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6章 科技加持下的就业后延时代
西元2010年3月的一天，中央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听取教育部关于新教育体制对就业影响的汇报，科技部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的相关领导也参与了会议。
这一次的会议，将决定新的中国教育体制，是否全面开始执行。
教育部长林铁生，亲自做了汇报，这是影响深远的重要调整，他本人最近几年的时间，几乎都扑在这件大事上，因为在各地都有一些实验，这样的大事不可能没有试点，就直接推出，说起来，几乎已经酝酿15年左右了。
林铁生首先说明了教育部建议的新教育体制。
儿童6周岁入学，10年制高中毕业，16周岁入大学，20周岁本科毕业。大部分学生，接下来是5年的流动民兵实习和继续教育培训的时间，25岁正式就业。少数优秀学生继续硕士和博士教育，期间要有2年流动实习时间。硕士2年半，博士正常也是2年半，所以硕士的就业时间，正常是24.5岁，而博士则要到27岁。只有优秀的科研人员，可以突破这个限制，完全由科研能力来确定教育年限。
本科教育的4年内，学生基本上是分两条线，基础研究型与职业技术型。其实这相当于把原来的低端职业技术教育给废了，而是替代以大学中的更高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
这样做的原因，根本上就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过去初中生、最多高中生就去读的职业技术教育，是相对低端而狭窄的，一旦职业变更，应变性很差。说白了，往往封死了个人发展的上限。
所以分流晚一些，是有利于青年的人生的。过小的孩子，通常有叛逆期，学习都理不顺，你觉得他能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吗？他能为自己的决定，拿一辈子负责吗？国家研究下来，认为到了大学再分流不迟，国家需要的是有技术又思想的人。
相同年龄的两个人，上过大学的，整体素质，通常是要高于一个高中学历的。一个人，在他成年的阶段，思想成熟的阶段，如果还是处在学校的氛围里，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容易成才的。而如果初中毕业，就上职业技术学校（过去大约是25%左右的青年），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就工作的话，本身受到不良影响的概率和程度，相对是比较大的。
在过去，根据需求搞分流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国家日益富裕，青年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总是在追求更多的可选择性，如果继续硬性搞分流，给人的感觉，就是一部分孩子，被逼着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提前成为一个劳动者，失去了将来更多个人发展的机会。即便是个人能力强，跟一个大学生找了一样的工作，学历壁垒这件事情，还是会成为阻碍他发展的巨大屏障。
而且从教育质量的长期数据分析看，很多孩子，尤其是很多男生，都是到高中阶段，才开始爆发，初中就分流的话，浪费了很多潜在的人才。而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后，在大学阶段三年级，再进行分流，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和长期研究，抛开那些天才，即极个别动不动满分的学霸不讲，其实绝大部分孩子都是普通人，智商和学习能力，相差并不大。只是有的自律性强点，更努力一点，学习更用心一点，成绩稍微高一点。大家相差其实不是很大。那些成绩无论如何，都确实差得不成样子的学生，按人数比例来讲，不超过8%。
所以这一次的教育改革，最重要针对的，就是过早分流的弊端。当然，还有其它深远的考虑，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推迟就业的时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迅猛进展，大量的低端可重复性劳动，正在逐步完全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替代，未来大约30年时间内，实质性失业，可能是个严重的问题，推迟就业，当然可以缓解部分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社会既然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在大幅度地下降，那么那些原来初中毕业去读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其就业的范围，也是越来越窄的。所以不如干脆大量的取消，把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到大学本科的范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具备应对智能化数字化社会的能力。
本质上，这是一种“时间换能力”的教育理念，每个青年更长的教育时间，使之具备更好的知识和经验水准，这样在就业上，就可以适应更广的产业范围。说到底，新时代已经需要“全民知识分子化”了。
当然初级职业技术教育，也不是完全取消，而是保留了最精华的一部分，一方面是能够适应未来就业需求的方向，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很长时间内，一些初级工作也不会完全消失，总要给那些读书不行的孩子一条出路。路
