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8章 反左反右与核威慑
1951年的头几个月是反右，但接下来中央又进行了一波反左。
反左的背景也很清楚，在新时空由于国企的发展相对顺利，因此很多人认为没有必要让私有制存在，毕竟按照马克思的主张，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种理论的影响力太大，尤其得到教条左派的支持。
前期的反右实际上助长了这种思想，因为很多人觉得，允许民间私有制的存在，结果搞出了那么多的麻烦，尤其是腐蚀我们的干部，不断试图冲击我党的底线。那些私有业主只要拥有了一定资产，他们就变成了资本家，屁股就不会再坐在人民的一边，干嘛要允许他们的存在呢？没有私有制，一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种思潮流传很广，影响不小，让李思华感到很头疼，实际上毛泽东也头疼，整个政治局都很头疼，甚至有的政治局委员也觉得这种思想不无道理。
毛泽东专门发表了重磅文章《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防范过度左倾》，并安排全党学习。
毛泽东的主要论调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共存情况。他的文章中说到：
“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但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真理是在左与右之间。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步子走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
“共产主义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我们如何把握不过左、不过右呢？就是4个字，实事求是。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义”
“私有制存在的利弊，要辩证地看。现在很清楚的是，私有制对于补充公有制的不足，有大贡献；私有制的消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我们就必须做到扬弃2字。”
李思华同样发表了重磅文章，不过她的文章，是从数字的统计出发的，私有经济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28%左右，解决的城市人口就业，更高达40%。更重要的，是私人高科技企业的崛起，在电器、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等产业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所以李思华的问题就很尖锐，私有企业的贡献大不大？很明显很大。那我们为什么要废除私有制呢？怎么废除私有制呢？政府接管全部私有经济吗？那才是天下大乱呢？地方的干部能干得好这些企业？扯淡嘛。
李思华批评这种思潮，是典型的“左倾幼稚病”，更是一种典型的“懒政”，觉得私企不好管，就最好全部干掉？这是一种什么思想？
她并且严厉地指出，经过了建国12年多的发展，到现在还持有这种思想的同志，说明不能与时俱进，其思想学习和实践都是不够的。她用了16个字来形容：“不求上进、头脑简单、作风粗暴、难堪重任。”并且告诫他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情况将长期存在，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不要试图去挑战党中央的根本决策。
如果说毛泽东的文章主要谈理论，还比较和缓的话，李思华的文章杀伤力就很强了。那16个字简直如同一根大棒打在了一些干部的身上，让他们感到狼狈不堪。
其实这种思潮并非完全的思想，还包括这些干部的利益诉求。李思华深知这个时代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也不爱学习，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大老粗蜕变为有知识文化和政治思想的革命者的，但短时间内，哪里去找那么多有能力替代的干部呢？那样做也会造成党内的持续动荡。
需要时间，来等待新一代受到完整中国式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新人成长起来，四流工程和流动民兵体系，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的。
而面对当前的现实，李思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策略就是极大地强化了中央调查总局的地方行政调查部门，相当于集中了一批政治思想过关的精英，对地方行政的错误不断纠偏，防左反右就是他们重要的职责，他们分批巡视不同的地方，对各级政府的行政包括行政思想，进行评估和纠偏。
这个部门的编制极为庞大，现在超过了15万人。他们就是地方各级政府头上的“紧箍咒”，很多地方干部自然对此不满。权力用得正爽快的时候，突然被调查员举报，立即被上级部门下令停止，甚至被撤职和调走，当然不舒服，甚至火冒三丈。
