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 右派集结号与资本僭越
1951年的4月，李思华阅读着报纸，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冷笑，心想该来的总是要来。
她读的文章，正是沪苏市某党报的一篇社论。文章从李思华访美出发，欢呼中美之间走向正常化，文章的前半部分挑不出太多的毛病，你最多说他对于美国过于幻想和天真。但是后半部分笔锋一转，谈到目前国家政策上对私有企业诸多限制，严重束缚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因为他们的所得相对于贡献，对比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严重不足的，这导致他们对于扩大再生产顾虑重重，也不利于在今后的自由贸易区内，与美国等西方企业竞争云云，总之是呼吁国家应有一定的改革。
这很正常，李思华内心平静如水。建国已经12年了，豪不客气地说，从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来看，比得上前世的40年，大致应该已经相当于原时空的1990年左右的生活水平。
经济发展了，私有经济也壮大了，总有些人不甘寂寞，而干部群体中也有一些人，在长期的和平生活中迷失了革命的理想。在一定的小范围内，就会出现私有资本，与与舆论、知识和权力的合谋，试图推动国家向他们期望的符合他们小团体利益的方向走。
李思华知道，在她前世，学术上有一个著名的“格瓦拉困境”的“革命魔咒”理论，这个理论以拉美的著名革命者格瓦拉命名，因为格瓦拉的一生正好代表了这个理论的典范。他是一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古巴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努力方向确定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进入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他牺牲在自己的理想中。
格瓦拉困境表明：很多革命者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价判断，皆集中于革命活动，革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离开了革命，激情就不再燃烧，精神走向虚无，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原时空后来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走向消亡，国际共运式微，很多专家认为与格瓦拉困境很有关系。
屠龙者成功屠龙后，要么自己变成恶龙，而不想变成恶龙的人，很多变得茫然无措。中共在原时空后来曾经说过要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是对是错？
这曾经也是李思华的困惑之一，她曾经与毛泽东多次探讨这个问题。最后两人达成一致的看法是，格瓦拉困境其实是陷入了“路径依赖”，革命的路径本来就不是唯一的，必须要根据环境而变，建国后基本进入了和平和建设的时代，与此前战争与牺牲的时代不同，革命的方式、模式肯定要发生变化，唯一不能变的是革命的思想和初心。
原时空有句口号说得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的初心是什么？是解放无产阶级，带领他们去奋斗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手段是什么？建国前的手段是战争，用暴力来消灭剥削食利阶层。建国后的手段是什么？是建设和守护，驱动底层人民投入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守护人民的胜利和奋斗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底层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升。
所以革命是永无止境的，不能说革命党在建国后革命任务就完成了，变成了西方那一套的“执政党”，革命的手段变化了，但革命的目标并没有变。斗争期革命的语言是由阶级、剥削、革命、斗争、消灭等基石砌成，而建设期革命的语言，还必须包括建设、发展、共富、平等、效率这些新的部分。
新时空的新中国，毛泽东和她否决了前世的无休止“运动”，那种每天三请示五汇报，天天政治学习，类似“斗私批修”的运动永无终止，起到了教育群众的目的了吗？实际的结果是残酷的，这样搞，只能让人民厌烦。
阶级斗争不能成为建设期革命之锚，但什么能当锚呢？当然也不是前世那种所谓的“依法治国”，现代哪个国家不是依法呢？至少表面都是法制。但至于治国，那就超越了法律的能力了。法律不过是种教条和本本，确定了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而已。
所以革命之锚，只能是落在实现共产主义上。但这个目标容易让人感到虚无缥缈，怎么办？具体量化每一个阶段。
李思华提出，又经过毛泽东润色和修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5个阶段，设置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第一阶段，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也即是新中国当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大建设大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和科技基础，人民生活得到基本满足，食品消费占比跌到全部收入的20%以下，人民自有住房满足率达到98%以上。匹配工作的教育普及化，文化和娱乐丰富。
