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六千万人的大流动
现代社会驱动政治的，几乎都是政党。
李思华说：“现代政党，一种是以美国的两党制为代表，他们每4年一次竞选，轮流执政；另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共产党一党制；国民党实际上是一党制，但允许了剥削食利阶层的一些其它利益团体，成立其它的党，参与政治，但军队是党军，其它党派无权干涉，所以还有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声音。”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共产党以一党制为主，是必然的，难道还能有两个代表底层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团体吗？如果真的有，必然有一个是假的。我们的军队也是党军，军队是保障底层人民利益的，不可能让其它阶层干预，否则我们党，不就成了虚的吗？”
李思华接着说：“所以核心问题就是两个，第一是一党制下如何保证党组织的清廉、活力、效率和能力；第二是要不要像国民党一样，允许代表其它阶层利益的政党存在并参与政治。国民党的一党制，弊端是非常明显的，腐败透顶，也根本没有所谓效率和能力。”
毛泽东：“在我们党内，一定要强调纪律和教育，不能保持革命思想的干部，必须要从党内不断清除出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你那个纪律委员会加上监察部门的体制不错嘛，这个体制配合上每个部门每一层级的调研机构，以及定期和突击的专业财务审计，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腐败。另外，我同意对于腐败，在法律上归入重罪，严惩不贷。至于其它党派，我是倾向于赞成让其存在的，至少可以对我党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嘛，而且这些阶层也需要有自己人，代表他们说话。”
李思华笑了笑，说道：“主席啊，你可能有点太乐观啊。”
毛泽东哈哈一笑，他又抓起一只烟，熟练地用火柴点上，往椅子后背一靠，有点眯着眼，然后说道：“这个我知道，对于你告诉我后世的腐败情形，确实是触目惊心，搞到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这种大面积的坍塌，已经不是反腐体制的问题，而是大面积信仰崩塌的问题。究其根本，还是文革最后失败，只好改革开放，面对西方，一时没有了信心，信仰就此没了，监督机制当然也就不起作用了。”
这些天连续思考下来，毛泽东对于文革失败，他的路线在其后被扭转的这段历史，已经能够坦然相对。毕竟，在今世，一切尚未发生，还来得及思考新的路径不是吗？
李思华笑了笑，说：“是的，我们在机制方面，能做的只是尽量建立起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多元化监督机制。而根本上，还是需要我们的党，整体能够始终保证信仰和战斗力。”
“一个组织，蓬勃向上的时候，腐败自然难以发生。因为绝大多数成员对于未来充满希望，他们上进求好，自然对于腐败难以容忍；相反，如果一个组织坠落向下的时候，很多成员失去了希望，他们就会对于类似腐败这样的情形视而不见，甚至自己参与腐败，对于前景没希望，捞钱就变成他们最现实的选择了。”
“不过，对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这个方面，我有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有点诧异：“那你说道说道。”
李思华说：“如果是为了装点门面，让我党的一党制，在外界例如西方那里看起来好看一些，民主色彩浓一些，我不反对民主党派的存在，不过也没有什么实在的作用。不过我需要提醒的是，要避免民主党派，对我党的腐蚀以及对政策方针的扭曲。”
毛泽东的脸色严峻起来：“你继续说吧。”
李思华：“包括周恩来等很多同志，一向主张在抗日大局面前，要有统一战线。但我认为，所谓统一战线的作用，大概也仅此而已，在抵御外辱之外，统一战线的存在，真的是利大于弊吗？”
“我们要注意到，民主党派，他们的立场，是基于他们代表的利益团体的，有些甚至不能说是代表某个阶层，实际上并没有广泛的代表性。而这些利益团体，大量地属于剥削食利阶层，与我党保持所谓良好关系的民主党派，其背后的利益团体，大约也不过是所谓良绅而已。”
“所以在革命胜利后，本质上，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与底层人民利益的方向是冲突的、不一致的。为此维持统一战线，只不过让他们能使用各种方法，来影响我们的决策、政策、方针，使之偏向他们所代表的方向。”
“这倒罢了，为自身谋利，本来就是他们存在的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利用国家发展中的失误，传播不良的舆论，影响教育的方向和内容。前世1957年的反右，难道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吗？有得到那个时候，我们被迫出手，还不如预防在前。”
“我对于这种思想上的破坏，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在教育上走的方向，一向是组织自己培养人才，无论是理工科的高端人才，技术人员，还是现在开始的社会科学和文科教育，尽量少用这些旧时代的文人。甚至对于中小学课本，我都要亲自审核，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思想的破坏。他们无从影响我们当前的政策之下，要防止他们影响下一代，影响整体的社会舆论。他们无从用枪炮打倒我们，就会想着用语言和思想，逐步打倒我们。”
