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抗日整军与公有制激励
李思华非常赞同主席所说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她说道：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一定不能让新中国的乡村和城区，再继续保持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很多的地方，不是没有好的资源和发展进步的机会，而是没有发展的热情、没有发展的思路、没有团结改变的决心和意志。愚昧和懒政，始终动摇不了，甚至沉积和发展。”
主席笑了笑：“所以民兵组织就是一条超大的鲶鱼，让整个中国活跃起来、行动起来、进步起来；民兵组织也是一股洪流，让它冲走整个中国旧社会上蓄积的沉渣烂滓，例如什么外地人歧视、乡土圈子之类的垃圾文化。我们就是要搞事，搞到整个中国的传统社会都流动起来，行动起来！”
在两人对于人民军队的三层组织架构基本确定后，讨论了野战部队和二线部队的定位和发展问题。
李思华对前世军队的发展总结是，野战部队走向了“职业化军队”，这是因为战争走向了高科技化，所以对于军队人员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大部分军人逐渐变成技术人员。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坚持军队的“人民化”是做不到的，能做的是不断的思想教育，是“人民子弟兵”的始终定位，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所以要保护人民，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基本的出发点。
她的神情变得沉重，历史的演变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变，她告诉主席：
“虽然思想教育上如此，但在行为上，要求野战部队长期融入人民，就不现实。他们需要不断的非常连续的训练和学习，没有那么多时间，参与帮助人民劳动等行为。几乎都会在军营和驻地，或者就在演习中，这是新时代会逐渐发展的特点。”
“从野战部队的技术发展方向看，二战阶段是坦克装甲兵的辉煌时代，我们现在努力追赶的，就是这个方向。但等到核威慑建立，大国之间基本实现和平的时候，就要在大规模装甲化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作战能力，前世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时，其它各国才醒悟过来。在我们这个时空，我们应该先走一步，军队要努力实现在全球最早的信息化、电子化。”
“二线地方部队，主要职责是守卫。这在前世的武装警察部队中，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职能。”
不过李思华并不喜欢“武警”这个名称，警察就是警察，将警察与军队混在一起干什么？她建议叫做“国民守卫部队”，简称“国卫部队”。
谈到接下来的军队发展，李思华的神情才变得兴奋起来。她说：
“由于抗日战争及建国初期的需求，我的计划是，在1937年先发展到180个师300万人，国卫部队300万人，合计600万军队！”
“这些数据，我是根据对日军的了解而确定的。前世抗战14年，日本总共投入的兵力高达700万，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战场上，至少有105个师团，兵力约410万。到1945年投降时，中国战场上日军还剩下53个师团，兵力一百多万。在侵华的大部分时候，其平均兵力保持在200万人左右。”
“所以日军的总动员能力，就是700万军人，其实在初期是达不到的，在1937~1939年，能达到400万人就不错了。”
“如此，我军600万人对日军400万人，加之武器装备具有一定优势，尤其在装甲坦克和空军能力上超出，就能够实现以力破敌，尽快在大陆击败日军，实现国家统一！”
她进一步阐述了她对抗日战争的军事设想。
“现在还只能对抗日战争做简单的想定。1937年战争爆发后，南方先交给蒋介石政府，他们的失败更能反衬我们的强大，让人民相信我们才是国家的拯救者，从而大大降低统一的阻力。”
“初期我们的战场在北方，我们将以至少250万的基本机械化、装甲化的陆军为主力，在国卫部队配合下，击破北方的一切日军，占领整个华北，然后封锁东北，从山东南下，反包抄东南沿海的日军，以此胜利，顺利击破最后可能萎缩在中南和华南的蒋介石国军，最后再全军出击东北日军，完成大陆基本统一，建立新中国！”
主席激动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李思华的战略设想，和他的基本判断差不多，不过他现在还没有李思华对于西华部队，有那么深入的了解。李思华在讲述未来的历史时，非常推崇他的《论持久战》，认为是全世界“阳谋”最高智慧的经典，不过如果能正面短期击败敌军的话，谁愿意持久战呢？国民将因此少掉多少牺牲，而国家也因此能保留更多元气。
从了解了西华的实力开始，他就在推演新的抗日战争的路径，计划用几次空前的大会战，消灭日军的主力，次序可能从华北而中原，中原而江南，最后是东北，他正准备写一部《抗日战争的军事策略》的新书。
他脑子里不由得浮想联翩，已经有点沉浸到战争的推演中。李思华笑了笑，今天就到这里吧，下次再继续讨论。
而下一次接下来两人讨论的，是政制问题，所谓政制，就是政治制度，关键的核心，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问题。
主席最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深，他向李思华说道：