第二阶段，中级社会主义阶段。自动化机器大量替代人力，使得人民平均的工作时间确实能在5天8小时之内；人均住房满足50平米/人；食品消费占比跌到全部收入的10%以下；人们开始追求马洛斯五需求中的自我实现满足，精神文明得到极大提高。
第三阶段，高级社会主义阶段。户均住房1000平米，使得各种高科技服务可以应用到每家每户；自动化机器替代了体力劳动，人民的劳动主要是在人工智能配合下进行管理和监督，少数人群是创新、发明和科研。满足自我实现，成为大多数人民的追求。
第四阶段，初级共产主义阶段。走向星辰大海，彻底满足人民的物质资源需求。物质极大丰富情况下，人们得以平等地以发展精神文明为主体，实现真正的“自由人”。
第五阶段，高级共产主义阶段。星际大航海，将人类共产主义文明的火种，撒向全宇宙。
五个阶段的提出，量化了革命的具体目标。目标有了，那么手段呢？
手段自然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确实需要私有制来补充，更需要市场化的微观体制。但无论如何，物质文明建设，可不是为了创造一小批富人，让他们凌驾于人民至上；更不是依靠所谓少数人的“企业家精神”，而是依靠人民群众广大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
我们的手段确实还不完善，但这不意味着类似这篇社论的，走模仿美国资本主义的道路，作为后世目睹了二十一世纪美国二十年之怪现状的李思华，对此确信无比。
她不由得想起，又一次毛泽东对她说的：“从你前世的经验看，运动确实不能多搞。但我们也不能失去运动这个武器，法制的作用是有限的，需要运动来辅助，每一次运动，就是一次纠偏，就是一次斗争。和平时代，斗争少了，但不是没有斗争了。”现在想来，主席说得一点没错。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是需要不断的斗争纠偏。
她暂时没有任何其它行动，只是拿着这份报纸去找了毛泽东，然后政治局常委的会议进行了几次，接下来又是全体政治局的会议。在这些会议结束后，她找了中央调查总局的局长席中迅，和他深谈了一整天。
席中迅神色沉重地走出李总理的办公室，他看了看阴霾的天空，心想，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了，新中国建国12年来，党内还没有那么大的风波。
接下来的几个月，新中国的政坛，仿佛风平浪静，报纸和媒体上的讨论，却开始激烈起来，无论是讨论企业家精神，放松对企业主的管束，还是认为劳动法的规定过高过严，导致企业发展成本过高，束缚了企业发展等等的讨论，五花八门，而经济学界和思想界也有很多讨论，甚至有“直言不讳”地用西方经济理论，批评“所谓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
凡此种种，李思华其实觉得好笑，这比起前世的声势，可是小多了。原时空改革开放到一定时候，左派近乎于不存在，尤其完全没有了政治和经济力量，而没有了左派的制约，社会上都是右派横行，很多人恨不得所有的思想和政策，都向美国靠拢。
原时空1957年的反右，完全是个错误吗？恐怕只是错在过分的扩大化了。当然邓小平作为反右的总指挥，在文革后逐渐默认反右是错误的。
1951年的7月开始，这一切的热闹讨论，突然戛然而止。
席中迅向中央提交了名单，而名单上的高级干部，多数是在东部沿海的干部，而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几乎都得到了调令，提前被流动了，他们的去向，是西藏、青海、藏南、外东北、凤鸣、凰栖、外蒙等一些比较艰苦的地方，而且没有人担任主官。各级组织部找他们谈话的时候，说得很明确，这是按照中央“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原则，组织上给他们提供的改正错误的唯一一次机会。到这些地方下基层，从人民群众那里去找回自己的初心，问问自己还能不能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当然，有少数的干部是直接被逮捕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党纪国法允许的范围。
接下来也没有真正的运动，而是一场“叩问初心”的大讨论，让每一个党员，在组织生活会上，回忆和讨论自己当年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是为什么要入党？再对比现实中自身的政治思想和工作态度，能否对得上初心？
其实在这个时代，大多数普通党员的想法并不复杂，真正受到共产主义理想驱动的，只是一小部分，多数人就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为国家多做工作，做好工作。说不出口的，很多都是为了毕业好找工作，有的是看别人入了党，自己也不能落后，有的则是为了让家里长辈开心，还有的是为了党员能享受一些政策等等。
自然也有一小部分，是想升官发财的、想浑水摸鱼的、想仕途坦荡的，甚至想带路的、想复辟的，都有。
这场大讨论，其实并不是真的要了解所有党员能否坚守初心，每个人都可能会掩饰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回答也会失真。但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一次“敲打”，是一次“洗礼”，是一次“忏悔”，是一次扫去尘埃，重新出发的过程。
李思华宁可影响一些生产，大量的党员几乎在2周之内脱产，他们与其它单位的党员分散组合，开生活会、讨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席中迅调查总局的诸多调研员，也混杂在干部党员之中，默默地听取和判别，在监督别人的同时，也是面对自己的内心。
“叩问初心”大讨论后，工作和生活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效果也是有的，最明显的就是党员的奉献，变得更加的光荣和正常，混进党内的，痛苦变得更加明显，长期的装积极和努力，并不是那么容易，而懒政和懈怠，更容易被识别出来。所以在此后的两三年里，党员的总数并没有增加，相反减少了超过10%。