这一次左倾思潮的冒头，其实就有这种情绪，因为调查员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私有企业自然是个“重灾区”，全国的私企，也形成了向地方行政调查局举报的习惯，他们知道举报信息会得到隐秘，并不担心地方政府某些官员的报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干部其实并不是不知道私有企业的重要性，而是为了自身权力的反私企情绪，是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呢。
其实他们反对的多呢，这种“带着枷锁跳舞”的体制，整体都让他们感觉很不舒服，没有一言而决的畅快嘛，私企只是正好变成了最容易拿来说事的领域。
对于这种“老子当年打江山，凭什么今天不能坐江山”的不可告人的隐秘思潮，李思华是觉得对一些人，政治教育也是无效的，就只能高压，用严格的体制来约束，你实在不爽可以辞职回家，甚至提早退休。但你只要在体制一天，就必须遵守体制的规矩，就是要你戴着枷锁跳舞，反对这种体制，那你就不适合继续当干部了。
在毛泽东与李思华当初设计这种体制的时候，当时有一段对话，毛泽东向李思华感叹说：
“你这是对斯大林大清洗的比较缓和的替代方法，斯大林是简单粗暴，直接消灭了一代官僚和军官，也因此付出了苏德战争前期极为惨重的代价，而且大清洗也洗掉了很多苏联最优秀的官僚，甚至是社会主义真正的革命者，而大清洗后替代上来的新一代苏联人，果然比第一代优秀吗？按照你告诉我后来苏联的发展，其实新一代人中，混进了更多的投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他们热衷的是权力和地位，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缺乏合格的革命干部所造成的致命弱点。”
“我们肯定不能这么干。不能因为需要倒掉洗澡水，就将澡盆里的婴儿一起都倒掉了。我们的方法只能是不断淘汰掉不能跟上革命发展步伐的曾经同志，只能是在保持党和政府的稳定下的不断吐故纳新。”
“老同志中，有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和具有坚定革命意志、对自己要求很严的同志，也有一些躺在功劳簿上，不断向组织索取利益的落伍者。我们必须加以鉴别，将后者不断剔除出干部的队伍，同时吸纳热情和革命的新血。”
“你提出的这个主动性的以地方行政调查局为主的调查体制，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鉴别干部的模式。很好！未雨绸缪，总胜过到时我们发现内部的局部坍塌。”
一场反左又反右的风潮，终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消停了下去。但中央其实都知道，这种对体制的冲撞未来会以不同的形式发生，矛盾总是永无休止的。
1951年10月，情报机构得到准确情报，美国第一颗氢弹已经基本完成研发，预计将在1952年择机试爆。相比原时空，时间几乎已经同时了，李思华主导的前期“干扰”的作用越来越小，美国的核武器的研发和部署，逐渐开始回归了原时空历史的固有轨道。
几乎在同时，中国也有好消息，东风3A型弹道导弹研发成功，这种导弹，射程接近了3000公里，是不折不扣的中程弹道导弹，而且在全球第一次实现了多弹头技术，可携带1枚威力为20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或3枚威力为5-10万吨TNT当量的分导核弹头，命中精度也提高到了1000~1500米。
在研发东风3A型导弹的过程中，其实已经解决了大部分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问题。按照现在的计划，1953年必须研制成功东风4型，射程要达到5500~6000公里，基本覆盖苏联的主要目标，这其实已经能算得上是一种洲际导弹，不过还比较勉强。
真正的大目标，是计划1956~1957年实现的东风5型，目标射程1.2万公里，通过在库页岛和外东北部署，可以覆盖美国和苏联全境，这才能做到全球覆盖。
在1951年，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还谈不上，原时空美国到1960年才搞出了全球第一艘，新中国现在已经部署全力研制，但由于海军本来就是落后的环节，科技上在这方面比不上美、苏，能够用10年的时间填平这个技术壕沟，现在还说不准，但也只能是全力以赴。
无论如何，在1951年的时空，只能是通过陆基和空基，实现核威慑。
由于美国的氢弹成功，一场对于核威慑的讨论会在中央军委举行，李思华参与了这一次的会议，她平时由于国务院的工作繁忙，因此不太重要的军委会议她是不参加的。不过，到1954年，在担任连续三届15年的总理之后，她会卸下总理的职务，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上。
在刘伯承之后的总参谋长粟裕，汇报了关于美军氢弹的情报后，大家进行了一些讨论，而之后，李思华以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阐述了她认为合适的中国核威慑战略：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的核威慑战略，最基本的原则，是与苏联和美国形成三足鼎立，核武器非常费钱，但这笔钱无可奈何，必须得花，否则国家的安全会受到严重影响。”