“我看西华现在的所有制，是以党组织管理的公有制为主体，但不限制私有制发展，不过对私有制企业或生意，做了各方面的限制，主要是保护底层人民的利益，以及限制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大量占有，你那个1%或2%的创始股权，在同志们中的议论非常多。”
“农村实现公有制，实际上是通过乡寨来实现集体所有制，你那个乡寨，似乎有公社制度的影子？”
李思华点点头，说道：“是的，乡寨可以说起源于公社。主要的区别，在于前世的公社，其实还是分散的，是各个自然村组成，只是用了一种组织形式来统合，但对于乡村的生产和布局，其实没有改变。”
“乡寨不一样，它首先是集村并寨，将乡村的人口汇集到一起，构成了一个可以基本城镇化的小镇，这样可以使得乡村，也同样具备城市最基本的生活元素，例如购物、简单的娱乐、基础医疗、基础商业等。这是一种城乡一体化的尝试。”
“农村以乡寨形式组织起来，就可以进行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例如更多更普及的农业机械化，例如广泛的多种经营、多种养殖，例如先进农业的普及，例如对农业生产更科学的规划，对于新品种、新生产模式的推广，力度完全和自然村落不一样。”
“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形成梯次的农村人才结构，形成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和商业生活，农民的观念、知识水平才能提升，进步也就能加速。”
“从当前的实践看，初期还是比较成功的。在乡寨整体的支持下，例如单个家庭的庭院经济、家畜家禽的养殖，得到了非常快的发展，因为农民可以非常容易地从乡寨，获得必要的种苗、幼崽，而全程都能得到在乡寨汇集的初级农业技术人员的支持。缺乏劳动力的，也能得到乡寨整体安排和民兵组织、合作社的支援。这两年缅甸农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大概是最好的明证了。”
主席点点头，感叹说：“前世我们以粮为纲，实际上粮食也没有多产出，但忽略了让农民开拓其它农业生产和经营，这也是导致农村萧条和贫穷的重要原因。”
李思华安慰他，说道：“主席啊，前世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工农业剪刀差，为了发展更重要的重化工业，导致农村缺乏资本来发展，就算是养猪养鸡，不也得买幼崽，还要全程的饲料吗？农民连这点资本都没有，所以养殖业哪里发展得起来？”
主席沉重地说道：“所以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资本都是最大的限制啊。这在我们建国后，问题仍然很突出。你从美国赚的那些钱，总归是不够一个大国发展的。”
李思华苦笑了一声，哪里能够？她从美国，预计最后能提供四十亿美元左右的资本，已经去掉了一半了，还要应对抗日战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点资本怎么可能足够？她预计建国后至少二十年到三十年，肯定是资本短缺的。
“主席啊，我们应该高兴。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工业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即使是现在，相比前世建国的时候，也好了十倍不止。至少在这个时空，不需要您再去莫斯科，被斯大林有点侮辱式地接待，不过是为了区区3亿美元的贷款，156个项目而已。就这3亿美元的资本，还被迫放弃了对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主权。”
主席深沉地说：“是啊，沙俄侵占了我国超过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加上外蒙和唐努乌梁海，就是330万平方公里以上，占掉了清朝国土的1/4。就是这样，为了区区3亿美元资本，前世我们还得忍辱负重，苏联还觉得是对我们多大的恩惠。力胜同志，感谢你啊，让我这一世，不必再这样对苏联低头忍辱。”
李思华笑了笑，她将话题转向了公有制。
她指出，我们推行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体系，就必须对公有制的弊端高度重视，不能只是大唱赞歌，历史上、世界上都没有完美的体制。正视弊端才是进步的前提。
公有制最大的弊端，是因为很难直接体现“公有”，需要国家作为中介，来将公有制创造的财富对底层人民进行分配，于是劳动者个人与生产资料、产品之间被分离了开来，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与私有财产没有了直接和必然的联系，这就可能导致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从而抑制生产力的提高。用西方经济学术的语言来讲，这叫“产权不明晰”，他们认为只有产权结构被明晰，经济组织才是有效率的，其实就是变相地说只有私有制，才是有效率的。
另一个弊端是，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公有制下，难以进行“破坏性创新”或者叫“颠覆式创新”。这个说法虽然太过绝对，但仍然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对于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层而言，资产保值增值才是他们最重视的，他们不是“主人”，只是“管家”，于是就难以做出会颠覆过去收入来源的创新举措，倾向于保守而不是创新。一言以概之，是守家之犬，而非可以到野外积极打猎的猎犬。
主席听得非常专注，这对于他而言，属于新的知识，他原来知识结构中，比较薄弱的经济部分的知识，这让他也感觉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公有制的缺陷，自然就是私有制相应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允许私有制，最根本的并不是从公有制的缺陷出发，而是我们要承认利己主义的合理性，这是人的生物本能，我们不能完全否认。
