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就是不走寻常路
接下来是民族问题。
这个问题，主席没等李思华阐述，就笑着说：“你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思想，对于党内的同志们，思想冲击是很大的。原来很多人是相信民族自立自决的，现在就不一定啰。”
李思华有点不好意思，说道：“那是同志们原来没有朝这样的方向想。我是因为一早就觉得，不能放弃东南亚，因此一直在这方面研究。”
她接着说，她认为要解决民族问题，第一个角度，是要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让自身拥有对民族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第二个角度，是要从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出发，从解放底层人民的使命出发。
所以她建议，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总体原则是：
“从历史和文明的起源看，亚洲诸多的“民族”，几乎都是从祁连山到阴山的“昆仑”发祥地，走出来的部族，都是中华民族的苗裔，现代东亚各种“民族”的表象不同，只不过是部族不同的发展历史，所赋予的时光印记。例如东南亚各部族，就是从大陆西南，逐渐南迁的各种部族。”
“凡属中华部族苗裔，则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除非你自己不承认。不过那些不承认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分子，又算什么呢？他们没有资格绑架整个部族的人口，同意和支持他们的独立企图。”
“中华民族内部，一律平等，没有优待，也绝对禁止歧视。国家对于边疆地区，会有一定的支持和优待，但那是对于贫困区域的所有人民的，不会对于某个部族特意偏颇。”
“普通话国语，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字和语言。所谓的少数民族语言，一律视为对国语的“注音符号”，不被视为语言，也不会刻意去推广。所有儿童，教育的一开始，就必须以普通话国语，作为教育基础，至于那些注音符号，在教育系统内除了研究者外，不纳入教育内容。”
“对于有独立倾向的这些部族的上层，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以严厉镇压、坚决消灭为主。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目标同样是，坚决消灭上层剥削食利阶层，解放底层人民，他们将享有未来作为新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承担相应义务。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民族自治，所谓自治，不就是维持原来的统治架构吗？上层还是那个对我们离心离德的上层，下层还是被这些上层统治，愚昧甚至被煽动仇视我们。如果这样做，那我们究竟是在干什么？是东郭先生呢？还是自欺欺人呢？”
“我认为建国后，我们需要实施民族大混居政策，各地居民广泛地异地移民安置。二十年中，要彻底地打破所谓的本乡本土的地方主义思维。人口流动起来，才能开阔眼界，学到本领和见识，从而能够进步和学习，一辈子呆在一个小地方，傻乎乎地敌视外人，那就是一个个的井底之蛙。”
主席基本赞同李思华的构想。他指出，如果要在国内消弭民族差别和意识，必然也是长期的斗争，甚至伴随着独立势力的反抗，鲜血恐怕是少不了的。
所以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一定要彻底动员起各部族的底层人民，通过乡寨组织、流动民兵以及其它形式，将他们从原部族上层的统治中剥离开来，融入到另一个大集体，真正人民群众的大集体。当他们体会到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与以前的生活有多大差别的时候，所谓的“民族意识”，也就淡化了，更多的，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意识”。
接下来是法律与司法问题。
李思华对法律和司法的重视，尤其是以“事实正义”为基础，坚决反对“形式正义”的司法逻辑，在根据地非常有名，主席等同志也都有所耳闻，甚至研究学习过。主席个人是非常赞同的，他素来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在他看来，李思华的“事实正义”，正好是贯彻了他相关的思想主张。
李思华笑着说：“我这些思想，本来就是前世受到您思想的影响。”
主席哈哈地笑了：“那我们现在，算是相互夸奖，相互吹捧。”
笑过之后，李思华阐述了对司法其它问题的一些想法：
“司法，在任何国家都得到高度重视，西方国家是立法、司法与行政号称三权，美国律师界的势力和影响之大，导致她前世，美国的总统大都数都是律师出身。在我国古代，刑部、大理寺等，都是国家重要的“柱石”部门。”
“之所以会这样，因为国家的日常权威体现在法律，司法就是法律权威体现的具体“变现”。人民群众感受和认同国家的权威，最重要的也是司法公正。”
“因此，司法的重要性非常高，其实超出了常规地方部门的程度。从前世来看，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是地方政府管理的，这造成很多弊端。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实施的手段；有的则成为地方政府主官体现意志的手段。”
“既然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将司法权从政府行政权中剥离开来，即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这“三元”系统独立化，不再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呢？”