“美国已经很快将试爆氢弹，我预计苏联研制氢弹成功的时间，很可能在1953年左右，他们很快都会追上来。在核武器的技术上，无论是核弹，还是弹道导弹，我们都做不到长期领先。”
“在东风4型和东风5型研制成功后，我们必然会进入一个大规模装备核武器的时代，而且我们装备的洲际导弹必须是最大量的，因为美国和苏联的重要地区都很遥远，这更加费钱。”
“需要装备多少呢？我们要做好到15~20多年后，冷战可能达到最高峰时，装备1.5万枚核弹头的准备，即具备充分的将苏联和美国同时核打击、同时消灭两边主体的能力。”
李思华报出的数据，让包括国防部长彭总和总参粟裕在内的高层，都目瞪口呆，毛泽东虽然没有表现出变色，但拿着烟的手也不由得抖了一下。这个数字简直是疯狂！这意味着在核武器上，中国要做好花费上万亿人民币的准备！
李思华冷静地继续说道：“为什么需要这样疯狂？因为美国和苏联都可能比我们更疯狂！我的预判是，美国至少也会发展到2万枚核弹头以上，至于苏联，以他们对绝对力量的疯狂追求，就算是4万枚也不意外。”
李思华这么说，自然是因为前世的记忆，美国最高峰时装备了2.75万枚核弹，而苏联更是达到了4.5万枚！大家都追求对对方的绝对毁灭。
在新时空，中原时空节省资本的“最低核武器数量”原则，是不妥当的，因为原时空中国是大国争霸的弱者，而新时空中国则是大国争霸的主角之一。
李思华对美国和苏联的预判数据，更是让将军们目瞪口呆，会疯狂到这个程度吗？不过李思华在军内，一向以精准的战略预测而著称，大家都很相信她的预判。
李思华继续说道：“由于我们以洲际导弹为主，因此必须争取全部装备氢弹，并且以多弹头技术为主，以提高费效比。”
“三方都对另外两方不放心，所以这种疯狂在前期可能无法避免，当然我们会尽量推动三国之间的核武器谈判，争取能够抑制这种无限制的增加核弹头的趋势。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冷战既然开始，国际形势就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朝着紧张的局势发展。”
“只有等到美苏之间发现谁都压不过谁，开始追求缓和的时代，大家才会真正地开始追求适当的核武器数量，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削减核武器的规模。”
“缩减的时代，可能会逐步缩减到三国各自低于3000枚氢弹或以下的数量。这个数量能够保证消灭另外两国70~80%的主要力量，大家都保留20%~30%的残余，重启地球。”
李思华的预判，震撼了整个军委，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后的结论是，中国采取“跟随战略”，我们在完成东风5型之后，先将核武器数量，推到3000枚氢弹以上的规模，保证对美苏消灭其70%~80%的力量。然后发起各种核谈判，看能够抑制美苏的核扩张欲望，如果不能，只能是按照李思华的预判，要逐步跟随地扩张核武器规模，一直到1.5万枚左右。
数量战略定型后，就是对“海陆空三维核战”的军事发展计划，进行决策。
战略导弹核潜艇是最重要的，在获得核潜艇后，海基就会变得和陆基一样重要，并且会逐渐超过陆基的重要性，因为核潜艇最安全、最隐蔽又最机动，用核潜艇作为核武器的作战平台，才是最好的选择。
按照军委的计划，是要在1958年左右研制出攻击型核潜艇，而到1960年研制出战略导弹核潜艇。只有李思华心里清楚，美国就是1960年研制成功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她希望与美国实现同步，哪怕技术上相对有些落后也没关系，时间更重要。
空基其实也很困难，美国此时B-52这样的八发动机洲际远程战略轰炸机都还没有服役，拿着B-36和B-29凑合，更不要说中国了。虽然此时的中国，航空科技的进展算是顺利，能够研发制造歼5这样的喷气式战斗机，可是对于研发B-52这样的航程上万公里，需要非常强大的发动机的轰炸机，还是比较欠缺的，差距主要就是在发动机上。李思华知道，美国的B-52是1955年服役的，中国现役的H-5（仿B-29）落后了，中国同级的H-10，能在1965年前研制出来，就很不错了，所以空基的核武力，对于中国来说恐怕要在1970年前，才能形成了。
陆基自然是基础。东风4会尽量靠西部署，主要是威慑苏联、中东和欧洲部分地区。而东风5初期，会尽量以外东北、库页岛和第一岛链为重点，威慑美国，等到东风5的改进型，射程突破1.3万公里后，再实现全国部署，可以从中部，就实现自由地威慑美国。
除了核威慑战略的讨论外，由于弹道导弹技术的进步，发展卫星，终于可以加速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卫星研制和发展的团队，开始进行预研，以侦查卫星和通讯卫星为重点。
现在的弹道导弹，都是液体燃料导弹，加注速度慢，准备时间长，而且不利于实现机动。因此固体燃料的研制，也开始加速。有了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才可能实现机动化，而机动化带来的，是生存力。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部署对核交战模型的研究，即分析核武器交战条件下，美苏两方的战略武器性能、目标防护特性、美苏国家人口和工业城市的分布、战略防御能力等指标后，得出如何运用中国的核武器，达到对这两个目标国家毁伤的最大化。
中美苏三方的核威慑博弈，当氢弹和弹道导弹的技术逐渐成熟，并被三方都掌握后，逐步展开，而这将是冷战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