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4章 反浮夸风、反大跃进

    1947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

    “啪”的一声，李思华将手中的文件恼火地丢在桌上，说了一句：

    “狗屁不通，一派胡言，这是谁搞出来的策略？象牙塔里的秀才不知事，你们也不知道吗？”

    邓小平脸色一白，他觉得是不错的呀，为什么李思华反应如此激烈呢？

    李思华平静了一下心情，说道：

    “这个策略犯了两个大毛病。第一是急功近利，把民用工业建设发展，当成是当年我们追求钢铁产量一样，只要有足够的资本、人才和矿石，又有技术，产业就一定能发展起来。可那个时候钢铁有足够的需求，不要说民间，单单军事和国家建设上，几乎就是永远不够。换到民用工业发展的市场，哪有那么大，投资是必须与需求匹配的。我们每个标准市，都已经配备了足够土地工业区的建设发展，他们做好规划的工业，吸引一些民间的项目投资，就足够了。国家规划的工业，是考虑到了市场的需求规模而安排的，也是与中央加上地方的财力相匹配的。而民间的项目投资，他们会自己核算。”

    “可这个策略，说什么要向地方放权，加快工业建设。我就奇怪了，我们什么时候收过地方的权了？只不过要求他们的建设发展必须合理，必须以需求为前提，以地方财力为限制。刚刚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放权就是允许地方举债，利用未来的财政收入做担保，用借来的钱来建设一些工业项目。所以这第二个大毛病，就是根本不懂地方财政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听了这种狗屁意见，那么结果一定会是，地方很快就铺开很多最后没法收拾的烂摊子，而每个地方政府在政绩冲动下，都会变得负债累累。难道我们是为了到时候，去收拾各地的烂摊子吗？”

    她狠狠地盯了邓小平一眼，心想又是他搞出来的，总是“顾头不顾腚”，老是想着先尝试一下，出了问题再解决。可这一样是巨大的损的失呀，如果事前能考虑得周到一些，降低这种试错过程的“沉没成本”，不是更好吗？何况有些事情，那就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了，可能就收不回来了，地方举债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年无论是西南还是东北大区，周恩来等人一直认为邓小平可以担任主官，但她一直不同意，就是因为这个。

    她冷静了一下，说道：“我们对于这些非大城市标准市类型的地方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发展原则，大家都必须遵守，不要想着去打破。每个标准市的政府，先做好规划，包括城市规划和工业规划，一个标准市，市区只有100万人，全市也只有300万人，目前大多数还不满员。所以规划必须符合对人口规模的需求，绝不能贪大求全，这两年以来我们打回去了很多份城市规划，责令整改，就是因为这些家伙胡乱规划，搞的哪是标准市，个个都是大城市。简直是扯淡，浮夸和大跃进，却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没有批准的规划，就不允许投资建设；而不按照规划执行，那就是严重违反纪律。根本不是政绩，而是要坚决打击的对象。我们批准规划的核心在哪里？就是量力而行、符合需求。量力而行就是要根据财政力量来规划，符合需求就是建设的内容要有人消费和使用，否则拿来干什么？”

    邓小平已经逐渐品味到李思华为什么激烈地反对了。

    “事实上，城市和工业规划，本来就是对地方领导层的一个最初级的考验，连这个都通不过，谈什么举债搞工业园，搞笑呢，只会是搞出一个个烂摊子。”

    “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不允许地方举债？因为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么就是银行印钞，这意味着钞票贬值通膨上升；要么就是搜刮地方财力，让老百姓拿钱出来。通膨上升难道是好事吗？我们近年一直以2.5%为目标，让它稳定下来。至于搜刮百姓财力，当地还有消费吗？”

    “我们最后会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但第一不可能允许投入非规划国企之外的其它项目，第二主要是投入获批规划的本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那是在中央觉得有必要刺激全国经济的时候，而且对地方政府有额度限制和管控。对每个项目都会有严格的审核。至于用这个钱去建设工业园，扯淡嘛。”

    “什么县域工业园，就更是扯淡了，10万人的小城镇，就应该盯着一个或两三个特色产业，全力钻研，将之做好做大，能够有1~2家特色产业的地方龙头企业，带动县域，已经是非常好了。至于工业园，谁疯了会到没有人才和资源的县域投资工业？”

