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开放、正义和绥远
在李思华前世，她一直很反感一种说法，那就是“对外开放”是无上的宗旨，不开放就要落后挨打，就是保守因循，建国前三十年落后的原因，就是因为闭关锁国等等。当时这样的宣传，可谓铺天盖地。实际上，这都是对小朋友般的智商说的。
对外开放从来就不是任何国家的宗旨，只是一种战略手段，是手段而不是公理。公理是自然的规律，人类只能遵循。而手段则是根据需要来灵活应用的。把手段当成公理，那只不过是自己的幼稚或者说愚蠢而已。
美国和德国，在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初，就是典型的反对对外开放，虽然谈不上“闭关锁国”，但其市场的主体，就是实实在在地对外国、尤其是霸主英国封闭的。
为什么呢？因为自身的产业幼稚而弱小，需要成长的时间。过早开放的话，肯定打不过英过国的同类企业嘛。那不就是让英国的企业占据了国内的市场，而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企业发展不起来，从而让自己国家一直忍受英国的经济侵略吗？
美国和德国都很清醒，他们知道，内循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外循环。自身的经济体系才是主体，外贸只是补充。
她前世中国外循环的成功，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外。逼不得已开放后，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巨量的人口，才使得在外循环被西方经济侵略的同时，国内的产业，能够逐渐从幼稚走向壮大，强大起来，而这个成功的过程，还是留下了无数的破绽和缺陷，各种的后遗症。
前世如果中国的国家和市场规模没有那么大，那么就是韩国那样的下场。看上去经济热热闹闹，其实主权根本不在自己的手里。例如韩国最大的企业三星，大部分股权都是美国人的，这自然是更高明的经济侵略手法，你们不是要民族企业、不要外国企业占据优势吗？那就给你们民族企业，其实每个企业，背后都是美国资本。天天拼命赚钱，其实给自己赚的，不过是个寂寞，大头还是美国人的。
所以列强的对外贸易政策，从来是需要保护本国的时候，就“保护国家安全”；需要产业扩张的时候，就“尊重自由贸易的精神”。对外开放就是一扇安全门，要控制着这道门的宽窄，需要宽的时候宽，需要窄的时候窄。
而且李思华从前世的经验深知，西方“自由贸易”背后邪恶的宗教种族主义。在一次会议中她向西华政治局的同志们仔细地阐述了西方“因信称义”的邪恶逻辑：
“出自圣经、被西方新教尊崇的“因信称义”，表面上只是说只有虔诚信仰上帝的人，才是正义，而不在于遵守教会的规条。这不足为奇，很多其它宗教，其实也有类似说法，但没有一个像西方一样，从这里衍生出无数的宗教种族歧视和强盗行径。”
“在现实中，西方是如何履行“因信称义”的呢？就是只有他们的自己人才是“义人”，才需要遵守所谓的“契约精神”，至于自己人以外，那都不是人，契约完全不必遵守，而对于异教徒、异民族的抢劫、强盗、屠杀，任何的行动，都不违反新教的教义，因为那些都不是人，是“贱民”、“非人”，上帝只会因为屠杀者的“虔诚”而欣喜。”
李思华想起了前世一件著名的事情，那就是美国总统拜登骂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贱民”，呵呵，说是口误，实际上内心就是这样想的，其哲学根源，就是来自“因信称义”。
“西方对于与其它国家的“自由贸易”，其实是“如果我要与你自由贸易，将货物卖到你国，你不得拒绝，这是正义的；而如果我拒绝与你的自由贸易，不许你国的货物卖到我国，你也不得拒绝，这也是正义的，因为你不是信仰上帝的我族义人。”这就是西方自由贸易的实质。”
前世乌东战争，西方国家纷纷没收俄罗斯人的私人财产，整体表现出强盗的嘴脸，让全球其它国家目瞪口呆，因为这完全违反了他们上百年来宣传的诸如“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根本原则”。其实完全不奇怪，因为俄罗斯人，是被他们视为“贱民”、“非人”的，在“因信称义”的大原则下，他们内心认为，自己并没有违反那些神圣的规则。因为那些规则，是对上帝的本族“义人”的，至于俄罗斯人，那是人吗？
“在“因信称义”这种邪恶逻辑的基础上，演变出了西方的各种“双重标准”，虽然我们看起来极为无理、蛮横和扯淡，但他们确实就是这样信仰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不需要与异教徒、异民族遵守同样的规则。”
“例如，他们在国内镇压民众，那是“保护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而我们在国内镇压反革命，那就是“血腥屠杀镇压民众”；美国人几乎将印第安人屠杀殆尽，将剩余的少数人赶进生活艰难的山区，叫做“印第安人保护区”；如果我们镇压少数民族的上层独立分子，解放少数民族，他们就会叫成“极权政府镇压和屠杀少数民族”。这样的例子，未来我们在建国后，与欧美打交道的时候，会频繁地、不断地碰到这类“驰名双标”，不需要诧异，这种邪恶，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思维，觉得理所应当的存在。”
“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是一对所谓 “乐善好施”的斯坦福夫妇捐资兴办的，捐钱建大学，大家总以为他们是真的善人，肯定是内心确实光明的吧？可是告诉同志们，这个斯坦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畜生和魔鬼，当年他承包工程，聘用大量华工，一直拖欠工资，而当最后华工来讨要薪资的时候，他却将这些华工活埋。”