至于流动民兵和流动实习体制，那是一点都没动，只不过时间推迟了，现在是在大学毕业后进行，这是因为新时代流动民兵包括流动实习，面对的各种职业和工作，需要的知识程度和复杂度，都是上升的，本身需要更高的知识和思维水准。举例来说，就连民兵的军事训练，其知识含量也不同于以前了，至少要会使用电脑，进行简单编程或者地图编辑什么的吧。
对于青年来说，不过是浪费了几年就业赚钱的时间罢了，但仍然提升了能力和职业匹配度——这个很重要。人多学点东西、经历一些事，成熟几年，沉淀一下，就更能了解自己、接纳真实的自我、找准自己的定位，避免干得不甘心、不安心。年龄大几岁。思想成熟、学习能力更强，会更有稳定性和可塑性，能跟得上科技革命的潮流。
这种就业推迟的战略，也是与当下中国的共同富裕程度有关的，正因为社会的富裕程度高了，才可以在承担在教育上更多的花费，让每个青年能有更多的教育机会。
不过，对于教育质量的要求，一定都不能降低标准。所以有“三个保障”的要求。
第一个是保障师资，新政意味着大学的大量扩招，主要是职业技术条线（原来的基础研究型路线，其实招生规模和水平要求，都并没有改变，还是占高中生的20%25%）。会以国企提供为主，社会招聘为辅，大量的高级技师、富有经验的工程师、管理人员等，都会作为师资力量，充实大学教育。
第二个是保障纪律，这一次的大学扩招，可不是搞那种西方的“快乐教育”，教育永远是有其艰苦和枯燥性的，确实没那么多快乐，所以严格的教学纪律，永远都不过时，对于学生的压力，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强度。
第三个是保障淘汰，读不走的学生，只能淘汰。不会因为扩招了，就降低标准，初级职业教育之所以保留，也是有这个方面的考虑。
教育改革与就业延迟计划，能够这样推行，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脑波模拟器这种科技的成熟与大规模推广。现在的水准，已经达到了可以普遍提高学习效率50%的程度，这种科技成就，使得愿意读书的普通智商的青年，能够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的质量要求。这是满足大学扩招的另一种“物质基础”，有了这种科技，将使得职业技术教育纳入大学，不会出现大学质量滑坡，和被迫降低教育标准的问题。
与就业推迟相配套的，还有人力资源部的退休推迟计划。不过这个计划目前还完全是个计划，预估要在教育改革10年之后逐步推行。
原来的男性退休，普通人都是60岁，女性则是57岁，未来考虑推迟到63岁和60岁，延迟3年。这并不是因为要减小养老金压力的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家的富裕，高生活水平的背景下，人们的身体状况远比过去时代要强，到了原来的退休年龄，实际上根本没有失去工作能力，有些人反而是能力最强的时候，过早退休可惜了。既然就业推迟了，那么退休也推迟，整个结构才算是合理的。
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83岁，而且还在不断提高。男性63退休，还有至少20年颐养天年，这种年龄比例是更加合理的。
当然，之所以要至少推迟10年执行，主要是避开可能的失业最高峰，否则人为减少了可就业的数量，当然是不合适的。再好的政策，也要考虑合适的推出时机。
教育部长林铁生的汇报，冲击力非常强，台下反对者并不少。很多人还是担心教育的质量会因此而下降，他们认为不是每个学生都愿意学习的，总有一些孩子，无论你如何去改善他基础的条件，他们也不愿意读书，但是让他们去学一门有兴趣的手艺，他们倒还是能学进去、能学好。这是原来早早就分流的原因之一。
但如果按照林铁生的方案，实际上所有的教育，都需要一个前提——能够读书，至少要达到上大学的普通质量吧？但恐怕有一些学生，即使有了脑波模拟器的帮助，仍然是学不进去、学不好的，最终还是要浪费两年高中时间，只能去读初级职业技术学校。
中央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唐东挺暗暗点头，这也是他担心的地方，他早已深度研究过教育部的方案。他自己的主张是，原来初中为基础的分流体系确实已经过时了，初中的教育水平太低。现在可以实施二次分流，在高中要先分流一次，到大学三年级再分流一次。所以初级职业教育体系，不能够缩减到教育部主张的那个程度，也许需要保留至少1/3的体系。教育部的方案，太激进了，需要调整为渐进改革。
这件事，不仅仅是对林铁生和教育部党组的巨大考验，对唐东挺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巨大，本身教育改革，就是中国“文明升维”大计划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升维的文明，自然需要新一代更高知识和智力水平的劳动者，来发展和维护。所以其战略意义和必要性，自然毋庸讳言。
当然，教育部的方案还需要反复讨论，唐东挺决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在教育部之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柳安忆部长也做了汇报，教育不是单独的事情，还需要很多的配套才能更有效。
柳安忆主要强调了两点，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角度：
一是物价部门与人力部相配合，实施产品限价与薪酬水平相配合的体制，这项工作几十年前就已经进行，还是在领袖李思华的提示下进行的，只不过近年来，其重要性更加凸显了。