    “县域地方干部的努力，应该就是做到让特色产业能够追随国家的发展，让本地居民岁月静好，发展工业不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坚决打击这种所谓政绩的冲动。国务院必须立即下达重要文件。我们对干部的政绩考核，每一级都不一样。乡寨是粮食生产、农业多元化种植和养殖的产业发展，以及最后反应的人均收入；县域是特色产业的发展，包括效益、趋势和带动人群规模等；标准市则是高标准的规划，以及按照规划所实施的城市和工业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所以这种胡乱建设，浮夸性的大跃进，算什么政绩？相反，这就是暴露出来的胡作为的干部，他们根本不懂经济的运行，就想出政绩想升官，以为搞个工业区，搞个大项目，就是政绩了，简直是扯淡！老老实实实施好规划，才是他们的本事和政绩。”

    “经济发展是不可能依靠搞个大运动的，又不是一次战役，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是永续的战争，永远要遵循经济规律。”

    邓小平心想这次搞砸了，李总理肯定对他很失望，这让他有点难过。这些年自己做事，怎么就老是与李总理的想法不一样呢？

    他也知道，李总理没有针对他个人的意思，她一直是就事论事，但是策略上的各自思维，确实是很不同。他内心不由得叹了口气，还是因为彼此思想乃至行事作风，都不太一致的原因，所以彼此的工作配合，一直不太合拍，李总理对他的很多工作倾向，是不认可的。

    李思华其实考虑得深很多，地方这样的倾向，会不断地表现出来，这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事情，因为利益即财政的满足，是永远做不到的，永远都缺钱，财政紧缺才是常态，财政宽松只是货币政策。

    在她前世，建国时搞的是苏联模式，中央统收统支，地方就靠打报告争取项目和资金，模式僵化，难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后来搞财政承包，地方每年交一个固定数字的税收，结果过了几年，中央穷到要当裤子了，然后朱总理才搞分税制。

    分税制下，中央获得的税收比例，比重从之前的30%左右，提升到了55%。有钱了，开始搞大规模基础建设，高铁、高速，港口、机场，都是哪个时代即1990年左右开始的。

    但是地方政府没钱了，就开始瞎搞，例如对农村搞三提五统，甚至乱收费，主意还是打在农民头上，三农问题严重化，“一税（农业税）轻，二税（三提五统）重，三费是个无底洞”，就是那个时代，让底层的人民成为牺牲品。

    还有更狠的，直接当车费路霸，拦路收费，搞得司机想尽办法绕道。至于找商贩罚款、搞交通罚款，都是小儿科了，反正什么烂招数都使得出来。

    这样的情况下，基层政府钱少事多，造成管控能力下降，所以九十年代号称社会最混乱的年代。

    这种混乱的解决，一方面是中央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的兴起，导致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大幅增加，突然，大城市和二线城市，不缺钱了，几十个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普通三、四线城市在财政上依然是弱势群体，甚至是连续的衰弱。

    接下来就是房产、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的形成，城市新贫阶级的出现，绝大部分的资源和资金，最终都跑到了这几十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在他们欣欣向荣的时候，2020年以后的反噬正在酝酿。

    整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从招商开始，搞土地出让，然后是金融杠杆，太多的一地鸡毛了，最后财政健康的有几个？都是负债累累，反正国家扛，多借一点是一点，很多城市看上去花团锦簇的背后，都是债呀。

    李思华对前世的经验教训印象是很深刻的，她也决定新时空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她比较相信的是，经济发展，如果从地域上来讲，在全世界都是少数地方的事，其他地区能跟着喝汤就行了。就好像一辆车，发动机只需要一个来提供动力，其他部分的作用就是配合。

    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每个地方都拼经济，怎么可能做到各种产业在每个城市都蓬勃发展呢？重要的是大产业的发展，而不是地区发展。

    例如一个家用电器产业发展起来，就算是以五十年代的货币计算，可能也是上千亿元的产值，类似的汽车、造船、航空、石化、化学、肥料、纺织、服装……，全球至少有几十种千亿乃至万亿级的大产业，让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在中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市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几十个大产业在国内发展成功，那至少一半以上的地方经济，也就得到了坚实的支撑，正常也就成功了。再通过转移支付，加上新时空的“半商业房地产化”得到的土地出让金，就能够让另一半的地方也得到带动——跟着吃肉的喝汤。

    所以这才是李思华心中的经济发展的大文章，这才是真正的路径。

    她根本不需要地方政府在规划之外，再去花额外的财力，搞什么大建设。规划本身，就已经计算了各种条件下这个城市五年、十年期，根据财政收入、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等参数，需要达到的建设目标。

    在每个城市规划中的工业区，已经考虑了可能的大产业配套需求，中央和计委也会推动各种不同的大工业项目的不同配套产业，落户到这些工业区，这都是有整体考虑的，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优化自己的投资和服务环境，在工业大企业的选择中胜出。至少很多推动民间发展的产业，例如纺织和服装，只能是各地政府各显神通，争取人家的投资，不过当然要符合国家保护底层人民的政策。