“我对于所谓民国的大师及其徒子徒孙，是非常讨厌的。前世很多后来不好的思想源流，就是他们在学生中，一代代推陈出新的，例如胡适这个汉奸，到我穿越前还有人歌颂他，仰慕他所谓的只管自己、不用管国家和民族的自由主义。所以这不是政治分肥的问题，这是影响未来百年人心基础的大问题。”
毛泽东的脸色变得严峻，他想起了李思华谈过的一些前世历史中的事件。
李思华：“当然，国民不止于底层的人民，还包括其它阶层的人民。我们应该建立起合理的机制，吸纳他们的合理建议和诉求，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这未必需要通过民主党派这种后患无穷的模式来实现。”
“尤其是我们的有些举措，让我迷惑不解。例如前世，我党鼓励追求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居然不是吸收他们入党，而是鼓励他们去加入所谓六三学社，这算什么？是我党的组织，天生排斥高级知识分子呢？还是觉得他们都属于另一个阶级，要自己组织起来，与我党博弈？自己去制造出一个可能与我党路线不同的政治组织，不说是蠢吧，我也很难有高的评价。”
“所以我是不同意民主党派参政的，这种政治分肥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做。当然议政是可以的，现在对于西南的一些所谓名流，我们是邀请他们作为各级政府的咨议，但也仅此而已。”
“另外，我还有个策略，计划将这个阶层的人士，尽量送走，等过两天，我们谈地缘战略的时候，再具体和您协商。很多同志认为这些民主党派中不乏精英和可用的人才，我是不做此想的，人才和精英，我们可以自己培养。和我们不是一条心的人才和精英，也许对我们的破坏性更大。”
毛泽东点头，说道：“不过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还是要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可以减少革命胜利的阻碍。”
李思华却摇摇头：“确实可能减少了革命胜利前的阻碍，但也可能导致革命胜利后十倍的代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传记作品《断头王后》中，对于那个王后，有一句评价的名言‘她那时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所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我可担心，未来我们未必能付得起这个价格。”
毛泽东哈哈大笑，指着李思华说：“你啊，就是一个死硬派！王霸之道，你就是霸道！还是想以力胜之啊。”
政党之后问题，是军事和军队。
李思华首先总结了前世人民军队的发展路线：
“在我穿越前所了解的，毛泽东您布局的人民军队，其实与西华现在的军队格局，是差不多的三级体系，野战部队、地方游击部队，再到地方民兵。”
“但是发展到后来，这一套人民军队体系，确实已经名存实亡，尤其是民兵组织。”
“我认为，后来的军队实际上是野战部队加上武警部队的两层体系，而第三层民兵，虽然在地方人民武装部名义上还有预备役部队，其实与原来的民兵相比，根本就没有太多继承性了，只有局部地域由于需要，例如海上民兵，还存在少数组织。”
“为什么民兵会逐渐消亡呢？因为上层建筑变化后，发现民兵在军事上是无用的。在国家逐渐强大的背景下，敌国入侵我国内地的风险逐渐降低，而战争向高技术化发展的趋势，两重因素作用下，使得维持庞大的民兵体系，似乎没有作用。所以先是停止了民兵的武装化，然后逐渐自然地减少了民兵的存在。”
“当时我的观察是，民兵的逐渐消亡，其实是基层管理和组织逐渐减少的一部分。全国和全民转向经济发展，基层管理和组织这种太过革命化的安排，似乎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且成本太高，似乎有正常的各级政府机构存在，就足够了。实际上，这是去革命化的一部分。”
“当然，这种基层弱化的趋势，在后来遭到了不少反噬。例如新疆和西藏被煽动起来的恐怖活动；例如落后地区的乡村，重新落入贫穷而瘫痪的境地，东莞当时有的小姐，居然回乡过年，还要到村长家“值班”，村长完全变成了恶霸；例如某明珠大城市，在抗疫中表现出来的基层涣散和无能为力。”
“从2010左右开始，对于基层涣散，上层建筑有所重视，但说实话，除了新疆这样的重点反恐地区，改进幅度有限。”
毛泽东的神色非常严峻：“基层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就一定有别有用心的人，会去占领。”他对于李思华前世这些“沉渣泛起”的丑恶现象，尤其是落后乡村的治理瘫痪，痛恨至极。
所以两人一致同意，必须长期加强，而不是逐渐降低对基层的管理和组织。
李思华说：“我们的民兵组织，真正在建国后，我想将之与教育和基层组织干部体系，结合起来。”
她解释说，如果保持10%的人口比例是民兵，那么这10%主要就是选拔次优的年轻人，最优秀的可能进入大学或者军队。这批次优的人，也可能在年轻人比例中要占到25%或以上，建国6亿人口的话，要超过6000万人。那么多的人组织起来干什么呢？就在本地作为当地的青年积极分子的先锋队吗？激情能够保持多久？尤其是农村，一帮乡村青年，能有多少见识，带动当地的发展和思想进步？
所以要让他们教育起来、流动起来。