这是一项非常微妙，尺度要非常精准的工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非常强调8小时工作制，对于加班是严格限制的，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劳动者的薪酬越来越高，这就对企业的盈利有着相当的压力。一方面，企业需要尽量利用好员工8小时之内的工作时间，以高效率克服高成本的弊端。另一方面，企业产品也需要合理的售价，来保证合理的利润，企业没有利润，不但不能发展，还只能倒闭，高薪酬自然也就变成幻梦。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能去搞西方国家那种“996是福报”，依靠加班或其它压榨员工劳动力的方法，来降低企业成本，那是完全的邪道，是赤裸裸的剥削。因此除了企业内部挖潜增加效率的“内部挖潜”以外，还需要物价部分，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测算，允许企业产品，阶段性适当地提价，符合薪酬增长的要求。物价部门的管制，有上限有下限，其中的下限，就是保证企业产品的利润空间，避免市场上大家杀价的“多败俱伤”。
这显然是需要非常精准的工作，因为物价提升过快，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要非常小心，如果搞成西方经济危机那种“工资-物价交替上升螺旋”，那真的就是大笑话了。
本质上，这是对剩余价值分配的不断精细调整，企业拿到多少，员工拿到多少，国家和社会对企业劳动的估值是多少，都需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二个，就是如何在大学因为职业教育提升而不断扩招的前提下，规避“结构性失业”，这就与上述的“物价-薪资精确调整体系”密切相关。
人类有好逸恶劳的天性，喜欢办公室白领胜过外勤蓝领的选择，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古代“好男不当兵”这样的思想，除了皇绅军队对军人的蔑视以外，也是因为军人太辛苦。所以现在大量青年，都上了大学，虽然多数人学的，仍然是职业技术，但心态可能就拔高了，对于现实可以提供的工作，可能不会满意。
国家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满意，但国家应该提供一个合理的体系。例如，越辛苦的工作，报酬应该越高，其它的福利，也应该相应更高。这就需要人力部门的“物价-薪资体系”，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体系的变化，不断提供变化的薪资和对应产品的物价调整。
只有做到这样，再加上舆论引导，才能避免社会形成对各种不同职业的“鄙视链”，让人民得到正确的认知——高薪酬就需要用更多的辛苦和劳动去换取，想轻松就不要指望高薪酬，让“干得好不如选择得好”这样的逻辑见鬼去，绝不能有不创造价值，结果收入却更高的现象。
说得不客气点，连公务员都必须在退休前在全国不停地流动，哪里能有什么职业，能够“钱多、事少、离家近”？人保部要做的，其实就是熨平全国各种职业之间的“性价比”，使之基本保持一致，这是社会主义体制下需要的“主动调节”，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执行所谓的完全的“市场调节”。而且市场调节有个毛用？能阻止美国人都不去做制造业吗？
例如想让青年选择一些艰苦的制造业，唯一的办法，就是劳动投入的性价比高，让青年认知在这样的行业，收入远高过其它工作轻松的行业。对应的，就需要提升这些艰苦劳动制造业的产品价格，使得支付高薪酬的企业，仍然能够很好地生存和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
需要认知清楚的是，这是与现在新中国已经达成了相对比较高端的产业体系有关，如果是早期六七十年代的产业结构，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大量的低端产业，如果对艰苦的劳动，支付高薪酬，那么产品的价格将极为昂贵，远远超出了按照这种模式，可以调节的幅度，例如当时的一个制鞋厂，可能有个七八万的工人，对于平均薪酬这个成本，是非常敏感的，工资翻一倍的话，鞋价可能也要翻一倍，由于低端市场全球竞争激烈，翻了一倍，价格可能就没有市场竞争力。而现在这个制鞋厂，可能就只有两三千工人，人少了二三十倍，薪资的“敏感度”，自然就大幅下降，可调整的幅度要高很多。
基本上教育部和人保部，都还是遵循了李思华时代确立的原则——平等、折腾和公平。
所谓的平等，就是大家遵守共同的规矩，以及个人付出的劳动强度和辛苦程度，对应社会总剩余价值的合理比例。注意这里并不是单个企业或单位的剩余价值，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设定。有些单位对社会有意义，但根本不创造剩余价值；有些企业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很少，但社会不可或缺。所以那种西方式的只在企业内部分配剩余价值，仍然是不合理的，要进行全社会的“熨平”。
所谓的折腾，是针对“好逸恶劳”这种人类天性的，既然报酬来自于人们讨厌的“劳”，那就最好让人们少一点“逸”的妄想。这就需要折腾，不管是流动、调整薪酬性价比，都是往这个方向的调整，让人民发现每个职业，都有其明显的“缺陷”，那挑剔也自然减少。
所谓的公平，更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也就是通过连续的精准调节，让人民认知，不会有什么工作又轻松收入又高，大部分的工作，因为都是用的普通人，所以报酬高低，无非就是辛苦程度的差别，根本没有什么鄙视链，有着现实的依据，如果有，就把它调整过来，调整到相反的方向。
这一次的会议，最终导致了以教育改革为基础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工程体系”的出台，这基本上，是一个把教育、教育实践、就业、薪酬、物价4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合理化地实现“平等、折腾、公平”三原则的大体系。这个体系，大概是中国数据处理量最为庞大的体系，单单是使用的超级电脑，就使用了上百台“千亿亿”级别的超级电脑计算系统，这算是最顶级的“顶层计划经济管理系统”。