    所以市县地方政府负责的，算得上是“岁月静好”，实现每一年的规划目标，兢兢业业做好人民的政府，服务好人民，服务好企业，建立高效的服务体系，办好当地教育。在中央财力+可真正支配地方财力支持下，年复一年地进行不负债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她想来，原时空用了三十年，建起无数高楼大厦和城市设施，但也留下了无数债务，掏空了地方政府和家庭的财力，新时空干嘛要在这个方面去比较呢？我们用五十年建成不可以吗？放慢一些速度，对于财政的压力就会大大减少，能够腾出更多的资本投资在产业上。

    真正要下大力气加速的，反而是大产业发展，占据所有的大产业先机，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和形成世界级的领先竞争力，产业旺盛了，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繁盛。

    而中央和省及直辖市，以及一些重点的城市，则是推动这些大产业发展的主力，是在产业发展上“负重而行”。洒下种子，用资本浇灌，推动消费市场形成，提供订单，以各种方法催生出一大批的中国大型产业企业，并推动他们最终成为全球的顶尖大企业，在相关大产业，去占据主要的全球市场份额，这才是经济强国之道。

    相比之下，让地方政府胡乱地去搞一些工业区，其实多数都是占了农地，树一块牌，连个蛋也下不下来，这不是扯淡吗？哪有那么多有前途的大项目？至于民间私人项目，现在的规模，还没有产生巨型企业，就算是巨型企业，犯得着到处投资吗？难道想骗土地？真敢的话，在新时空可就是自己找死了。

    在她想来，原时空那些年的“唯GDP论”、“全民招商”、“土地招商”等等，都是当时各地穷得狠了，地方政府什么都不顾，反正拉到碗里都是菜，结果没有一样，不是最后证明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所以在新时空，干嘛要去搞成这样？她有病吗？

    在她向邓小平等人，缓缓讲述了“产业发展重于地方发展”的道理后，邓小平等人都目瞪口呆，原来李总理是这样考虑的！重点是大产业生态，而地方发展建设，则是配套这些产业发展的！

    邓小平一阵羞愧，他明显地认知到李总理的逻辑，更有说服力。他决定回去就把给他当顾问的两个经济学家给解聘了，什么玩意，两个不下基层不接地气的书呆子，根本不懂得真正的中国经济运行之道，更不懂得如何在全球竞争中获得经济优势！

    他对这个时代地方干部的素质认知很深，大多数人是非常认真和拼命的，但是知识水平有限，擅长于执行上级命令，可一定不擅长自己来把控有风险的地方产业推进，就像李总理所说的，能做好一两个地方特色产业，就已经很不错了。让这些城市主官们去搞工业园，肯定是会一地鸡毛的。这些家伙拿到钱，不乱用才怪呢。自己当初怎么就会觉得值得试一试呢？还是被他们鼓吹的前景给迷惑了。他反省自己。

    他又回想到以前李总理就反复强调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经济发展路径，心想李总理今天说的，其实并不是新鲜出炉的策略，而是早就很清晰的路径——国家经济发展，就是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手抓产业发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而这两者都要围绕着建构市场体系即消费能力这一个中心来发展。自己还是对此前的政策方针认识得不够，学习得不透呀。

    在此次会议后，很快《反浮夸风、反大跃进》的中央文件，被下发到了各省各市甚至各乡寨，一场坚决打击“政绩冲动”的旋风，吹过了所有的地方政府，让主官们都冷静了下来。中央的态度是明显的，早就规定好了你们的工作，好好做扎实，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基础的工作还没做好，就想着要飞翔，不是扯淡吗？一盆冰水浇下去，各地都冷静了下来。

    不过李思华知道，这种地方“冲动”未来还会反复发生，说得好听点是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发展本地的动机和主动性，但说得不好听点，其实就是想从中央争取更多的“自由”，尤其是财力。不能说这种动机都是坏的，但放松的尺度和放松的时机，只能是由中央根据具体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决定，而不是屈从于地方的要求。

    毕竟，中国自从实行郡县制度的2000多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就是个永恒的课题，并且不可能具备确定性，因为不同时期，国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在发展中必须不断调整的参数因子。

    1947年的中国，开始挥别短缺经济的过去，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经济发展阶段。单单投资就能驱动高速发展的阶段，基本结束，各地各领域深层的矛盾，开始逐步浮现，考验着新中国的领导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