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狼和羊的博弈？
毛泽东想了一会李思华的文明历史论，然而说道：
“你是想发明历史吗？这与现在不管是西方的说法，还是民国的说法，都完全不一样。”
李思华笑了，她说道：“发明这个词用得好。不过这不算是我的臆想。在我穿越前的那个时代，这种猜想已经非常盛行，在国内西部的考古挖掘，也证实这种猜想，有可能是正确的。对于我而言，只是借用而已，因为这种说法对于我们今天重塑中土的文明和历史观，非常有利。”
“古代文明的起源，由于文字的缺乏，实际上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弄清全部面貌的问题，人们只能通过考古，去窥视那个时代的只鳞片爪。说是管中窥豹，但必然偏差极大。”
“所以呢，就是各取所需。西方现在拼命伪造历史，试图证明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源流，甚至推演到了所谓古埃及身上，意思是还要早于中土文明。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伪史呢？”
“对于我们，西方的历史，不过就是公元1200多年后，蛮荒的蛮族开始崛起，至于公元1200多年前，由于西方历史造假太多，不予承认不予教育，认为那是黑暗原始时代。甚至就连公元本身，也是问题，我们会认为耶稣其实诞生于唐朝武则天之后，因为基督教的教义，明显受到了武则天时代景教改革后教义的影响。所谓公元，本来就不存在。”
毛泽东哈哈大笑：“你这样定义历史，是挖掉了西方文明的根喔，以后西方历史学家知道了，恐怕要恨不得杀了你。”
李思华无所谓地笑了笑，说道：“就让他们去恨吧，他们还是可以灌输自己国民假历史嘛。只不过走出国去，就会遭到质疑。因为我们即使还是穷国，但我们是文明古国，我们对历史的认定，自然会影响西方之外的其它国家，例如阿拉伯世界。”
“我们有真正的史书，对于这种说法，能够提供不少佐证，例如宋史对于凯撒的记载。西方有啥？挖个土洞、树起几根水泥桩子，然后从那里每年炮制出几十件的考古发现？还是号称在海底发现，结果却连海水千年侵蚀痕迹都没有的石碑？还是号称有圣人亚里士多德、用尽了整个古希腊甚至整个欧洲提供羊皮也不够的，居然能流传几千年的三百多万字的著作？还是几千年都不腐朽的清晰得像昨天刚画的埃及壁画？在西方开始历史造假的时候，手法太粗糙，太多的破绽留下，现在想补都补不了。”
“西方历史的真真假假，我们不管，但我们的历史就是如此叙述。自有相信我们历史的人，去挖掘西方伪造的历史，然后怀疑会越来越多，最后他们的历史只能在自己国内，外人都会以为不过是他们发明的。我们才是传承至今的古文明，我们对历史的阐述，才应该是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对于人类历史的解释权和定义权，应该掌握在我们手中。”
“所以建国后，我想将建国前，统一定义为黄帝旧历，而建国开始，则为中华新历，不再使用这个伪造的公元。例如今年1935年，就是黄帝旧历4632年。”
“西方要证明我们的谬误，就去找证据吧。不过他们伪造了那么多历史，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谁会相信他们的所谓证据呢？”
毛泽东笑着说：“我还要好好想一想，不过大致觉得这个方向是有利的。”
定国策的第二个大问题，是政体问题。
李思华先回顾了影响西方政体的几个主要概念：民主、自由、共和、三权分立，她着重说明的是自己的理解。
“西方的民主显然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人民当家作主，按其字根，是狂人政治，甚至是放纵的狂人政治。这很有趣，最早他们认为民主基本上就是发疯，一群人在一起能干什么？民主长期以来，在西方上层建筑中的印象不好，例如富兰克林就曾经说过，民主就是两只狼和一只羊商量吃什么，而自由就是一只武装的羊保护自己的财产。”
“类似富兰克林这样人的担心，无非是民主，可能导致穷人夺取他们富人的财富，所以长期以来，主要是推崇自由而否认民主，现在西方往往自称自由世界，还很少说自己是民主世界。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为了掩饰和包装其对人民的剥削性，会越来越以民主包装自己，而不再仅仅是自由，当然，他们将民主劣化为选票选举，而且会对所谓“民”的构成加以限制。”
“苏联也号称民主，苏联理解的民主，其实就是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属于人民，这就是民主。”
“毛泽东您提出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掌握权力，掌握政权，实际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按照我的理解，其实叫民本也许更合适，以民为本。”
“至于共和，就是各阶层基于自己的利益，参与协商并达成妥协。共和的性质，关键看能参与共和的，到底是什么阶层。美国就是共和制，但能参与共和的，其实就是资本家统治阶层的不同利益集团。”
“民国追求的也是共和，不过他们的共和，排斥了广大的底层人民，实际上是国民党军阀与豪绅们的共和，现在的民国，或许可以称之为党绅社会。”
“共和这个概念，本身是中立的，没有善恶。我们建国，肯定也是共和，只不过我们的共和，将是底层人民内部，包括合法的其它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协商。”
“三权分立，是西方所谓反专制的民主机制。实质上，就是西方上层建筑之间博弈的机制，以避免某一集团独大而其它集团利益受损。名义上的三权分立，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但这根本做不到实质的分立，其实只是一套形式。真正的三权分立，我个人认为是资本权、政府权与民权这三者。”