“斯坦福大学，是在华工的白骨和冤魂之上修筑的。斯坦福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根本没有把我们的同胞当成是人，那些华工，对于他而言，只是“人形的牲畜”罢了。”
“所以同志们，未来与西方打交道的时候，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对方在内心，有意无意地会将我们视之为贱民，根本不会有双方如何才是公平的概念。与西方打交道就是一条，用实力说话。这与我们民族思维的习惯，是完全不同的，不要用我们的思维去揣度对方的行为。我们的公平，用我们自己的实力来维护、来守护。”
“西方的这种邪恶，来自于他们从根本没有文明传统的蛮族，在最近几百年，由于大航海抢夺屠杀其它民族而突然崛起，从而由极度自卑转向极度自负的思维。西方文明的本质是海盗，思维行动的习惯也是海盗的那一套，打得过就抢，打不动就贸易，贸易能占便宜就贸易，不能占便宜就不做。”
“如果我们的同志不能记住西方的本质，未来就会吃亏受损失。所以一定要有清醒的认知。千万不要有“以我心换你心”、“人都是善良的”之类的幼稚天真。你的付出，他们会认为是理所应当，是对他们信仰上帝的奉献；而你的反对，他们会认为那是非正义的，你就是罪人。”
“西方发展到现在，海盗的武器也开始多元化。除了军事战争，目前发展最快的就是金融武器。”
“政治是分配的艺术，而金融本质上是政治的延续，是除了战争以外最快的转移财富的利器。这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对于金融如此重视的根本原因。”
“我们也要重视金融，一方面要学会使用敌人的武器来对付敌人。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金融有益的一面，即作为实体经济杠杆加速器的功能，加快经济建设和发展，尽快地让我们国家强大起来。”
“货币是金融的载具，所以我们才会如此重视货币体系的良好建构。”
李思华对政治局的这堂讲课，让高层领导们包括主席都大开眼界。原来西方的统治阶级和西方民族，深层次居然是这样的人和民族，用这个角度去看西方的很多难以被中国人理解的行为，就解释得通了。
很多事情从中国人哲学的角度，感到难以接受，而西方居然认为那是理所应当，背后就是这样的邪恶思想啊。你以为西方是毫无人性，其实人家是更进一步，根本没把你当成人，所以做任何邪恶的事情，都觉得是毫无顾忌、毫无心理压力。
这也让同志们对西方更加警惕，这是中华民族难以与之共存共荣的民族和文明体系。尤其是一些曾经留学的同志，例如当初在法兰西的那些人，都开始反思自己在西方时，与西方人打交道所得到的印象。
绥远的易帜，震惊了全国，不但是对蒋介石政府，在山西的阎锡山地方势力，更是震怖。
阎锡山对此愤怒之极，他的所谓“晋绥军”，现在只能称之为“晋军”了，没有了“绥”嘛。
当初傅作义向他求援，他确实不愿意出兵，因为对于西华的强大，他也已经有若干消息。而如果救援绥远失败，恼火的西华会不会马上进攻山西？1935年的阎锡山，已经失去了1930年发动中原大战前的自负和信心，现在能守住山西，做个土皇帝，就是他余生最大的期望了。
但是，他始终没有想到，傅作义最后会一枪不发，干脆了当地投降了西华，这远远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他本来心理已经做好了傅作义战败的准备，此人还是可用之才，如果逃跑到山西，他还是要用此人的。结果倒好！
阎锡山现在是满腹心酸，为了维持山西的局面，他容易吗？
1932年利用918事变，他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消除他对自己的疑虑，自己提出了“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制订了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全力以赴进行经济建设，并将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示不再穷兵黩武；对民国中央的重大决策，表面上则完全拥护。
经过这3年多的努力，在山西，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等轻重工业厂矿在内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现在阎系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已经超过了1亿银元。完全可以说，山西建设的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以及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
他一向以此自负，自己的建设之能，包括蒋介石之流在内，环顾宇内，谁能比得上？结果出了个西华！
他的耳目情报，当然不是傅作义可以相提并论。在绥远遭到威胁后，他就详细地打听了西华的情报，越打听越心慌。
对于西华的工业建设，他并没有重视，这是他的自负心，以为和自己的差不多。但是对于西华的军事力量，就让他非常恐惧了。
至少50个以上欧洲标准的1.6万余人步兵师！总兵力肯定超过了80万人。这个确认无疑的消息让他牙疼。这样的势力，“晋绥军”如何能是敌手？
所以他前些日子，不得已之下，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倒是答应了，很快会派遣5个中央师来山西。
