转移，在1937年前实现对这款飞机的仿制量产，目标产能为每年1000架起步。在西华内，BF109被称为“应龙-I型”。考虑到日本在1940年前，零式的总量不过是300架，而且只装备海军航空兵，即使日本将之用到大陆作战上，如果能有1000架应龙，就会形成压倒性的产能优势。
实际上，应龙I型对标的是历史上BF109的F型，即著名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相对于早期的BF109型号，最大的改进其实就是发动机，在1931年安华与戴姆勒-奔驰签约，就要求跳过1100马力，直接要求最终必须提供1300马力的引擎，为了将大马力发动机的功能充分发挥，还要求巴伐利亚飞机厂，增加了副翼和简单襟翼的设计。
BF109是著名的梅塞施米特设计的，在整个二战期间，都是最好的战斗机之一。李思华最期望的，是用应龙I型战斗机，与贵州飞机制造基地生产的JU87斯图卡俯冲战斗机（代号赤龙）和JU88战斗轰炸机（代号飞龙）配合起来，形成对日军的“掩护-轰炸”战术，应龙I负责掩护，与日军战斗机缠斗，而赤龙和飞龙则负责轰炸日军重点目标，从而形成充分的空中火力优势。
无论是飞机还是坦克，都是二战中最重要的尖端武器，而这个时候，对于西华来说，最好的技术来源就是德国。此时的美国，在这方面还落后于德国，也不够重视，历史上，美国的这些武器，要到二战后期，才通过深厚的国力和科研技术，逐渐赶上德国。
应龙I的技术优势，除了发动机功率大带来的载弹量增加，以及滞空时间长以外，其全罩式座舱、可缩回起落架、全金属制造的机身与机翼等技术，都是当时最新型的，性能远远超过了日本最新的零式战斗机，单单是应龙使用的高强度薄铝板和精密压铸件的水平，就远超日本住友金属的轻质铝合金50岚金属。整体上，应龙I型是适合采用“打了就跑”战术的高速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高达710千米每小时。
为应龙配套，还专门研制了对付日本零式的穿甲燃烧弹，这种炮弹非常容易穿透零式的铝合金蒙皮，并引燃整架飞机。这是日本产品的一贯特点，为了节省材料，总是“薄皮大馅”，但皮太薄，就很容易被击穿。
当然，零式也有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轻，这就带来了转弯半径小、速度快、航程远的灵活优势，所以届时在战术上要精心设计，扬长避短，利用零式装甲较薄弱、发动机功率较低的弱点。
在成飞的附近，一个当下最高技术标准的大型水泥厂，正在进行最后紧张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基地的建设，包括机场和其它很多建筑，都需要高标准的水泥，这是最重要的建材。而其它大量的钢材，现在还要从缅甸长途运输而来。从成都过来的公路，已经完成施工，正在铺设沥青。但其它方向的公路，仍然在加紧建设中。专用的铁路线，也已经完成勘测，准备开始施工。
在技术团队上，现在成飞的配置堪称是西华标准下的“豪奢”，总共由5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其中超过150人，都是从欧美各国回来的高级和准高级技术人员，还有300多人，都是西华现在拿得出手的最好的工程师。
在当下的准备阶段，技术团队正在德国工程师的指导下，消化技术文件，建立起从文件制度、制图规范、飞机标准到工艺指导文件、生产说明书等一整套规范，了解强度、刚度、应力、变形分布情况、外载荷计算、静力试验等重要参数。
项目的推进计划，是1936年5月前，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安装、生产线和工艺调试、以及建立起原材料供应链，完成技术团队与工人生产团队的磨合，具备初步的生产能力。从1936年6月起，需要在半年的时间内实现小规模生产和试飞达标，完善生产工艺和生产管理，提升质量，最终到1936年底实现量产，在1937年6月前完成200架以上合格应龙I型的生产任务，并交付空军使用。
田春华将卡车开出了堆场，他回头望了一下，我们的祖国，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攀枝花矿区，总指挥张志坚走进帐篷，疲惫地一屁股坐到了垫子上，太累了，这个矿区的条件，太艰苦了。
张志坚是在海南钢铁基地，锻炼出来的新一代人才，来攀钢之前，他是海南煤钢化综合工业基地的副总指挥，年仅28岁的他，这一次来负责攀钢基地，成为基地建设的总指挥，对他个人而言，既是组织的重用，又是巨大的压力。幸好党委书记黄鑫帮他分担了不少，至少他可以只考虑主要的建设任务，而人力和后勤等繁琐的其它任务，都被黄书记和指挥部的其它同志分担了。
