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缓进新疆与民国暗影（一）
在于苏联就新疆问题达成了一致之后，对于新疆的占领，自然提上了日程。
西华政治局最后采取的策略，是“缓进新疆”，抗日战争爆发在即，不能为了新疆消耗太多的资源，如果派遣一只军队强行远征，取得新疆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交通条件的恶劣和遥远，这就变成了一支孤军。
苏联的态度终究不可测，万一又恢复到在新疆不断挑衅呢？一只孤军完全可能扛不住。
在这个时代，要牢固地控制新疆，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必须有便捷的交通，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地调军，而且能让新疆与内地的物资交流，便捷起来，这样才有移民和资源利用的可行性。
所以立即派遣军队进占新疆的方案被否决了，取而代之的是修筑甘新公路和青新公新路，公路延伸到哪里，军队就占领到哪里，而相应的政权体系，就在公路抵达的地方建立起来，逐步蚕食，直到控制整个新疆。例如甘新公路，其修路就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甘肃北部到北疆的迪化（乌鲁木齐），第二阶段则是从迪化到南疆的喀什。实际上第二阶段，属于新疆省内的南北大通道。
甘新和青新这两条公路不像那些抗日战争需求的战略干线公路，需求得那么急，但是主席和李思华还是决定要马上开始，第一是财政还撑得住，第二是夜长梦多，需要及早未雨绸缪。
甘新公路的走向，是由甘肃的玉门出发，沿着疏勒河而西到新疆的伊吾（哈密地区），再到迪化，另外还有一条支线，是出玉门关经过布隆吉、安西到敦煌。
至于青新公路，则是从西宁，横贯柴达木盆地，越阿尔金山，抵达新疆的若羌，然后经过库尔勒市，北上抵达省会迪化。
这两条公路修成，内地与新疆的交通联系就有了初步的保障，至于更重要的甘新铁路，则只有期待建国后了。李思华前世的历史上，兰新铁路（兰州到乌鲁木齐）总长高达2423公里，从1952年到1962年修了十年。
蒋介石今天，是又欣慰又糟心。
欣慰的是，他终于知道了在苏联的儿子常经国，还活着而且成熟了，这当然让他欣慰，自从几年前大革命结束，他和国民政府与苏联分道扬镳以来，虽然他嘴上很硬，一直都不把在苏联的儿子放在嘴上，但内心岂能不担心？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一怒之下，会杀了儿子。身为人父，当年为了谋求清共大业，对于常经国去苏联的风险，只能隐忍不提，对于儿子岂能没有内疚？
之所以知道儿子还活着，就是因为苏联的《真理报》，发表了他儿子常经国反对他的一篇宣文，即名为《献给母亲的信》的文章。文章痛斥他蒋介石背叛革命，宣布与他划清界限。他其实一点都不生气，只是觉得糟心。儿子为了生存，在苏联共产党的压力下，被逼无奈下写下这篇文章，不管随便说出什么难听的话，他都可以理解，在人屋檐下，岂能不低头？他反而欣慰儿子在苏联遭到的挫折，让他成熟了，知道在强权面前暂时低头的策略。
不过苏联真是卑劣啊，用这种手段，来企图动摇自己的心志，真是一帮森林中跑出来的蛮夷的后代，听说苏联那个“斯拉夫”民族，最早其实是西方语言中“奴隶”的意思，真的没有叫错，蛮夷的绑架手段，一点都没有文明的气息。想到这里的时候，他自然忘了很多他自己曾经干过的事情。
想到儿子在苏联的艰难处境，他不觉感到一阵糟心。再想到两广即广东陈济堂与广西李宗仁他们现在搞的动作，以及当下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暗地里反对自己的头疼现实，不由冷冷一笑，以为西华崛起，我常中正就拿你们没办法了？马王爷不发火，你们就不知道有三只眼！
1936年9月20日，广西梧州。
王亚樵快步走过街道，他的帽檐压得很低，除了偶尔抬头，路人根本看不清楚的脸。
他此时内心沉重又愤怒。蒋介石和戴立将他逼到如此地步，不得不躲在这个广西小城，让他既难堪又焦虑。