他现在山西的晋绥军大约有62个团，约12万人，加上炮兵等其它武装，大约是13万人左右的正规部队，等到中央军5个师到了，总共军队数量会达到20万人左右。但对于能否应付西华军，仍然是内心无数。
至于进一步动员扩军武装，他觉得没什么用，一下子哪能训练得出来。而且山西的财源是有限的。他这个山西人平生最是惜财，可不愿意全都让军队被花销了。
只能是希望西华暂时心满意足了吧，千万不要进攻山西。阎锡山叹息了一声。
如果说山西阎锡山的态度是萎缩畏惧，那么察哈尔的日军和伪军则是磨刀霍霍。他们的信息没有那么灵，这个时候对于西华几乎还没有什么认识。在他们看来，傅作义居然投降西华了，让西华白白地占了绥远，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把绥远抢回来。
这个年代的日军，在二二六之后，各种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官，不断“独走”，就是要挑衅中国人，以便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国土，博得“战功”，好带来自己的荣华富贵。至于那些汉奸军队，则一门心思，都是抢地盘的思维，毕竟，多一块地盘就多一份财源，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也就更重要。
在1935年，日军在北方侵华的矛头，主要方向就是察哈尔省。
在这一年的冬天，日军指使伪军李守信部，占领了察北六县和察东八旗，又在1936年2月成立了伪“察哈尔盟公署”。而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下一个侵略的目标，自然就是绥远。所以对于西华占领绥远省，自然是反应极其强烈。
可笑的是，负责“蒙古”方向的关东军，居然还派遣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到归绥西华驻地威胁西华，被当地驻军报告给李思华后，被她下令当场枪决。当时她也奇怪，日军怎么会觉得自己还能够威胁西华？把西华当成了蒋介石和那些地方军阀？不过后来一想也不奇怪，这几年的日本军部，其实是混乱的，彼此的情报，并没有那么共享，关东军的一些高层，对于西华一无所知，也是可能的。
不过这还是引起了她的警惕，原来预定在绥远驻军一个军的，结果在青海战役结束后，她还是决定，要在绥远省驻扎2个军6个师，充分做好对日军的作战准备。谁知道关东军会不会发疯呢？历史也可能变化。
何况，本来在1936年的10月，关东军的一部分军官，就策动伪军发起了著名的“百灵庙”战役，在她前世的历史上，傅作义因此又大大出名，他带领35军等部，击溃了来犯的伪蒙军，收复百灵庙等地。
所以西华军在绥远的布置，变成了在归绥（即今呼和浩特）以东，临近察哈尔的省界上，布置了一个军，作为前军；而在归绥与包头之间，布置了另一个军，作为后军，每个军都接近5万人，总计约10万人，绝对算得上重兵云集了。以此时日军在察哈尔的实力，根本无从对敌，更不要说伪军了。
在李思华看来，现在打百灵庙战役，并没有太大意义。会让日军对于西华军的了解更深入，并不利于未来的对日作战。不过如果日本人还是昏了头，一定要来侵犯绥远，那就只能让他们提前尝尝被歼灭的滋味。
不过日伪军从那以后，一直没有进攻。绥远与察哈尔的省境，倒是经常发生摩擦，那些伪军很多时候会小股挑衅，试图抢一把什么的。不过后来就很少了，因为都被消灭了，而西华的特战部队，则不断进入察哈尔，到后来几乎整个察哈尔，伪军部队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2年多以后，李思华才通过缴获的日军文件，才了解到当时的关东军，确实准备发动百灵庙战役，不过最后被关东军总部终止了。
在西华军枪毙日谍后，被激怒的日伪军官员，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化德成立了傀儡政权，即所谓的“蒙古军政府”，以德王为名义上的统领。由日军供给军费和武器弹药，在各机关和军队中，配备了由日本人充任的顾问、指导官和教官。
伪蒙军共编成2个军、9个师，总人数在1万人以上。第1军军长李守信，辖第1、第2、第3、第4师和炮兵团等，驻张北地区；第2军军长由德王兼任，辖第5、第6、第7、第8师和炮兵团等，驻化德。剩下的第9师为警卫师。
伪蒙军虽然成立的时候嚣张，但等到1936年底、西华开始对察哈尔进行先期渗透的时候，就开始倒大霉了，不仅是其小股部队，经常遭到西华特战单位的连续打击。就连其主力大部队，也经常遭到西华的打击，甚至第一次的B-17高空轰炸演练，就是以李守信的军部为对象，导致李守信重伤。
所以等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伪蒙军实际上已经不剩下多少人，一共只有2000多人的残兵败将，在装甲铁流中被一洗而空。
至于关东军的停止进攻，自然是石原莞尔等带回的情报，石原莞尔主要是战略观察，倒还罢了。主要是情报机构提供关东军的军事情报，即西华军估计有70~90个陆军师，陆军主力为1.6万人左右的大师团，还有一些其它单位，总数可能达到了130~150万人，西华军还拥有大量的空军。
这样的情报对于关东军自然是一桶冰水，他们虽然狂妄。但也知道，靠着那些伪蒙军去进攻绥远，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而日军本部此时兵力有限，尚未扩编，面对苏联在远东强大的压力，还不是进军察哈尔的时候。
所以，最终此事就偃旗息鼓，历史上著名的“百灵庙”战役，也就因此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