来到攀钢，他才知道任务有多么棘手。这里完全是毫无基础，原来就是荒山野岭，连生活都没有任何基础。所有的一切，都要从外部运过来，尤其是还没有路，完全要从零开始。
所以一开头，最优先的，就是“五通一平一住”工程，即通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排水、平整土地和建设工厂住宅区。
按照他的思路，从建设大钢铁基地的需求出发，重点解决最基本的问题，也是“食、水、电、煤、路”这5个字。
西华尽量保证了对施工的后勤保障，从粮、油、肉、蔬菜到其它副食品，都使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畜力艰难地大批调运进来，专门还有人负责在附近开辟菜地，准备在本地解决易于腐坏的蔬菜问题，鲜肉虽然困难，但午餐肉罐头是不缺的，这保障了施工队伍的体能。
大型供水厂和生活自来水厂还在建设中，短期依托河流，建造了多个小型供水站，通过化工的最新产品——塑料管道，实现输水，在中途还要用多个水泵增压，以适应起伏的地形。
目前，集结在矿区的施工队伍，已经超过了20万人，足足10台20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已经进场发电，不过柴油的运输，在道路崎岖艰难之下，非常困难，发电机还难以满负荷发电。真正供应生产电力的大型火电厂、输电网络和多级变电站体系，正在建设中，按照计划要求，必须在1935年内实现供电和输电。
附近的宝鼎煤矿被紧急扩建，通过“夺煤保电、夺煤保铁、夺煤保钢”的“三夺三保”大会战，抽调了3万多人，进行煤矿的紧急建设。按照李书记的指示，这个煤矿区，优质煤炭的储量超过8亿吨，能够满足攀钢大几十年的焦煤需求（按400万吨钢材产量，至少需要每年400万吨焦煤以上，未来随着技术进步焦煤使用量会下降），当然远期就要从云南邵通或者贵州六盘水调煤了。想到这，他还是觉得奇怪，李书记和上级是从哪里获得的矿山储量报告呢？
攀钢地处山区，道路的建设就尤为重要。张志坚指挥部负责的内部路网，包括平地至大渡口的平大公路、石家湾至华坪的石华公路、宝鼎煤矿专用公路、大渡口钢桥、灰老公路、密兰公路等道路。另外，攀枝花地区水系发达，航运也非常重要，预计要疏通整理超过130公里以上的水运航道。
其实不归指挥部管的外部道路工程更繁重，主要是昆明到攀枝花、邵通到攀枝花、宜宾经凉山到攀枝花，以及乐山经凉山到攀枝花这4条公路。
有了这4条公路，攀枝花就从山区深处，能够四通八达地与四川和云南的经济区联成一体，而其钢铁，也就能方便地运输。
不过，目前修筑攀枝花到外界的铁路难度很大，所以张志坚特别期待李书记讲过的，即未来要修筑“丽攀昭铁路通道”，连通云南丽江、四川攀枝花、云南昭通和贵州六盘水。不过这样高难度的铁路工程，至少也是建国十年之后才有能力实施的计划了。
攀钢的目标产能是年产400万吨钢铁，暂时投放的，是150万吨的生产设备。计划通过近2年的紧急建设，到1936年末，实现正常生产，到1937年具备150万吨满负荷的生产能力，然后陆续扩产，到1939年具备400万吨的全设计生产能力。
实际上，因为修筑难度大且短期运输困难，攀钢只能说局部是为抗日战争准备的，更主要的是，李思华想要发挥其钒钢钢材的性能优势，未来使之成为优质钢轨的主要供给基地，钒钢制成的钢轨，尤其适合在高海拔、高寒、冻土层地带使用。
为了攀钢建设，还调集了大量卡车，目前在矿区及附近，已经集结了超过3000辆卡车，作为运输主力。其它配套，包括木材加工厂、建材厂（砖瓦等建材）等，都在建设中。
让他自豪的是，攀钢使用的技术，是当时最先进的，第一个高炉，就是1000立方，未来还要建设1200立方或者1500立方的高炉。且由于其铁矿石含有钒钛的特性，一开始就汇集技术人员，在其它钢厂对攀钢的冶炼工艺，进行攻关。
甚至是工业布局上，攀钢也是特殊的，因为常规的大钢厂，是所谓的“三大一人”，即大平地、大厂区、大铁路和人字形布局，而攀钢的第一个主厂区，是一个山坡，长不过3公里，宽不过1公里，自然坡度超过了10%，所以自然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需要极为精巧的设计，采用先进的运输方式来节省空间。
所以张志坚面临的任务，是极为艰难的，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用自己十二分的努力，和同志们紧密配合，来攻克一个个难关，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建设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