主席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催促李思华：“你仔细说一说。”
“前世我就认知到，司法的三元系统之所以受制于地方，主要就是因为经费都是来自地方财政，说白了还是建国早期国家太穷的缘故，各地的司法系统，只能混在地方财政这一口大锅里。到了后来，就是积重难返了。”
“在我们的时空，财政的情况要好很多，因为这几年重要的建设费用，主要是从美国的收益来支撑，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因此可以比较大幅度向民生倾斜。所以为什么不将司法三元体系独立出来，由中央进行独立预算、独立司法，而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司法过程和结果呢？这是长远的基础。”
“我觉得不但是司法独立，以后还要司法流动，不能让一个地方司法机构的人员，几十年都是那么一群人，否则也可能与地方势力关系过于密切，受其影响，妨碍司法公正。因此需要仿效民兵的流动机制，最多5年时间，人员就要交流到其它地方，本地的司法体系，由新人接管和执行。”
“公安局本身是“侦缉”机构，无论是民事侦缉警察，还是常规的经济侦缉和刑事侦缉警察，其职责方向，未必与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需求和倾向完全一致，甚至可能因为坚持按原则办案，会发生抵触。所以我们将公安局独立出来、流动起来，是对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是否“执政为民”的一种监督、一种“镣铐”。”
“警察系统这样就会变成垂直的“条组织”，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从我前世的经验看，美国警察有近100万，在3.3亿人口中，警民比例是千分之3.25；我国的警察数量有超过350万，在14亿人口中，警民比例为千分之2.5左右。当然，两国都有很多不属于警察的协助人员，例如我国的协警。事实上，两国的警察数量都不够，都是因为控制财政支出的缘故。”
“实际上，社会安定的话，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以公安为核心的警察，例如我前世六七十年代，国内仅有六十多万警察，后来数量剧增，是因为城市化的需求所致。”
“不过我们需要考虑现在的格局，其实“侦缉”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公安”，在民兵组织普遍化的背景下，公共安全的压力并不大，压力在侦缉上，例如需要大量的民事侦缉警察。”
“所以我建议，建国后将警察的数量基本定位于千分之3.5，其中2个千分点要求全部是民事侦缉警察。按照建国初期6亿人算，即警察总数为210万人，其中120万为民事侦缉警察。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民事的很多事情，是无法算发案率的，因为是事先解决的，所以我们只能看警民比，每个民警对应500个公民，再考虑交叉监督，每个民警可能要对应1000个人。从长期工作的角度，每个民警理应将自己负责的1000个人的主要脉络，搞得非常清楚，在任期内熟悉和了解其中的大量人员，尤其是底层困难人群，从而在民事上把握革命性，保证国家的司法公正原则，能够基本地传导到每一个公民。”
“其余的90万公安警察，主要应对公安案件，这在建国初期也已足够。”
“法院和检察院，在建国初期是比较头疼的，因为不管再怎样“事实正义”，判决都是需要依据法律条文的。因此法官和检察官，就必须有专业性。这是短期很难改善的，相关人才，要很多年才能培养到足够的数量。”
“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早期，只能是以政治觉悟和热情，来弥补专业的不足；用“常识”的清晰，来弥补判决的困难。尽量发挥民事侦缉警察的优势，把案件的事实尽量搞清楚，而不要把法律条文上的难题，丢给经验和知识都不足的法院和检察院。”
“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员，是直接确定司法程度的执行人员，当然更应该流动起来，在一个地方只能呆三年，要完全规避与“地方实力人物”之间的纠葛。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要规定必须尽量避免与法院、检察院及警察系统的密切来往，更不能将自己的意愿，施压于司法系统。”
主席的总结是：“我们历史上，用肃反比较多，用司法比较少。肃反是战争年代临时性的做法，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但未来法制要遵守，而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至于司法系统内部，司法腐败是最恶劣的腐败，需要未雨绸缪，在机制上就应该尽量避免司法最后走向腐败，走向与地方经济利益的勾结。”
第二天下午讨论的，是宣传与舆论问题。
李思华在这个问题上，举了很多前世的例子，从我国的“中宣战五渣”到美国、英国不断的恶劣的舆论战。西方的舆论战不断进化，你明知道他们就是一个个“谎言帝国”，但经常会被他们的舆论战，弄得有点狼狈，也在全球各地形成了一些对我国有偏见或者恶感的民众，对于我国在国内舆论的引导，在海外的经济利益等，都形成负面的伤害。
所以在宣传和舆论上，更加是“你不去占领阵地，阵地就会被敌人占领。”
李思华总结前世的问题，对我党的宣传部门叹息说：
“我党的宣传部门，其实是体制上就限制死了，是无法打舆论战的，他们虽然控制了一些组织的报纸、媒体，但其实主要就是告之民众，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并对之做相关的解释。”
“所以这样的宣传部门，几乎是完全的职能管理部门，就像军队中的文职部门。他们对于舆论战，根本就是门外汉。舆论战需要的是类似军队中的军官和战士，因为这也是战争。”
“既然宣传部门行政化了，那就另外需要一只专业的舆论战部队，也就是在西方名为“心理战”的战士们。他们的战争，在内部是保持人民之间舆论的正确方向，避免人民被错误的言论误导，产生错误的思想和认知；在外部，是“心战”，针对敌人心理的弱点，不断打击和误导敌人的判断、误导敌方民众的心理活动，从而误导敌方的公众舆论。”