李思华认为，从弥补公有制的缺陷出发，可以考虑如下的策略组合，她的思路是：
“主席啊，我的总体思路是，允许私有制在限制下合法合规发展，对公有制经济形成补充。所谓限制，根本性的就是两条，即保障雇工的合法利益，以及限制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过多占有；所谓对公有制的补充，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让私有制作为鲶鱼，鼓励私有制企业在那些高风险、创新性、颠覆性的领域去先行发展。”
“例如未来的高科技领域，如果他们闯开了初步的道路，我们可以用国家基金、风险投资的方法扶持其发展，以混合制企业的方式，控制重要的战略科技产业；另一种就是公有制不可能占有所有的产业领域，例如小商小贩，例如城市中创新的服务业，这些领域，完全可以让有头脑的私人，去发现市场并投资创业。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从维护公有制角度出发的利己主义，这里的利己，就是有利于维护公有制。
“在公有制企业内，要保证一定的物质激励机制。我们擅长并相信政治思想教育，这其实是一种精神激励，但不能完全依赖精神激励，时间长了很难维持，必须配套物质激励，精神加物质的双重激励，才能保证公有制企业管理层和工人们的长期积极性。目前开始试行的“管理层和员工分红股”以及管理层相对于员工5倍以内的高薪机制，都是一种尝试。”
“对公有制企业的创新和颠覆发展，要有新的办法。我有一个想法是，物价局现在是核定各种工业品成本的，直接将所有的工业品成本抬高5%，相应售价可以同步提高5%，不让企业受损失。这5%被税务局以创新税的名义征收税款汇集，然后通过系列机制，用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例如，其中4%的资本，是用来研发那些方向比较明确的应用科技的，例如纺织行业，也许就会有某种方向的新型织布机。对于这类创新，企业自身可以投标，企业可以和相关研究所联合投标，研究所可以单独投标，社会上科技人员可以组织私人企业，以其技术团队单独投标，反正是各种具备研发能力的团队，都可以提出申请，提交研发方案，获得研发项目，成功后国家将相应技术，赋予缴纳了5%创新税的相关企业，让其获得研发的技术，改造生产力。”
“而剩下的1%的资本，是用来研发那些方向并不明确、甚至根本不知道未来有没有用的可能“虚无缥缈”的潜在科技，只要能够提供通得过科学家创意审核小组的审核，认为可能有点希望的，就小额地提供研发资金，让其实践个人看起来疯狂的科学想象。这1%的钱，要做好基本上打水漂的心理准备，绝大多数资金，肯定会被无效益地烧完，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哪怕是几千个不靠谱的想法和项目内，只要最后能够烧出来几项好的科技，我们最终就不会亏本。”
“我以前听说，蒸汽机就是西方喜欢科学的庄园主无聊之下，搞科学玩具搞出来的，而且刚刚出来的时候，除了新奇，也没有人知道这玩意，未来会有那么大的用途，居然会形成了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
“所以我的思路，是以全民承受工业品价格提高5%的代价，来给国家科学研究体系，提供永续的研发资本。在现代科技研发中，资本才是第一生产力，有时候，其重要性还超过了人才，因为在不断的资本投入下，科技人才才能被训练和教育出来。”
“当然这样大的资本投入，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除了设立专门的监督部门，以及教育部、科技部、能源部对于相关领域项目的交叉监管以外，在调研体系内，要设立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科技调研部门，专门对项目审核、项目进行、科技应用等方面进行调研，避免对研发资金的滥用，总之，要建立一整套严密的监督规则和惩罚条例。”
“还需要建立机制，督促公有制企业，不断进行小步快跑的技术改造，不断提升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是仿照上述的研发资金来源，对战略资源和具有准垄断性的重要工业原料，增加10%的技改成本，提取出来作为专门的技术改造补贴。对于那些公有制企业合理的技术改造项目，企业自身筹款一部分，国家用这个技改税支持一部分，即愿意技术进步，国家就支持补贴，否则就没有。”
“公有制技术企业的利润，需要规定不同的比例，专门用来进行与产业和产品相关的科技研发，即企业必须有研发投入列支，这也是强制性的，经济调研员们，要将之作为调研的重点，凡是发现企业领导挪用这笔资金的，将之作为重大经济犯罪行为进行追责。”
“总之，对于公有制企业的激励，以及提升效率，将是我们经济战线的重大挑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成败，是核心关键的重大任务。”
主席沉默了一会，他的神情有点凝重，说道：
“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步步歇。包括我在内，一直以来，都是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革命成败压力，对于未来国家治理，学习和思考是很不够的。你的思路我清楚了，短期我是无法表示赞同或者反对的，过一段时间，我思考成熟一些，再和你探讨。总之，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新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而现在看来，管理和激励好公有制企业，就是建设新世界的关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