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6章 从国产替代到自主研发
太难了，内心沮丧，陈振华一屁股坐在地上，压气机还是喘振，这已经是第63次试验了，改进了那么多回，还是不达标，这让他有点灰心。
他的同伴们也都坐到了地上，满脸的疲惫。德国高级工程师巴泽尔也一样，大家都有点灰头土脸。他冷静了下来，招呼大家去休息。
他负责的小组是中航动力喷气发动机研制的技术小组之一，正在攻克编号为涡喷-5型发动机的压气机喘振的问题。
中航动力的喷气发动机技术，从德国亨克尔He280时就开始引进和仿制研究（1940年），然后重点引进和跟踪了德国Me262战斗轰炸机的Jumo-004涡喷发动机（1942年），包括其后德国对这款涡喷发动机的技术改进，最后则是根据中美协议获得的美国F-80的J33喷气发动机（1945年）。
在前期，主要是模仿和掌握制造和材料科技，培养航发人才团队。在1945年以前，毫无疑问还是以活塞发动机的螺旋桨战机为主。但是接近战末，对喷气式发动机的需求和压力就开始上来了。
从一五计划到二五计划，就是从国产替代到自主研发的过程。
现在国内的航空系统，小批量地生产一种对美国F-80的模仿机型，命名为歼4（J-4），而真正的五十年代目标机型“五一代”（战斗机J-5，轰炸机H-5，战斗轰炸机JH-5，运输机Y-5，强击机Q-5），则是在过去十年对德、美航空科技消化基础上，对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第一次大考，因为这些飞机要求的就是自主研发。
陈振华小组参与的涡喷发动机，就是计划适配目标战斗机J-5的。的而且在他们研发涡喷发动机的同时，有其它的小组在不断地参考他们的成果，开始预研涡轮风扇发动机，即下一代的高效动力系统涡扇发动机WS-6型。
J-5的技术指标，基本上是瞄准了苏联研发中的米格15和美国F-84，作为后掠翼飞机，发动机的推力要求达到27千牛，推重比0.57以上。
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步步歇。当完全依靠自己设计研制先进喷气战斗机的时候，最大的体会是比起仿造来不知道复杂了多少倍。
陈振华的体会，是多亏了中央前些年在航发方面的准备。例如当时有一种飞机涉及28种合金材料，如果要自己生产，那就必须把这28种材料全部做出来，每一种材料至少开始的时候，试验经费就需要高达30万人民币1种，如此高的经费让大家都心惊胆颤，但是上级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花了近700万，硬生生地完全掌握了所有合金材料的制造工艺。
类似这样的“缺乏回报”的基础投资不计其数，也因此终于锻炼出一只还算强大的航空工业研发团队，至少基础打得很扎实，例如在航空材料方面，新中国投入的试验经费，对多种合金、结构和其它材料的基础实验规模，都是超越世界级的。
陈振华并不知道，李思华很早就决心要弥补前世虽然具有“看一眼就怀孕”的强大国产替代能力，但基础不扎实的航空问题。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原时空引进英国罗罗的斯贝发动机，英国人是提供了全部的技术资料，可是仿制20多年，就是造不出来。为什么呢？后来的总结是基础工业不行。斯贝有几十种合金材料，按照八十年代的成本，大概试验解码一种，就要超过2000万，几十种需要至少几个亿。谁敢拍这个板，花那么多钱，去单单解决材料问题呢？可是基础的材料都没有解决，随便用自己的金属材料做做，当然就失败了。
原时空后来的一个航空发动机，有低压压气机、高压压气机、高压涡轮和低压涡轮，中间还有环形燃烧室。这些结构，工作的温度、压力环境都不一样，因此使用的材料各不相同。以涡轮叶片为例，工作环境上千摄氏度，一分钟数万转，使用多种金属混合制造，而且比例也各不相同。
在新时空，航发暂时还没有那么复杂，但也是当时最复杂的工业产品。如果没有长期和大量的工业实验和研发，如何掌握如此丰富的材料和结构？
所以原时空说白了还是没钱闹的，到了2010年以后，国家资本丰足了，航空的各种研制都是大手笔的投入，类似的问题自然就逐渐解决，这个时候还担心材料试验费用吗？只不过这个基础花了几十年才解决。
在李思华看来，航发的问题，其实就是资本投入不够，所以各方面基础不行的缘故，合金材料例如铝合金都是如此困难，更不用说需要耐高温的叶盘等了。基础制造不行的话，你光靠设计师有什么用？
而基础制造最基本的，无非是两个，一是加工能力，二是好的材料。这都是要烧钱烧出来的。“看一眼就怀孕”那是有强大的设计和对原理的深度掌握，可是要进一步的“看一眼就制造”，没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就是扯淡。
所以李思华，一直是在材料工业和机械加工方面，不吝于投资，尤其是那些似乎只是纯粹消耗的工业、材料和结构实验，没有这一些数据积累，高精尖的航空和其它制造能力，就建立不起来。
陈振华他们现在的研制，已经得益于现在有了巨大进步的新中国基础制造能力。但还是很困难，设计团队要形成强大的设计能力，是需要现在这样磨练出的。
