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1章 风靡美国的蓝色小药片
美国纽约，布朗走进药店，他脸色有点尴尬，当店员看到他的表情的时候，反应了过来，说道“是要蓝色小药片吧？”
布朗连忙点头：“对，就是那个……伟哥。”他递过处方，拿到药物付完钱，他赶忙匆匆地离去，似乎有人在追赶他一样。看到他的背影，店员有点发笑，不过最近这样的情况也比很多，谁让这种来自中国的“伟哥”，现在风靡美国呢？
伟哥的有效成分是西地那非，在1981年的9月，经过2年的审核后，美国FDA终于批准这种药物可以在美国公开上市，伟哥的代理商，在电视上大肆宣扬这种全球首个的口服治疗阴茎勃起功能障碍（ED）的新药物，号称这是新时代男性的“福音”，这种药物显然引起了全美男性的关注，让它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开始使用后，销量增长最快的处方药。
仅仅半年的时间，超过10万名医生，为150万患者开出了超过350万张处方，涉及的伟哥药品居然高达2500万片。美国人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那个东方大国的医药也很神奇。
不管刚才的布朗，还是销售蓝色小药片的店员，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蓝色小药片背后的中美，在医药领域激烈的斗争。
蓝色小药片被FDA压制了2年不能上市，无非是美国的医药集团不愿意而已。但中国的反击很犀利，这个阶段美国的所有新药，在中国全部被卡，而且中国正在考虑废除对美国的药物专利，因为美国人首先不遵守平等的规则——既然中国允许美国的药物，合法合规地在中国上市销售，那么反过来也一样，美国人能制造障碍，中国人就不能了吗？最终美国的医药集团，被迫屈服。
说起来，对于中国市场，是美国大型医疗设备和药商最能用“又恨又爱”来形容的市场了，爱的当然是市场规模，如果一款药物或者医疗设备，能够被许可销售，盈利自然是庞大的。恨的则是中国对美国药物的审核，越来越严格，还有在医疗设备上的科技反超。
中国人总是认为西药有严重的副作用，因此西药通常必须有在美国或欧洲国家，5年的实际使用数据，这些数据并不是单单由药厂提供，中国人会广泛调查，如果副作用大了，一定会被拒绝，中国人认定这些药厂都不是好人，认为他们总是试图隐藏化学药物包含的严重后果，往往让西方药厂，感觉中国人是把他们当作潜在的犯人，而不是救死扶伤的善人。
这种威胁是现实的，因为药厂如果疏漏了汇报副作用，靠着隐瞒的手段让药品在中国开始销售，最终总归会被发现，中国的医疗机构会记录每一种药物使用的结果，通过他们的“大数据分析”，确定药物是否有严重的副作用。一旦确认，惩罚是极为严厉的，不但在中国的全部收入被罚没，还要追究药厂管理层的刑事责任。
在1977年发生的“辉瑞事件”，让所有的美国药商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辉瑞当时有款化学药，就是采用隐瞒副作用的方式，登陆了中国，在最后被发现造成数十人死亡后，所有还没有汇回美国的收入全部被没收，辉瑞中国办事处的责任人员被判刑，而中国还要求辉瑞缴纳罚款2亿美元，并要求辉瑞负责这个药物的一个副总裁，以及几个其它的关键人员，到中国接受法庭审讯。
辉瑞拒绝支付罚款，而这几个人当然不敢去中国，美国法院体系，也驳回了中国要求的引渡。结果在超过了中国规定的3个月限期后，被中国缺席判处死刑，认为他们是谋财害命。那几个人都在一年内，各种离奇地死于非命。所有药商都知道此事——这是中国人的警告，美国政府也保护不了你们。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
美国政府的抗议，也被中国严厉地驳回，认为FDA放行这样的药物，是“美国之耻”，应该自己反思，美国凭什么为一个谋财害命的公司出头？是何居心？此事之后，辉瑞被中国永久禁入，被冠上了中国“黑心公司”的排名榜，这导致辉瑞声誉大跌，股票大跌，甚至在美国，这种药物也被抵制，被美国人各种起诉——美国人自己又不傻，搞得辉瑞狼狈不堪，公司实力因而大损。
在那以后，有些美国药物公司，就不再愿意做中国生意，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中国也不在乎，自身药物的发展，也越来越块嘛，而且有些美国药厂是舍不得中国市场的，反正提供真实数据和对副作用的说明后，就没风险，有风险自己先拦下来。
医疗设备商，原来是最快乐的，设备嘛只看质量指标，谈不上什么风险，唯一的不快，就是中国的本土设备商，在科技和生产上追得飞快，到七十年代后，其实只能是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才能在中国大规模销售了。
中国这样的GC体制，使得他们在其它国家，那套对关键人员塞钱的营销模式，根本起不了作用。一旦同等水平的中国本土设备，出现并通过国家审核，每个医院中采购的这类设备，就强制必须有80%是国产，没有买够国产之前，根本不能买进口货，除非医院能够提供国产品质量低劣的有效证据，那政府机构会反过去惩罚厂家。中国人这一套是很有效的，医院都是公立的，而厂家也都是国家有股份的混合制企业，他们拥有充分的权力。
最近五年，医疗设备商开始感到了恐慌，因为中国ICT科技领先全球，而医疗设备正是ICT科技高度快速应用的一个大行业，缺乏了中国ICT科技，产品就会变得落后，而中国的竞争对手们，正在利用这个优势，不断地缩小他们与美国医疗设备行业的技术差距。