最让他感到愤怒的是胡汉明之死，虽然报纸上都说胡汉明之死，是因为从欧洲返国后在“1936年5月9日，胡汉明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广州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溢血，于5月12日晚上7时40分逝世。”
“构思过度”？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在他看来胡汉明仅57岁，身体一直健康。早不死晚不死，就在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死了？为什么？还不是蒋介石一党，担心此人又回来与他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吗？
胡汉明是国民党右派领袖，资格远在蒋介石之上，是先总理孙公的亲密战友，也是孙公属意的继承他遗志的国民党二代领袖，蒋介石之流，不过是依靠军权，窃夺了胡汉明的地位而已。
也因此，胡汉明一直不服气，几乎一直保持着“反蒋派”的立场，被称为“反蒋第一人”，给蒋介石制造了不少麻烦，也有几次搞得蒋介石比较狼狈，如果说蒋介石对于胡汉明嫉恨在心，对于王亚樵而言，那简直是肯定的。
所以虽然胡汉明之死，质疑的人很少，但对于王亚樵，这样整天在构思暗杀和游走在黑暗中的人来说，心态上自然地就认定，胡汉明一定是被蒋介石下手干掉的，而且很可能又是戴立，这个忘恩负义的黑心走狗！
王亚樵是民国著名的暗杀大王，所谓的“民国第一杀手”，曾经策划暗杀蒋介石、宋子文、汪精卫、淞沪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淞沪抗战时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白川义则等人。
他最成功的一次暗杀，应该是对白川义则。先是图谋用水雷炸沉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当时白川也在舰上，可惜水雷位置过偏且威力有限，第一次让白川逃过杀机。
第二次得到新的机会，1932年4月29日，白川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为日本天皇诞辰举行盛大“庆功”会，只允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于是王亚樵联系流亡在上海的朝鲜独立党安昌浩等三人，请他们携定时炸弹，混入会场。
安昌浩将定时炸弹装在暖水瓶里，带入会场，放在了讲台桌下，迅速离去。两分钟后炸弹爆炸，白川重伤后死在了医院。这次行动，还取得了附加战果，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飞了一条腿，而其他十几名日本文武官员，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他曾经几次试图暗杀蒋介石，有一次非常接近于成功。去年（1935）年的11月，他派遣的杀手死士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南京中央礼堂采访国民党的四界六中全会会场，发现汪精卫正率领中央委员们，在礼堂大门口合影留念，但没有看到蒋介石，遗憾之下将刺杀对象改成了汪精卫，他以自身死亡的代价，让汪精卫连中三枪倒地，其中一枪的子弹卡在汪身体中取不出，最终在9年后，成为汪精卫“病逝”的原因。蒋介石当时不愿意见记者，可谓是一念之差，捡回了一条命。
正因为他的暗杀组织能力是如此之强，当蒋介石和宋子文，得知王亚樵，就是中央党部刺杀案的主使，而且曾经几次试图暗杀他们的时候，无不毛骨悚然，自然地将王亚樵视为眼中刺目中钉，追到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把这个杀手干掉。这个重任他们交给了戴立。