就在陈振华苦恼的时候，他不知道，全国现在超过五千家的工业技术研究室，无论是属于国家、央企、军队、大学甚至是民企，在各自研发的科技上，都各有各的烦恼。到1946年已经积累到接近50万人的新中国研发人员群体，各自研究的方向不同，但基本上都有这个特点——从过去7~10年的国产替代阶段，开始逐步走向中央提倡的自主创新。
这是一五到二五计划中科技发展的巨大转变。李思华等人推动自主创新的原因，主要是三点：
一、从美国和德国当初引进的工业科技，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消化，已经普及化，国内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而美国最新的科技，引进的路很难，只能依靠自己。
二、长期的工业建设，使得新中国的科技团队和群体逐渐成长，逐步具备了自主研发的全向全面能力。
三、教育体系进入人才爆发期，从1946年开始，每年平均会有200到350万大学生毕业，其中75%以上都是理工科，到后期每年可以供给260万理工本科生；同期大约每年能提供30万左右的硕士和3万左右的博士。新中国的科技人才红利期已经到来，当然要狂暴地发展自主研发能力。
实际上，李思华计划在二五期间，将目前五千个左右的工业科技实验室，发展到两万个以上。这样的规模，才能覆盖全产业链，覆盖全科技面。
楼陈厚脚穿胶鞋，胶鞋连裤腿都是厚厚的泥，一步一步地走来，颇为费力，头上还戴着草帽，中年人忠厚的脸上带着微笑，不过他戴着眼镜，学者的气质还是蛮明显的，不会让人误以为是位农民。
楼陈厚是新成立的“农达生物化学股份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在1939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植物系，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立即返回刚刚建国的新中国，担任西南农业大学的教授。
他是在农达生化的总裁何提平的多次邀请下，才“下海”担任这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的，因为这个公司的来头不一样。
何提平本人原来是在农业部任职。现在的中国农业部，是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和科研管理机构，有着40多个局和处。何提平本来就是其中农药处的处长。但是在李总理的一个农业企业计划的推动下，农业部说服了何提平出来创设混合制企业“农达生化”。
中央投资基金和财政部的一个基金等机构，先创立了“中国农业投资大基金”，然后投资何提平的“农达生化”这样的企业。大基金承诺了对农达生化的一笔大规模的“对赌基金”，先给种子基金启动投资，然后每发展到一个对赌条件设置的门槛，追加一笔投资基金，直到完成全部对赌。大基金获得的，不过是20%股权及其分红，而其余的80%股权和分红，则是仿照李思华带给这个新时空的“华为工作股”机制，属于工作贡献中的广大科学家和员工。
第一批这样被投资的初创农业科技公司，大约有20多家。每一家都是仔细考虑过对农科科技领域的覆盖范围的，并选择组织部认为最优秀有企业家潜质的干部出任初创领导人，未来再在社会上不断发掘。
例如农达生化，发展的主要是农药、化学品和种子科技，在李思华心目中对标的就是美国的孟山都，当然现在的孟山都还没有发展到后世“全球最邪恶的公司”那种大名鼎鼎的程度。准备对标孟山都的，当然也布置农达生化这一家企业，每个标的，至少都是3家企业，看谁最后能不能胜出。
这样的对标，还有长期的博弈深意。例如农药，农业部上手要求的就是低毒农药，就像要求高效化肥一样。类似孟山都的PCB（多氯联苯）、杀虫剂DDT以及除草剂“橙剂（二噁英）”这样的高毒性、高残留农药，是绝对不允许在国内使用的，国内必须是低毒。
在未来，这就是对付美国农业的武器，例如贸易中禁止所有使用此类农药的农产品，向全世界宣传美国农业的恐怖和毒害等。
而且美国农业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大量生产激素，然后将激素应用于肉食牲畜养殖，养殖速度快嘛，例如美国牛和牛奶的产量，都是靠激素带来的。这完全可以作为贸易和舆论武器。
所有这一些，都是大博弈层层分解后的一个小的环节。
何提平走出公司大厅，就看到正在院子里冲洗脚部污泥的楼陈厚，不由笑着问候：“娄老师又下田了，辛苦了。”
楼陈厚抬头看到何提平，看他提着包和行李，是要出差，问他：“你去哪？”
何提平回答：“是去参加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CPOV）的筹备会议。这个组织未来还要扩展到国际，它的目的是保证植物育种者，对一些类型的农作物种子，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和依据，来促进种子企业的发展。”
何提平向楼陈厚告别，走出了大厅，上了轿车，国内一直控制轿车的推广，不许可私人轿车，只有企业能够购买规定数量的轿车。
何提平深知接下来中国种子行业将面临的巨大变革——种子商业化的时代来临了。