“在教育方面，建议在城市和乡寨，都要设立民兵流动教育站。城市和乡寨中，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经济组织的管理人员，都要作为长期兼职的教师，还可以专设一些专业教师。他们对来到城市和乡村的民兵进行教育，或者是政治思想，或者是自然生态、动植物知识，或者是农业种植养殖科技，或者是加工业的经营和管理，或者是机械电气操作，或者是企业的组织和管理。”
“这样的流动教育，如果一个民兵在各地经历了三年或以上，尤其是乡村青年，几乎可以肯定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一个远比过去，呆在自家乡村要有能力、有思想的人。”
“在流动方面，建议每个民兵要打散，三三两两地分入其它地区的民兵组织，而不是在当地。每一年轮到一个地域，参与当地乡寨或者是城区的工作，担负最基层最繁琐的工作，担负劳动任务。白天工作，晚上夜校，全面占领他们的时间，让他们在劳动、学习、工作锻炼中，逐步成为我们理想的接班人。”
“如果建国初期，我们实行九年业务教育，从7岁开始上学，那么16岁是初中毕业，学习优秀的人上高中，部分上技校或中专，两部分的人员大约25%足够了；其余的75%青年中，25%就选拔进入民兵。”
“从16岁到21岁，总共是5年，每个民兵应该在各地轮流驻扎5个地域，每年1个。例如从四川到陕西，再从陕西到山西，从山西到内蒙，从内蒙到新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选择基层干部的过程，也是一个大移民的过程，在5年完成后，尽量劝说他们在外地，尤其是祖国需要的地方安家落户，还可以带动他们的家人，前来新的地方安家。”
“这样大规模地流动起来，大规模地教育起来，大规模地训练和组织起来，大规模地在异地参与劳动、生活和工作。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拓宽了眼界，学到了能够实践的知识和本领，思想得到极大的拓展，就能够告别愚昧、拥抱现代化。未来的村长村干部、乡长乡干部、区长区干部、街道干部，主要就来自这个民兵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半军事化的一面并没有弱化，但其它的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就是一个超级干部学校、超级教育学校、以及一只超级劳动力大军。”
毛泽东倒吸了一口冷气：“你这是要让全国都流动起来哈，六七千万人，成本能撑得住吗？”
他发现他和李思华谈话，总是很难坐得住。或许是因为她时有惊人之语，让人难以平静下来的缘故。
李思华认真地点了点头，解释说：
“我自己仔细想过，成本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这个大计划实施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粮食，这一点我们下次再讨论。”
“如果有足够的粮食，那么问题就不大，耗费主要是在交通上，在路途中除了消耗粮食，住宿是帐篷、行动要靠运输发生成本，但到了地头，他们其实是替换了本地的民兵，充当当地新的劳动力，并没有增加新的人员，当地的粮食消耗并没有增加。”
毛泽东兴奋了起来，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开始走步思考，一时仿佛忘了李思华还坐在那，让她感觉有点好笑。
毛泽东却顾不上，他想象着这样做的好处，每个乡寨和城区，每年不断有在各地获得各种本领和经验的民兵前来，替换成为当地的生产人员，他们为原来封闭的当地小圈子，带来了巨大冲击，不但他们自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从普通青年到革命战士的转变，而且用他们的见识、经验和热情和组织，可以带动本地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可以提供新的思想思路，可以打破原来千年不变的宗族、陋习，让当地的民情风尚，焕然一新。
李思华曾经和他说过，前世解决就业难题，是靠尽量推迟青年人的就业时间，尽量都上高中，到后面尽量都上大学，平均就业年龄因此推到了20岁之后，因为社会实在无法提供那么多的职业。这样的普及，实际上降低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结果是太多的青年，等到22岁大学毕业后，没学到什么本领，大量的人最后也只能家里蹲，或者从事一些最简单的工作，例如送快递，这样的浪费下，多数人的大学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李思华的这个计划，通过民兵组织这一形态，让大量青年，经过5年伴随高度实践的教育和工作，到这些青年21岁后，生存的本领、成熟的思想、实际工作的能力，恐怕反而会超过前世，甚至超过很多，实践出来的。
他停了下来，转向李思华：“所以问题就在于经济成本？这个计划非常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起来才能让革命深入，这也能打破地方主义和在地方上形成新的势力固化！”
李思华补充说，这也是教育过程，5年过后，我们也发文凭，相当于大专毕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准备，并没有弱化，这5年本身也包含了军事训练的内容，恐怕这样反而能够学得更多。
主席非常同意这点，比较关键的束缚，即经济成本，需要算细账，如果开始支撑不了，那么人数就减少一些，逐步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