王亚樵与胡汉明和戴立两人都有过不一般的交往。
胡汉明是国民党右派，与他的理念不符，但不妨碍两人的交情。在中央党部刺杀案之后，戴立全力缉拿他，他在大陆存身不住，就是在胡汉明的帮助下，逃到了香港，而且胡汉明积极斡旋活动，向当时的香港总督打招呼，意思是此人是反蒋人士，但不是犯了刑事的罪行。这让蒋介石政府，无法借助港英当局的官方力量，来寻找和抓捕王亚樵。
虽然最后戴立亲自赶到香港，动员了一切力量，搜寻王亚樵的下落，戴立派遣的特务，还混进了王亚樵的“铁血锄奸团”组织，这使得他在香港暴露，在特务追捕之下侥幸逃脱，不得不躲藏到反蒋西南派李济深的老家梧州，在这个小城，他和20余名部属以及家眷，已经在李济深家的祖宅，呆了7个月。
无论如何，他对于胡汉明是非常感激的。胡公之死，岂能无报？当初他起念要暗杀蒋介石，不就是因为憎恨此人在412等事件中，屠杀了无数革命的同道和志士吗？胡公就是最新的一个。
这件事不能算完！他内心暗暗发誓，蒋介石不死，刺杀不止！“生若能尽欢，死亦能无憾”，王某一生肆意行事，大丈夫死则死耳，岂能屈辱偷生？他内心隐隐有所决定。
至于戴立这条蒋介石的走狗，现在大约是他最为鄙视和仇恨的对象。
当初王亚樵为了革命，在湖州当地招兵买马。戴立与后来蒋介石的大将胡中南等都来投靠他，王亚樵均受编给任队长之职。期间，王亚樵与戴立、胡中南意气相投，情投意合，于是他与胡抱一、戴立、胡中南四人结拜为金兰兄弟。可是这个当年的“兄弟”，现在却是追杀他最得力的走狗！
皇浦军校成立的时候，戴立和胡中南，都因此而去投奔革命。几位“兄弟”各奔前程，但他万万没想到，现在拼了命、想取他性命的，居然是戴立！这个走狗，现在对他公开悬赏100万大洋，呵呵，没想到有一天，我王某的项上人头，居然那么值钱！
从对往事的思考中回过神来，他对于此行的目标，又不由得内心沉重起来。
他的重要部下于立奎，在南京参与刺汪被捕。于立奎对他忠心耿耿，现在于立奎的小妾婉君，也因为在香港生活困难，跑到了梧州，当然是指望王亚樵的照顾。今天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请王亚樵去她的住处商谈。他是个讲义气的人，怎么也得走一趟。
婉君居所在一条巷子中，地方不大，这里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愿意住的地方，都是一些市民的居所。他警惕地看了看周围，没有人在这条巷子中。
当然，他也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安全，虽然他身形不高，但从小习武，一手枪法，可以称得上百步穿杨，而且他是“双枪将”，左右手都打得很准。
在婉君居所的门口停了下来，他又朝左右看了看，开始敲门。
门开了，但开门的不是婉君！一把石灰撒了过来，他的眼睛立即被石灰粉蒙住，眼泪直流。
他赶忙往后一跳，拔出双枪，但来不及，两颗子弹已经打在他的身上，他往地上趴去，闭着眼睛开始开枪，但内心一片冰凉，这一次凶多吉少！
就在此时！巷子另一边的楼上，二楼窗户突然打开，然后就是几挺机枪开枪的声音，弹雨朝着大门内开枪的特务们射击过去，有人向着婉君屋子内投掷了多颗手榴弹！
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屋内的特务们立即大乱，一个个倒下，而射击的密度极大，特务们已经来不及向外面地上的王亚樵补枪了。
王亚樵双眼紧闭，他不知道发生了怎么回事，双枪连续发射，直到打完了所有子弹，他才松开双手，勉力地维持着神智清醒，等待最后的结果。
“王亚樵先生，我是李宗仁长官派来的宪兵第一连连长舒齐雄，我部奉命来救你，消灭蒋介石派遣的特务。”听到喊声，王亚樵心神一松，晕了过去。
李宗仁面色深沉，他刚刚看完宪兵连从梧州发回来的报告。