“资本权是西方实质的最高层权力，只不过由于其剥削性质太过强烈，为了社会稳定，被迫做了些自我限制，否则构成资本权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撕扯，就会让他们四分五裂，所以博弈之下，产生了另外两种权力，这也算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一种良性应用吧。”
“一开始，是政府权产生，资本权让渡的权力，被各个利益集团通过政府行政的形式来瓜分，彼此制衡。”
“然后随着世界革命的兴起，尤其是苏联的产生，对于资本主义造成了极大威胁，资本权不得不让民众的生活有所改善，不得不让民众有“权力”的感觉，例如可以通过选票选举，否则他们就会人心尽失，民权因而兴起。”
“所以未来，就是资本权与民权的博弈。例如美国，每个总统上台前需要选票，所以会向民权示好，答应一堆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上台后他需要资本的支持，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就会倒过来向资本权示好，这个时候自然民权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所以呢，慢慢地资本权和民权两头大，政府的权力则越来越小，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三权分立。”
“这种三权分立的存在，其实仰赖于资本权没有掀桌子，其实他们有着最后的控制权。如果社会进入到大危机阶段，影响他们的统治，那个时候就会图穷匕见，只有一权，哪有三权？”
毛泽东静静地听完了李思华的阐述，他精神有点兴奋，背着双手在屋里走了一会，思考着李思华的逻辑，然后严肃地说道：
“所以我们的政体，从文明和历史来看，是必须终结皇绅社会，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阶段，民主或者叫民本是必须的，当然这是我们理解的民主；人民内部也需要协商和博弈，共和是必要的；人民必须始终掌握国家权力，所以专政也是需要的。至于自由和三权分立，那都是西方的伪概念，我们当然不会用。总结下来，其实还是人民民主专政。”
李思华哈哈一笑，说道：“是的，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其实可以当成是一个笼栅，人民都生活在笼栅里。上层建筑的政体决定了笼栅的松与紧，过于松，人民之间就会各行其是，没有合力，难以管控。过于紧，社会就会失去活力，大家都被束缚着。”
“西方的整体，其实原来是紧的，因此遭到了反噬，现在他们放松了一点，不过通过宣传舆论让人民以为是放松了十倍，以此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和实质利益。”
“我前世时我国的整体，一开始也是紧的，那是一种怕人民受到伤害的紧。不过后来转变后，就变得松了，而且是口头还是说紧，其实很多方面已经松得超过了西方。”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严肃地说道：“所以真正困难的，是名实相符。人民民主专政，说起来很简单，但如何做到，就非常难。”
“在你告诉我的历史中，我们是用了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政治协商会议吸纳其它阶层意见、隶属于政府的司法系统执行司法，以及政府行政的体系，名义上肯定是完备的，但实质效果，则是一定会大打折扣的。”
李思华点头，说道：“是的，人民代表大会，很多时候被称为橡皮图章。意思是人民代表只不过会举手同意。这种说法当然有所偏颇，实际上，人大有常务委员会，有很多专业委员会，用专业人员去进行专业方向的提案审核，只不过，这样的努力还是不能让人满意。”
“人大代表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代表性。后世有一个阶段，人大代表简直成了所谓先进的代表，例如什么私人企业家，企业做大了，就能变成人大代表，简直莫名其妙，他们凭什么是人民的代表呢？他们凭什么代表先进？人民代表，不应该是底层人民自己的代表吗？”
“但是，如果真的是底层人民的代表，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即专业性。人大审核的各种法律和提案，他们很可能根本就看不懂、听不懂，自然也就易于被有心人操纵，所以才会是橡皮图章。”
“第二个问题，是时间的限制性，一般的人大代表，平时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完，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放在有关人大的事情上呢？例如要花时间去调研某种现象。而如果是专业的脱产的人大代表，其实又失去了代表性。”
“第三个问题，是随众性。对于不懂的法律或者提案，他们本能地就是看其他人同意与否，如果其他人同意，那么他们本能地也就会举手同意。”
最后李思华总结说：“从后世的实践来看，这三个问题，很难克服。美国的立法，则是专业政客们之间的博弈，他们本身就是资本家利益集团选出来的专业打手，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皱起眉头，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革命成功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形式上，把权力交给人民，可是他们真的还不会行使权力，所以教育才是根本啊。”