总之，中美医药产品的贸易，是中美贸易中，现在最复杂的一个领域，蓝色小药片最后被FDA通过，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双方斗争得很激烈，但美国企业们也不愿意失去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虽然美国的医药消费，占到全美GDP的15%，而中国的医药消费仅占GDP的6%，但由于中国GDP是美国的5倍，因此中国的医药消费市场，妥妥地相当于美国的2倍，美国医药商再到哪里去，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市场？
若干年以前，美国医药商企图以“自由贸易”的理由，推动中美医药贸易的自由化，但被中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而且是嗤之以鼻，说你们美国人谈自由贸易，那就先取消了“巴统”再说，本身对中国加以多重限制，谈个鬼的自由贸易？说白了中美互不信任，所有的贸易，只能是根据根双方随时可能调整的贸易协议来执行，医药当然不例外。所以美国医药商的努力，只能是折戟沉沙。此后他们多年的努力，也没有能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是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其它国家的霸权，对中国根本不起作用，他们也只能守规矩。
医药，现在仍然是美国相对中国有着较大出超的不多的产业，但美国的医药行业分析员们普遍都认为，未来美国医药业，只能是通过创新的设备或者药品，才能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因为中国本土的医药产业，可不是其它国家能比的，不但现在规模已经是全球之最，而且科技进步速度也是最快的，追平美国的日子并不遥远。
说起来，新中国的医药事业，大约是诸多科技和产业中成长最艰难的一个，到现在为止，在先进程度上，仍然落后美国一筹，被国家认为仍然需要10年左右的努力。
在1939年新中国建国的时候，中国的医药事业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解放前缅华和西华时代建立起的医药事业，仍然是非常薄弱的，那一年统计，包括留学归国和犹太人在内，再包括国内的一些水平较高的医生，西医高级人才不过只有1.5万人左右，而到1940年统计出的高水平的中医师，大约只有八千人左右。其余的医护人员虽然有20多万，但按照现代标准，几乎都是不合格的。
在西药上，西华时代解决的，不过是战争导向明显的磺胺等十几种重点化学药物仿制，大量的普通药物，只能等到建国后开始发展，就连青霉素，都是1944年才试生产成功的。
所以这个领域的底子，是真的薄。建国后在1940年制定的医药发展策略，可以被称为“三个十五年计划”，规划每一个15年上一个大台阶，逐步追上当时先进的美国和苏联医药体系。
最初的时候，主要参考的是苏联的医药体制，美国那种富人和金钱优先的昂贵医药费体制，当然不会被考虑。
一直到赫鲁晓夫时代末期以前，苏联的医药体制，对底层人民而言，完全是最慷慨最优秀的体制，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医药体制。
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第42条明确规定：“国家保证对所有居民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你没看错，对全民免费医疗！写入宪法！这绝对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创举！关键是免费是真的！
而且苏联的免费医疗，当时确实是真正的免费医疗，可不是后世那种大部分国家都宣称实行的“免费医疗”，结果却是垃圾一样的服务体系，只能治一点最基本的小毛小病，医护的水平都很差的“免费医疗”，其实后来各国所谓的免费医疗，无非是要看好病，就去私营医院花大钱，否则只是“看病”而已，谈到真正治疗，就只有呵呵了。
例如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最负盛名的英国“免费医疗”，当初就是对苏联体制的模仿，不过虽然最负盛名，其实对穷人的免费医疗，也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在原时空新冠疫情的时候，英国这个医疗体系的破功，足以说明其真实的成色。
苏联的免费医疗，包括三大部分：医疗服务制度(免费满足居民的一切医疗服务，免费提供病人住院的治疗费和诊断费)、劳动保护制度(改善生产的卫生条件、安全技术，消除工伤和职业病)和疗养制度(发展疗养设施，为工人和农民的休养服务)。
正因为这样玩真的，所以苏联的医药事业进步很快，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免费医疗覆盖后，新生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各种传染病大幅下降，人口寿命迅速提高，苏联人的预期寿命，在1960年代中期，达到了峰值，男性64岁，女性73岁，与当时的西欧平均数大致差不多，这可是在苏联，一个嗜酒如命的国度！