1930年代以来，种子杂交技术发展很快，经过两个亲本交配，产出的杂交种子，往往表现出较强的生长能力。而且亲本可以每年保持，并通过父母本组配，获得稳定的杂交一代种子，保证了杂交种子公司销售的商品一致性。相反，农民无法将杂交种子留种，如果要保持高产，就必须每一年购买杂交种子公司的种子，于是“种业”开始成为农业的大行业。
新中国从缅华时代起，开始发展农业科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对于这一代的种子杂交技术，已经充分掌握，可以开始普及。从中国的角度看，未来种子变成了战略武器，如果依赖外国公司提供种子，那简直是不堪设想的战略劣势，当然不能变成这样，所以发展自己的种子产业，就成为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科技产业。
但是这个产业的政策性和阶级性很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李思华，都不愿意民间资本在这个领域占据主导，资本的破坏性对于农业需要的稳定性，是非常不利的，看看美国的孟山都的黑历史，就知道资本的破坏性。所以必须由国资来主导，但又要激发企业尤其是科学家的积极性，所以“农达生化”这样的混合制新模式就诞生了。
未来对于这个领域的监管和控制会很强，既要保证科技企业发展的利润来提升竞争力，又要保证种子的安全性和廉价，保障农民的利益。严格来说，杂交时代的到来，对于农民是不利的，单产提高的代价，就是对种子失去了控制权。
然而这就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是以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模式，去管理好它，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尤其是保障农民的利益。
经过李思华、计委等部门与农业部的研究，认为新时代的农业，为了适应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更好地应用，必须做到几个调整：
一、未来乡寨，主要的功能是农业的生产（备耕、种植、收割、烘干、储藏）、管理和仓储流通，除了植物作物外，牲畜养殖也是类似的逻辑。即负责生产端和初级的加工端和营销端。
种子和牲畜家禽渔牧等种业：建立种业公司体系来满足农业需求，通过专业化实现科技的不断提升。农药企业尽量与种业结合，因为他们必须对质量和后果负责。
农业机械服务：建立农业机械服务体系来满足农业需求，农业机械服务公司可以拥有几百种农业机械，尤其是重资产机械，例如联合收割机。乡寨通过合作社，对接这些农业机械服务公司，实际上就是租赁他们的设备来完成一切农业生产的机械需求，当然乡寨根据自己的需求也会购买一些需要常备的农业机械。
说到底，这就是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专业化和生物技术化的结合。有点像后世的区块链网络，乡寨是一个个处理生产资料的分布式节点，而这些科技公司、农业机械公司等，构成了联结这些节点的“信息线”，通过这些线传达“科技的价值”，而这些公司，就可以视为是网络的“全节点”，拥有大量数据生产资料和信息，推动网络的扩张和保证网络的服务。
二、乡寨人口的就业结构，也因此而逐步转变。
虽然保证每个人“永佃”拥有3亩地，但实际上，总的趋势还是会进行分工，不是所有的人都扑在生产上，那样的效率被人为地压得太低，所以必须实现乡寨农业人口的重新匹配，农业直接生产人员减少，而支农工业和农业后部门人员增加。
新的结构是“农业前部门+农业生产部门+农业后部门”，农业前部门，就是农业机械、种业、化肥、农药、饲料，甚至包括农村金融；农业后部门，就是农产品的加工、包装、运输和销售，以及服务农业的科研、商品检验、营养卫生等部门。
通过发展这样新结构的农业产业链，将大量的农业生产人员，解放到服务农业的其它部门，优化乡寨的农产业结构。
李思华知道，当美国农业的直接生产人员衰减到300多万的时候，其农业前部门的就业发展到900万，而农业后部门的就业发展到1500万，服务农业的总就业超过了2400万人，这还是大规模生产最完备的以大农场为主的美国。
中国要精耕细作，并且要用人力来保护土壤，实现可持续耕作。所以当然不能完全选择美国的农业路线，但对其学习农业前部门和农业后部门发展的有效经验，还是很有用的。
按照计委的估计，在未来20亿人口时有10亿乡寨人口，劳动人口按60%算是6亿人，其中有1亿人，就可以转到农业前部门和农业后部门上。这对就业很有帮助了。当然其余的5亿人从事农业和林业生产，当然也不是傻傻地耕作，而是有很多花样可玩的。
航空业也也罢，农业科技也罢，在从一五计划转向二五计划的时候，至少一百多个大行业，都在发生这样从国产替代到自主研发的科技进步过程，伴随着很多阵痛，然而在开国鼎沸的民气下，无数的突破正在发生。
总体上，不仅仅是科技的提升，往往还伴随着体制的更新。其实这就是新的大生产关系建构后，无数小生产关系的适配过程，在新的时代，新的生产关系往往与科技进步紧密相连。
而所有的这一切，并不单单是自身产业的发展，在他们发展的过程中，都融入了对未来大博弈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