李思华摇摇头，说道：“恐怕教育，也未必能解决这三个问题。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肯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帮助的，但是人的精力、智力都是有限的，其实还是达不到完全的要求。”
“所以我只能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例如通轻否重原则。建立一只包括多个专业的专业调研团队，对于人大的法律和提案进行专业调研，提供专业委员会进行立法，立法很容易被通过，此所谓通轻；但是法律只能试行3年，人大代表们，必然有一部分，会在试行中，体验到法律的好与坏，3年后再进行调研，然后对法律正式进行表决，只要一小部分的人大代表反对，则法律作废重修。这就是通轻否重，通过不重要，否决才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要坚持人大的底层人民代表性，后世农民的代表有多少？按照人口的比例简直是少得可怜，那谁代表他们的利益说话呢？所以要按照人口的比例来，而且要真的是农民代表，而不是干部代表。教育就是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的，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就不会是什么都不懂，被人糊弄。”
“再就是，坚持人大代表的独立性。党要建立起一套底层的选举体制，让候选人，被选区的广大农民所熟悉，而不是简单递给农民选票，上面有几个人，让他随便勾选，那有什么用呢？不是糊弄老百姓吗？在选举前，党的基层组织，要对人民进行专门的培训和教育，向他们介绍选区候选人提出的主要主张、意见，这样底层人民才会有自己的真实意愿的选择。”
“这样选出的人大代表，党组织就要保护他的独立性，例如他的意见，违反了政府目前的政策，这可不是反革命，而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要让他说出来，到人大来进行决策。”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他认为自己还大大低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难度，未来这应该是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点，体制都是不完善的，需要的是不断改进。
李思华接着介绍了她在海南和缅甸，对于司法和执法模式的建构，重点是“事实正义”原则，和执行上的民事侦缉警察体系。
在政府方面，则是坚持“党大、政府小”的二元体制，党应该坚持对政治权力上重要部分的全面掌握，不能让党变成政府的附庸，当然反过来也不是让政府就变成了党的附庸，两者各有独立性，这也是一种制衡。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搞法，在政府工作的同志恐怕会有郁闷，政府受到的限制很多，似乎不如在党内工作来得舒畅唷。有的同志说，到了政府，发现自己真的是去当公仆了，谁都来踩一脚。”
李思华也笑了，说道：“确实，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政府是行政，是现实执行政策，每天都会碰到小问题，而权力有限，自然郁闷可能较多。党嘛，决定方针政策，要出问题就是大问题。不过我相信，最后总会达成了一种合理的惯性和习惯，就像是银行的业务与风控之间的关系。”
“行政可不是打仗，要甩开膀子大干，几乎是不现实的，相比军事，更多的是带着镣铐跳舞。我们太多同志都是来自部队，暂时不习惯也是正常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所以总结你对我们的政体的思路：原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践上首先就是调研—专业委员—人民代表，进行通与否博弈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立法权；然后是调研—法院加检察院的事实正义的司法体系，这是司法权；最后则是党大政府小的二元行政体系，这是行政权。这就是我们特色的三权分立。”
李思华拍了一下手，赞许：“主席您这个总结非常精辟。”
她继续说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司法体系中是否要加入律师辩护，我还没有想好。律师对于案件当事人的权益，理论上是一种保护。而且普通人很难懂法，很多情况下，也需要律师这样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协助。但律师很容易变成讼棍，大多数情况下，是为当事人在寻找法律的漏洞，用说词来尽量减轻罪犯的刑罚，所以正负的效应都很明显。美国普遍使用律师，现在泛滥的情况大量出现，实际上让社会法律的成本大大上升，而且富人借助律师的协助，很大程度上逃脱了应有的法律惩罚。所以短期我是没有引入律师体制，可能需要未来再斟酌考虑。”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说道：“政体，是国家之根本，老百姓对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实际上对国家的影响极为深远，国家朝什么方向走，就是政体决定的。不可不慎，我们需要广泛地从同志中征求意见，在建国前不断辩论和完善，以求在打这个基础的时候，就能比较完备，以免未来走偏。你这个方案，恐怕争论会非常大，心里要准备好。”
李思华点头，她当然知道，这等国家根本大事，绝无可能让自己一意孤行，一定要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