“我们常规的报纸和其它媒体，只是舆论的平台，而舆论战部队，就要利用这些平台，来释放自己的武器。把舆论交给新闻记者或者名人，是不负责任的。”
“我建议这只部队，现在就要开始组建，它将是一只非常特殊的部队，只有核心部门是专职的，例如负责舆论策划、舆论分析、心理分析、人民反应的数据分析、在我国内部的敌对舆论来源分析等方面专业的团队；而大部队，即舆论释放的人员，应该是“兼职型”的，他们各有各的社会身份，比较专业点的，例如媒体和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员等，更多的是各种社会身份的，例如学者教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官员等等，我们需要大量自己的“KOL”，即关键意见领袖，以引导国内的民间舆论和全球人民的舆论。”
主席笑着说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虱多不痒，中国共产党一出世，就被人骂，是被人骂惯的、骂大的，而且越是敌人骂，就越是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
“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会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敌人的骂，需要有题目可借，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总是这样的规律。帝国主义骂我们，证明它没有办法。”
“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这些人加起来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他们不代表历史发展的主流。”
“当然，我们不能被动挨打，要针锋相对、有理有据展开批驳，要坚决与之斗争。斗争必须讲究策略和方法，你这个舆论战部队的提法非常新颖，是个好方法，能够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要通过积极的舆论引导，使敌人的骂转化为激励作用，激发党员群众的干劲和斗志，同时提升斗争本领和斗争警惕性。用敌人的反动言论甚至骂声，来教育国内党员群众，这就像是种牛痘，人民群众经历过这样的骂，就免疫了嘛。一切问题的中心，还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李思华呵呵地笑了起来，主席有时还是很幽默的。
最后的一个大问题，是新“三座大山”的问题。
李思华介绍了她前世，到2020年左右，变得比较严重的房地产、教育和医疗三大问题，这是人民群众不满的核心问题。
她笑着摇了摇头：“我们中国人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有土斯有财，在现代城市，“有土”就变成了有房，有了房子似乎才有了真正的家，才在城市中安居下来，城市才变成了他们的“家乡”。这种观念，使得买房，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核心财富理念。”
“当然政府也在推波助澜，因为学习了香港的房地产经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是吃饭财政，要干大事，例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要另外筹集资本。发行政府地方债券，是一条路子，但中央有严格限定，不可能无限制地发行。”
“于是卖地，就成为了建设资本的主要来源，建房的土地越贵，政府的收入就越高，所以有这个动力去推高房价，其实就是推高地价。当时很多房地产商还表示自己很委屈，因为大头都被政府拿走了，他们赚的是小头，不过这当然也是托词，否则那么多房地产富豪，是哪里来的呢？”
“房价节节走高，人民群众不满的情绪，自然就逐渐提高。到后来，新入城市的群众，根本不可能靠薪资收入买得起房了，而提前买好的群众，则成为了利益关联的团体，保持高房价，就意味着他们的财富高，当然不愿意房地产价格下跌。”
“这样发展了二十几年后，房地产就有了“大到不能倒”的味道，全国的房地产，总值高达40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全国4年的GDP。几千万人靠房地产吃饭，从房产公司、建筑公司、建材企业、房产销售到各种玻璃、木材等二十多个大行业，都靠吃这碗饭。”
“然而到2020年左右，在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下，房地产的后劲已经没了，尤其是一线城市，价格已经高到离谱的地步，再往上推升，显然已经不现实。上海的一套房子，大约相当于普通职员100年的收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被视为新三座大山之首，因为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投入了购买房产，在银行也就有着庞大的贷款。”
“国家提出了房住不炒的新政，开始对房地产行业金融上去杠杆化，提高房地产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包括让买房者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也都大大提升，结果很多房产企业因为本身负债率就很高，经营就变得困难；而很多购房者，也因为经济开始困难，难以继续支付房贷，被迫放弃。”
“在我穿越前，房地产仍然处于博弈之中。不过我的看法是，再宽松的政策，也难以挽回房地产整体地走向下坡路了，人口开始减少，生育率下降，而经济进入困难期，大量的人群收入减少，富人阶层则已经拥有大量的房产，继续购买的动力不强。”
不过她已经穿越，未来房地产是否会下跌一段，或者能在高位稳住，她并不知道也不肯定，但无疑她自己的看法，是倾向于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