他并不关心王亚樵的死活，他和王亚樵也没有交情。只是，这一次是几天前，西华的周恩来，亲自发报给他，请求桂军救下王亚樵。按照西华的情报，蒋介石手下戴立的特务团队，已经潜入梧州，准备刺杀王亚樵，消灭这个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他虽然诧异西华为何会重视王亚樵这样的一个刺客，不过还是卖了西华的面子，何况广西乡亲、老前辈李济深也拜托过他。而且他对于蒋介石政府居然派遣特务团队来广西刺杀，极为恼怒，今天可以刺杀王亚樵，是不是明天就可以刺杀他和白崇禧了？不给这些特务一个教训，他们还真当桂系是没牙的老虎了。
想到“没牙的老虎”这个词，他内心就隐隐作痛。
这几年桂系太难了，僻守广西一隅，好不容易今年等到机会，“南天王”陈济堂决意“反蒋”，联络桂系共举大业，他和白崇禧欣然同意。著名的“两广事变”于是在6月发动。
陈济堂与蒋介石积怨已久，当初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时，陈济堂是汪的积极支持者，且在汪政府中任过要职。蒋介石因此从来不信任陈济堂，也从不把陈当成自己人，处心积虑地要解决他。随着陈济堂在广东的势力日益壮大，蒋介石愈发不安，想尽各种办法削弱陈的势力。
陈济堂觉察到蒋介石的行动，深感蒋介石正精心布置，驱他入瓮，与其做砧上之肉，不如登高一呼，联桂倒蒋，如果能够成功，不仅能除心头之患，说不定还能取而代之。哪个军阀没有野心呢？
让陈济堂在1936年下了决心的是一件荒唐的事情。
他的大哥陈伟洲，粗通文字，喜欢谈论怪力乱神，笃信风水命相，早年在家乡，就做过阴阳先生，为人算命看风水，而陈济棠最信任的便是他，尤其一向很相信他的相面本领，按照陈伟洲的说法，“蒋介石面有死气，难过1936年这一关。”在李思华前世的历史上，后来有人还是觉得陈伟洲相法如神，因为1936年末的西安事变，蒋介石确实差点丧命。
其实这当然是扯淡，这位“大师”怎么没有看出陈济堂自己今年大祸临头呢？这个陈伟洲，不过是个神棍，本性也不好，陈济堂曾经让他负责禁烟，结果他自己私设仓库囤积鸦片，做独门生意。所以就是个江湖混混罢了。
然而陈伟洲的说法，正中陈济堂的下怀。除了陈伟洲，他还另外请了“大师”扶乩，得到四字秘诀“机不可失”，于是大喜过望，遂厉兵秣马，加紧联络李、白，准备相机举事。
他和李宗仁密谋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地说了这两件事，彼时李宗仁诧异，这个南天王赫赫威名，怎么会相信江湖神棍呢？当时就有不祥的预感。后来他才知道，陈济堂一向相信这些玩意，在广州，一些旁门左道的江湖术士，麋集其幕下，竟参与决策机密。
不去管陈济堂的荒唐，当时李宗仁和白崇禧判断，桂系数年蛰伏，广西已有十万大军，所组建的空军，也有英、美、日等各式战机五六十架，实力不可小觑。眼看西华不断崛起，内心十分焦虑，难道就这样等下去吗？而陈济堂统帅的广东军队共有20万，有空军战机近百余架，两边联手，三十万大军，反蒋报仇，未必不可能，确实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两广联军，以“抗日北上”的名义，6月出师，然后就一直不顺。
先是受阻于湖南。两广粤系和桂系，要挑战盘踞南京的蒋介石，拉拢湖南的何键入伙，实为第一要务。所以桂系一方面派遣数万大军，渡过湘桂边境的黄沙河，拟往岳阳、羊楼洞等地，径趋武汉。另一方面，派大将李平仙，作为两广总代表，来到湖南与时任省政府主席的军阀何键相晤。李与何当年同为唐生治旧部，交情颇深。
此时的何健在西华威胁下，大大加强了湖南的军备，号称有“健卒十万，饷械充足。”所以他站在哪一边，几乎就决定了民国内部的这一场大戏，会如何演变，如果站到了两广一边，表面上看，蒋介石政府确实就危险了。
然而何健是个老狐狸，对于两广的内部虚弱，看得很清楚，短暂犹豫之后，坚决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这使得两广的大计，进退维谷。如果先与何健大战，蒋介石就得到了坚强的盟友，两广明显处在下风。而桂系又必须通过湖南，才能北上，这就被堵死在半道。另外，在6月10日，蒋介石已经派军抢先控制了衡阳，堵住了两广联军的北上之路，在军事上先胜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