但是李思华在建国初期，建构新中国自己的医疗体系的时候，她却否决了完全遵照苏联的免费医疗模式，原因很简单——第一是当时中国还玩不起；第二是这种体系到了老年化的时候，负担太过沉重，全靠国家必然让财政负担沉重不堪。所以中国最终采取的，是“成本导向型低医药费用+个人医疗保险”的体系，大致是学习了苏联的低成本低费用，又学习了西方的个人医疗保险。
李思华知道，原时空苏联的免费医疗体系，到七十年代就逐渐开始衰败，原因除了干部阶层逐渐腐朽，导致医疗阶层化以外，苏联逐渐负担不起了这个体系，更是重要的原因。
开国阶段，人口年龄普遍年轻，但随着和平时代的延长，人口平均年龄逐渐上升，医疗费用的需求就开始几何级上升。如果苏联在人口平均年龄35岁或以下的时候，确实可以轻松地负担得起全民免费医疗，但是等到全民平均年龄45岁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填平的超级大坑。
所以，虽然“全民免费医疗”非常GC主义，非常政治正确，但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还是不能跳这个大火坑。
苏联医疗体系中，真正被李思华看重的，是两大重点。
第一个，是通过完善的全民医疗体系，实现“治未病”，治疗在发病之前，降低发病率，其实才是真正降低的医药费用。
苏联在卫生工作中贯彻预防思想，极大减轻了社会患病人数和病患严重程度；通过预防数十种常见传染病和流行病，并提供全民接种和免疫；强制年度体检，以及早发现疾病以便医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并强调劳动场所和生活场所的环境卫生；开展全民卫生运动，注重个人卫生和水源、土壤等清洁，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健康保护；大力推动全民健康教育，发展体育运动，提高了国民身体素质……
这些举措，在原始空中国后来的医疗体系中，还能看得到一些受到苏联影响的痕迹，而在新时空，当然要更加系统全面，更加贯彻到底。
第二个，是大量发展分级医院、医生体系，这是治本之策。
苏联的医药体系，发展到1970年，每一千名居民平均拥有医院床位109张，1980年则为125张，这个数字是毫无疑问的全球第一！二战中，医务人员，能够将72%的伤员和90%的生病士兵送回战场，总数量超过了1700万人。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联达到每1万人中，大约有37名医生。相比之下，在当时的美国，每1万人中仅有1920名医生。
老实说，所谓“全球盛誉”的美国医疗，除了那些因为针对富人服务有高昂利润，而使得资本家大力投资的少数医院和高科技药物外，就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医疗效果看，美国体制，给苏联体制提鞋都不配。
所以中国的“三个十五年”医药发展战略，主要对标的还是苏联体系。
第一个15年，主要是大力发展骨干医院和仿制化学药，实现“10%目标”，即将医院45年最后的发展目标，设定为每1000人100张床位，那么10%就是每1000人10张床位；医生需要达到500人配1名，但第一个15年，先实现10%，即5000人对1名医生。药物方面，则是实现全部常见化学药，以及几十种最常用的疫苗，能够自主生产。
中医方面，挖掘了全国有造诣的真中医师，并动员他们提供各种方子，确认有效之后开始发展中药的“中成药”体系，按照“中医为养、西医为治”的总原则，发展中国特色辅助系的药物体系。中医院的设置，则按照与西医院1:6的数量规模，逐步发展。
相应的医学教育体系，也是按照这个计划发展的。
医药科技则是必须企业化发展的，大量的国企被建设了起来，例如东北大区的哈药集团，华北地区的华药集团。后来还增加了大量的混合制药企，用来推动创新药的发展。
当然，在第一个15年，赤脚医生体系、基础卫生教育体系等都是必要的，先保障最基础的医疗卫生嘛。
第二个15年，即从1956年开始，基本上是顺接第一个15年的发展，实现“35%目标”，医院实现每1000人35张床位，医生实现每1500人配1名，而药物上，在仿制药和中成药的基础上，开始向创新药发展，利用最新的生物化学成果，大规模地建立医药实验室。医疗设备上同样如此，从简单设备向复杂和科技设备发展。
第三个15年，即从1971年到1985年，大致追平苏联和美国的医药水平，医院实现每1000人100张床位，医生实现每500人配1名。这是个创新药大量发展，手术能力和医药科技追赶美国的时代。
因此到第三个15年计划完成的时候，中国的医药体系将极为庞大，单单各级医院就有15万所左右，而医生高达300万人，按照医护比例1:2，护士的规模要达到600万人以上。
相对来说，设在乡寨的社区医院，床位较少，基本是1000人配50张床位，因为比较复杂的病症，就要到上级医院去治疗，所以三甲医院的床位配置，至少是1000人配置120张床位以上，通常要达到5000张床位，才有资格申请三甲医院。
根据目前的进展，大约可以提前1年左右，实现这个应该在1985年实现的长期战略规划，使得中国的医药水平，达到世界顶级。
八十年代，中国开始了对仍然落后于世界顶级水平的少数行业的最后追赶，正在争取一个全面领先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