整体的处理，其实还是和缓的，没有像席中迅想象的那样，形成一场政治风暴。因为李思华向毛泽东表示的，高压持续50年，只要我们的体制被证明成功了，社会经济高度的发展之后，在中国社会和人民之中，就会形成新的“路径依赖”，不是去依赖西方路径，而是对自己的中国路径有着充分的自信。那个时候，这些人就翻不起大浪来，我们无需让运动搞得党内气氛太过紧张，反而影响发展。
另一方面打击的，就是资本的僭越。
李思华在当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了《警惕资本的负面性》的发言，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她指出，经过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我国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都得到了大发展，这是好事，但也要警惕资本的僭越即其负面性。资本的负面性主要在于4个方面：
资本的本能是增殖性，钱滚钱，利生利，不择手段又贪得无厌；
资本的力量具有扩张性，能冲破自身发展的各种限制，渗透到各个领域和各种地方；
资本的逻辑具有竞争性，为了争夺有限资源，难以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
资本的功能具有消解性，可以消解一切价值，什么都可以明码标价。
增值、扩张、竞争和消解，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利用，但整体上是负面的，它们破坏共同富裕和平等正义。尤其要警惕资本与权力、知识和舆论的四结合，否则就会在局部形成腐败和腐烂，这是癌症，破坏性很大。
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不能不利用资本，但资本必须被关进笼子，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
第一是民生保障和限制高收入的底线不能破。那些所谓的为了刺激积极性而放松约束的策略，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第二是建立资本的禁入负面清单，例如实业和金融领域的资本，不得进入媒体和娱乐领域，这是资本隔离。目标是让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领域，都要防止资本的肆虐。
第三是必须让平等原则进一步深入人心，有些人总想做人上人，总以为缺了他，地球似乎就不转了，这是病态！
几轮动作下来，都消停了，有少数“企业家”乃至大学和媒体的知识分子，也消失在这个过程中，都到边疆去了嘛。至于零零落落，有些人申请移民爪哇民国的，按照李思华的指示，一律批准。当然，必须符合中国的政策法规，例如缴纳“移民税”后方可。
石弥生走过上海，喔，现在叫做沪苏市的街头。他在街边冷冷地看着一队列队走过的民兵，眼中不由流露出一丝仇恨。
石弥生曾经是个日本人，还是那种读过大学的精英，当年被日本派到中国来当间谍，指望他混入中国政府内部。可惜他当初选择的是国民政府，这在新中国建立后当然是政治不正确，他虽然表现得政治上很上进，但并无进入新中国政府发展的机会。
而等到日本灭亡，他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是没有国家的人了，只能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活下去。悲痛和仇恨之后，他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为皇国报效的心思淡去，让自己活得尽量好，成为了他心灵的新寄托。
所以他靠着当年的经费，在沪苏市开办了一家贸易企业，得益于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经济，生意还不错，可是也发不了大财，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他作为企业主，即使想破了头用各种方法，能搞到企业利润的5%作为他自己的收入，就算最多了，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他个人的“正当收益”被剥夺了，内心很是不满。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由于当年的间谍训练，他很擅长于社交，在上海滩很快就有了一个人脉圈子，甚至认识了一些地方官员，包括商业局的局长等。在他拓展自己的“圈层”的时候，赫然发现，原来很有些人，和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有老板不满于自己的实际收入的，有官员不满于他们只能拿到“共同富裕”标准的薪资的，他们不能说是拉帮结派，但彼此的默契都是有的。
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的生意更好了，可是共产党的监控很严密，他也只能看着大量的利润，都流进了共产党和那些职员的腰包，这让他殊为痛恨。
前一段时间，看到报纸的讨论，让他大为欣喜，当过间谍的他，当然非常重视新闻报纸的政策宣导，他还以为春天终于要来了。但是事实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
就连他熟悉的那个商业局局长都调走了，据说是因为“政治错误”，现在到藏南的山沟沟里去了。而他认识的企业主里，甚至有被捕的。
他的心思一下子就冷下来了，共产党显然不允许这样的舆论继续带动“民意”，他的梦想破灭了。
生活还得继续呀，石弥生感叹了一句，这样的日子还得熬下去，要不要申请去爪哇民国呢？还得再想想。他努力让自己挣脱灰暗的心情，准备去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